以下是现年六十二岁的王金范女士自述遭迫害部份经历：

我叫王金范，曾是齐齐哈尔市铁路文工团国家四级表演演员，黑龙江省艺术家协会会员，我的演技在东三省曾荣获三等奖、全国铁路最高奖，两次参加齐齐哈尔市电视台大年联欢晚会的演出。可是十几年来，我因坚守信仰而被关入精神病院、派出所看守所各种洗脑班、双合劳教所、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包括性侮辱、全身通高压电、施用迷魂药等等酷刑折磨。

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十月，我被的单位齐铁一中书记王敏德等人绑架到加格达奇铁路邪党校洗脑班。此间我被停止工作、停发工资，每天洗脑班还从我的公积金中扣十五元的所谓床费，二十天不给饭吃。我先后两次被绑架到加格达奇铁路邪党校洗脑班，迫害近半年。

被绑架到精神病院迫害

我因写信讲真相给市政府信访办，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被绑架到看守所。十五天后，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八被放回家。可是当晚，又被齐铁公安分处、分局六一零庞玉梅、教育分处、单位王敏德及我哥姐将我绑架到哈尔滨铁路局精神病院。我头部被掐上各种仪器所谓的检查走形式，做个假病历后决定送我到高头铁路精神病院，将家里仅有的三千元拿来交了一年的床费。在去往高头途中，我一直讲真相，哥哥被警察指使一拳打在我腮上。

精神病院的所有房间都没有门，走廊一侧是男病房另一侧是女病房。中间有一道门，待放风吸烟时就将门打开。男病人随便出入女病房女厕所。在办公室黑板上用半尺见方的醒目大字写着：禁止王金范外逃！我被放到重病室，吃了两天睡眠的药，精神病人直勾勾的盯着，夜里突然一女病人双手伸进我被里衣服里乱摸，我大声问她干啥？她说找她孩子。

我被每天三次强迫吃药，吃完药站立半小时、检查舌头、让药化掉吸收才肯走人。别人练操我炼功，我自己到轻患病房，大夫撵我回重病室，我不从。大夫叫来四个男病患：抬她走；放倒；抬胳膊腿；放下！突然放手我被悬空摔在地上。我刚被吃完药，一阵眩晕，坐在床上双手把住床，床都翻个，她们又给我打了一针，睡了一觉才缓过来。

第十五天时，护士告知：明天要有外请专家及院领导要对你重新鉴定。在大厅里圆桌周围有上百人，书记、院长、护士、专家任何人都可以向我提出问题由我解答，有时抢问，我皆对答如流，鉴定从上午八点进行到下午一点。院长说：“你这个头脑思维太了不得了，什么问题都没难住你，一切已经很明了了。”院长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说：“大家都可以证明你不是精神病，可以放你回去，但需要单位来接你。”

翌日，因单位、家人不接，精神病院开车将我送回学校，学校不接收，医院又将我送回家。

我被精神病院迫害期间，只有十三岁的孩子自己在家生活，做一锅饭菜吃两天，经常不吃或吃馊饭。学校一旦有真相标语就说是她贴的。警察到学校去审孩子逼她“转化”，齐铁六中校长、老师经常找她谈话，不让上课，被罚在走廊和操场站着，还必须参加考试，成绩不好就污蔑大法。

双合劳教所的罪恶

酷刑演示：背铐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六日，我因看大法师父的经文而被绑架到北居宅派出所，遭警察谩骂、殴打、扇耳光、按住头用手砍脖子、将我左右手上下背后反铐（苏秦背剑）。我大汗淋漓顺着发丝滴在地上，一警察抓住铐子将我拽起来立在地中间，一脚将我踹到对面墙上，再将我扯起来再踹到另一面墙上，如此反复后，他又跑到我身后双手抓住铐子身体悬空打提溜，我疼的大叫。半夜十分将我送到第二看守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已人满为患，床上地上都是人。十天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

在双合劳教所，因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我和许佳玉被关入小号，实为废弃的鸡舍。冬天窗户无玻璃钉块塑料布，风一吹呼啦啦的响，夏天蚊虫叮咬老鼠乱窜。

