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八月六日】唐太宗在《帝范》中有这样的论述,“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唯慎祸于将来……。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其大意是:有人说,难的不是明白道理,而是不易实行;更难的不是一时能够实行,而是能否坚持始终。所以说,暴虐荒乱之君,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恶,而是不能把善行推延下去;圣明哲智之主,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能始终行善备恶。确实是正道幽远而难以遵行,邪路近在眼前而极易循行。小人因为只选择那些容易的事情去做,不愿努力去做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难以获得成功,而倒霉的事情却往往与他们伴随。君子因为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不愿毫不费力地去做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能不断进步,福祉和祥庆也总是环绕着他们。因此可以知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们能够在祸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过往的缺失,虽然类似亡羊补牢,但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做事就会谨慎有加,不至招来灾祸了……。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贪嗜邪恶,那么就会基业倾危,身位丧败。要知道,国家的基业,确实是形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大位,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易啊!怎么能不珍惜呢? 唐太宗一生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成就斐然;他雄才大略,经国济世,孜孜不倦。太宗崇善广德,善始善终,缔造了巍巍大唐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的繁盛治世,为世人咏颂千载,太宗的大德和功绩永载青史,万古长流。史籍中关于太宗崇善广德的史料相当丰富,仅摘选以下几例与读者共享。 三千宫女放出宫 大旱灾年救百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妇女被禁闭在深宫里,实在很可怜。隋代末年,隋炀帝不停地去挑选宫女,修建离宫别馆,在并非君主住宿的地方,也聚集了许多宫女。这都是耗竭百姓财力的行为,我从不效仿。况且,这些妇女除了打扫宫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现在我准备放她们出去,任凭她们选择配偶,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而且还可以使百姓减轻负担,宫女自己也会满意。”于是唐太宗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贞观二年,关中大旱,五谷不收,老百姓发生了饥荒。唐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都是因为君王治国无道造成的。我没有修养品德,应该受到老天的惩罚,可是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却遭此困境!听说现在百姓中有很多卖儿卖女的现象,我对他们非常怜悯啊。”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出京巡视,用御府的资财替很多卖身者赎了身,并将他们送还父母家。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说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珍重生命 刑法有度 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书中写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太宗因此下诏今后不得鞭笞囚犯的后背。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硅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 太宗曾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广施仁德 造福百姓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原来认为在离乱之后,民间的风俗习惯会很难改变,近来我发现百姓逐渐懂得了廉洁和羞耻,官员庶民都能遵守法纪,盗贼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习惯,关键要看施政是治还是乱。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同时还要显示出朝廷的威信,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这样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你们应该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侈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树林广袤就有飞鸟栖息,水域深广就有鱼儿游弋,多施仁义百姓自然会归顺。人们都知道恐惧而躲避灾害,却不知施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要不断地将仁义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会远离仁义之道。这就好比用饮食来滋养身体,要让肚子经常吃饱,就能够维持生命。” 以史为鉴 为政勤勉廉明 国泰民安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精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 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 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结语 唐太宗自登帝位以来,广施德政,恩泽四方,而且善始善终。悠悠繁盛天朝,令无数后人向往追忆。《新唐书》赞美唐太宗,“赞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其大意是:“赞语:政治最完美的盛世君主不出现,已经很久了!……呵,盛世君主可谓难得呀!唐朝拥有天下,传位二十人,其中值得称许的三个君主,玄宗、宪宗都不能善始善终;太宗的功业,显赫呵!”“自古以来功高德厚的君主,至少从汉朝以后未曾有过。”)千载光阴一瞬即过,回望天朝盛世,让人不胜感慨,太宗的圣德和他缔造的辉煌永世流传。 文献参考及出处 1. 唐太宗李世民,《帝范》,唐 2. 吴兢,《贞观政要》,唐 3.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唐纪》,北宋 4.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