劳教所将我们十八位拒绝转化的学员长期关押在一个大房间里。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一群武装男女警察都拎着电棍朝监舍走来。他们冲进室内乱搜一气，打骂撕扯乱作一团。学员时淑芳、刘守荣、沈子力（已被迫害致死）、我被分别铐在各室，沈子力嘴被封上胶带。其余学员也都独自分别关在楼下一室，由刑事犯监管。

哈尔滨戒毒所对大法学员下药

五月二十四日，我、杨淑兰、盛奕、崔学敏、张际秋、许佳玉六位学员被双合劳教所用车劫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戒毒所继续迫害。到戒毒所卸行李时，戒毒所警察对双合劳教所警察承诺：没事儿，就几天的事儿。我们分别被关押在楼上楼下的单独房间里，不许出屋，每天有很多被邪党欺骗施迷魂药而转化的帮凶学员，用邪悟理论企图“转化”我，我不听，就逼我坐小板凳，我不坐，她们就靠在我身上、坐在我腿上、贴在我耳边讲污蔑之词，我就站起来大声背《论语》。每天都有几伙邪悟的人在“转化”我，我常常是喝了瓶子里灌的凉水或喝了粥汤之后，很快就会感到急剧腹痛，紧接着开始拉肚子，拉出的是象稀水一样的东西，我知道这是恶徒把药下到这里边了。

一天，她们为了搜经文将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带到浴池洗澡时，许佳玉说很多人围攻她，给她吃月牙形、五角形、粉色蓝色的药片。许佳玉说：“我吃，我不怕！”当着她们的面就将药片吃了。隔了四十分钟左右，她们说：“差不多了，让她写。”她们让许躺在她们身上，拿来一张纸，胡说什么这张纸是生命你要珍惜云云。许将纸撕了，她们惊讶的问：“你怎么撕了呢？”许说：“你们演完了吧？演够了吧？”。后来就给我们六人都弄到楼上，我、盛奕、杨淑兰三人在一起，不让被蒙骗转化的学员与我们接触，这时已经有被骗的几十个学员严正声明拒绝“转化”，坚定修炼！众多学员陆续从新修炼！

双合劳教所被劳教局批评“转化”不力，因而将我们六位学员弄到戒毒所施用迷魂药，结果阴谋彻底破产了。八月初，戒毒所只好将我们六位学员接回双合劳教所。

我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四日从劳教所出狱。

遭北居宅派出所警察绑铁椅、电击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多，警察欲绑架我先到学校把孩子挟持，欲用孩子钥匙开门，孩子进楼道就往楼上跑：妈妈别开门警察抓你来了！警察几步上来捂住她的嘴将她拖下楼弄到北居宅派出所。警察敲门、掐断电话线不让我与外界联系，防暴大队在楼下铺上防跳楼垫子，人山人海。我将窗子打开：“把我女儿弄哪里去了？我们母女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我开始向众人讲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我们母女的大量事实。他们弄来电锯欲将门破开时我将门打开，我受了伤，他们将我送到医院手术。大夫都知道我是当地的优秀演员很同情我的境遇，我向他们述说我遭受的迫害。警察一直看着医生缝合伤口，手术室门口一直有警察把守，送我进病房时大夫呵斥警察：她都用呼吸机了你们还对她这样？！之后他们将我送到北居宅派出所。两个一瘦高一矮胖警察先将脏抹布塞到我嘴上，用长条毛巾勒住嘴，我的右手有伤未铐，瘦高警察双手捏住我的乳房在屋子转圈侮辱我；用盛水的矿泉水瓶打我的眼睛；又将我按到椅子上，前面放一板凳，把我双脚放到板凳上，先用棍子后用鞋打我的腿、脚；矮胖子将我的头仰到椅子背后，用拳头猛击我的头，高个子就无耻的坐在我的耻骨上，前后晃悠，对我猥亵耍流氓，只是穿着衣服而已。我的腿脚肿大、鞋穿不上、不能行走。铁锋刑警大队重案组组长孙彦彬半夜进来：“行了，今天到这吧，明天再审，动静太大，楼上还有住户呢，咱们去吃夜宵。”高个子余兴未减：别的，再打一会儿就说了。

翌日，我被带到铁锋区南浦路刑警大队。带到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屋，警察醉醺醺的拎着皮带要抽我：“不信你不说，到这里你喊吧，不怕你喊，什么都没用。”这时这人被叫走说明天再审。烂醉的警察：“看你到底有多大刚。我们打人不留痕迹，一个刑事犯被打的外面没有伤，可两条腿已经废了。”隔壁传来被刑讯逼供的男学员宋安宇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夜里我昏了过去，一块地面砖上全是血。他们早上发现我躺在血泊中将我送到公安医院抢救。我全身青紫、双脚是黑的。医院内科刘主任外科林昌权主任说我内伤太重太重，里边零件都坏了，脑皮全都离脑瓜骨了，头部伤口就六个一直渗血。三、四天后市公安局来电话：“怎么样？我们去提王某某。”林主任：“现在不行，她还未脱离危险期，随时随地可能死亡。”公安局闫局长：“死个法轮功算什么？她死了不用你负责。”林主任：“那不行，她在我这就是我的病人，我得对她的生命负责，我不管她是什么人！”一天晚上我在观察室，呼呼啦啦涌进走廊一群人吵吵嚷嚷的，有个警察进来满手是血，问昼夜看管我的警察：“有水吗？洗洗手。”警察问：“你的手咋那么多血呢？”那个警察骂骂咧咧的：“去抓法轮功，他从二楼往下跳，让我一枪给撂那了，他腿再快还有我的子弹快呀。”两天后他们把我拖回刑警大队，让我坐在铁椅子上，在我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身体双腿双脚五花大绑，在我两个拇指上套上铜铁片圈，用螺丝拧紧，铜圈连着电线，再推上电闸：我衰弱的耷拉着头且绑紧的身体在电流冲击下像火苗子一样往上窜。停下电后他们对照早已写好的所谓发了多少光盘、传单的黑材料：“不够一百不够判，得给她整够数，好判她。”写完了就将奄奄一息的我的手抓过来按手印。之后将我送至看守所。

人间魔窟——黑龙江女子监狱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到哈尔滨的黑龙江女子监狱。检查身体时拒收，看守所用钱贿赂监狱才收下。我因不背报告词被叫进办公室。门开着，王小丽、吕晶华大队长：“你喊报告词进来。”一把将我扯进去，她俩一顿毒打，将我打抽了，缓过来送到小号铐在地环上。我的心脏病发作狱医常来检查，血压高达二百三、四。“给你送到九监区严管，你参不参加劳动？”“我不干活。”“为什么？”“我没有犯罪！”“你必须干活！”“没罪，不干。”渐渐的我心脏衰竭瘫倒地上，抽搐，狱医来扎人中、扎脚心、打针、毫无知觉。待缓过来她们将我送到严管的九监区。因拒绝劳役，副大队长闫玉华、郑杰罚我蹲，不分昼夜。蹲了六十多小时后脑血栓症状、半身麻木、摔跟头。北方寒冷的三九天她们谎称所谓的拉练，让法轮功学员穿着单衣往外拉人。不走就拽着腿拖出去，手脚冻的黑紫无知觉。一日她们疯狂的将生产监区学员往转化监区抬人，学员都不让抬，一学员冲过去抓住电闸：“谁再抬人，我就……”全监区五十多位法轮功学员都坐在地上立掌发正念，刑事犯与警察都在外围站着。我与王玉卓找闫大队长言辞制止迫害，她们收敛了恶行。

过年时她们让我唱歌，全监区所有法轮功学员、警察、刑事犯都在场。我拿起话筒：“首先问候我远在美国的师父，祝师父过年好！”法轮功学员热烈鼓掌。警察催我唱歌，我纯正的歌声在大厅回荡，在场的人都热烈鼓掌。一日，警察、刑事犯人搀着我去狱医院检查：心肌缺血，心脏严重衰竭，用梅花针敲腿，血顺着腿流淌，我丝毫没有感觉，狱医告诉警察：“别再动她了，下一步就是脑出血抢救都来不及。”自此刑事犯不再谩骂逼着干活了，将我送到病号监区。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在病号监区一个五大三粗的刑事犯夏桂贤专门吃喝法轮功学员的食品，不给就抢经文、打骂。一天因学员未给她食物，她就站在水房大骂师父和法，我前去阻止，她说：“你还敢接茬？”将一盆冷水从我头顶灌到脚，还揪着我头发毒打，用脸盆砍、扯头发扯倒后就踹我，拽住头发往水房外面拖。法轮功学员跑来拉她，她还死死的揪住我头发拖出很远才放手。学员将我扶回屋，身体湿透，高血压猛升、发高烧。我强烈要求警察把她押小号，否则我就报告狱长，她长期如此嚣张都是你们纵容所致。警察借口说她是精神病她们也拿她没办法。我说那她为什么不如此对待你们呢？自此将夏调离。

二零零六年将我调入二监区，我开始不穿囚服，警察刑事犯：用什么办法也得让你穿上。我说：“我以后的事早和孩子交待好了，我用生命来完成这件事情。”后来整个监区法轮功学员都不穿囚服了。

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我还有一个多月到期，她们让我到九监区图谋转化我，我坚决不去。九监区的警察与十来个犯人进来一把将我从床上拖到地上，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用毛巾勒脖子让我上不来气儿，我没声也没气儿了，她们拿下毛巾用胶带将我的嘴和头封上，把手象手捧子一样用胶带缠上，将我用床单兜着抬到四楼的九监区。一进屋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上束缚带，捆在上下铺的铁柱上，又用胶带将我上身与床缠在一起，将小腿和床缠在一起，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强迫给我穿上囚服，强迫坐儿童小板凳，活动范围只能在一块地面砖里，腰必须挺直，抬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军姿。做我的转化工作，往我身上粘满骂师父的纸条，还有用笔写的、用旧报纸写的谩骂师父和大法的废旧报纸堆满我左右。我坐在那里不住的摔跟头，她们就强行按住、把住、还有扒眼皮的、揪耳朵的。我被折磨的已经出现幻觉：墙上的霉点子都是会动的小人儿；毡底鞋的绒毛有一寸多长。她们又给我捆到床上，脚肿的厚厚的，第二天我感到不行了，她们趁机：“你不用写别的只写不炼了就行，若不写，出狱就直接给你送到洗脑班，那里手段更多。”高压下我屈服了。写完她们将我放下，可以躺下睡觉了，可是根本睡不着。明明知道大法是我生命信守的真理，竟违心的违背自己的意志，其痛楚生不如死！我坐小板凳屁股已经坐烂了，肉痂比铜钱还厚，只能趴着睡，内心里只想着如何挽回损失：“我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无论前方面临的是什么！即便是死亡，我也不能苟且偷生。”我兜里存放一块儿白布，一直没被她们搜走，牙筒里有只笔。我每天趴在铺上，左右昼夜有看管人员来回走动，我有时只写一个字就不得不将布和笔藏起来。就这样仅仅几个字的严正声明竟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四月十一日，恰好孙大队带着民工来监舍整修房子，我将孙拦住，将兜里那块写着严正声明的布条亲自交给她。她走后将所有刑事犯一顿大骂，说她们那个月的得分全都没有。刑事犯回来叫嚣：“从现在开始二十四小时不让你睡觉，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就横下一条心，不管送到哪里，誓死不改志。刑事犯当着我的面将那个严正声明的布条撕了：“看到了吧，你写这个也没用，不算。”我开始绝食抗议！一天，孙大队拿来纸让我重新按着布上的话写，写完后她说给我装到档案里。自此我可以每晚十二点后睡半宿觉。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由刑事犯搀扶着走出监舍和监狱大门，我的脚迈不上车的台阶，家人连推带拽的将我弄上车，终于回到我久别的有些陌生了的家。

后记

出狱后，我早已被单位开除公职，身份证、低保都不给办理。单位领导给北居宅派出所打电话要求给我办理低保，派出所所长：“不给她办！她是国外特别关注的人，你别往里掺和此事！”我年逾半百，靠打工艰难维持生计，我虽走出监狱，但对我的身心迫害并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