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胁迫所有人参与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我因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因不报姓名与地址，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被警察用大客车拉到天津武清看守所，同车都是大法弟子，都是没报姓名与地址的，好像还不止我坐的这一辆车。

当天有官员对每个大法弟子谈话，目的是想知道真实的姓名、地址。过程中那些武警被命令要求打大法弟子，我看到很多武警很不愿意打我们，他们说这是命令没办法，也说我们家里也有炼法轮功的，是很好的功，所以这些武警就走走形式。但也有极少的武警发了狠的打大法弟子。和我关在一起的一名大法弟子，被打得昏迷抬进牢房。第二天同修醒来后，我们交流了一下，他告诉我，如果报了姓名会连累家乡相关人员的，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受处罚而不报姓名。在这批大法弟子中很多都是这样的想法，都没有报姓名。

当时因有官员听我的修炼体会，所以我报了真实姓名、地址。二天后，当地警员和单位领导就到天津武清看守所把我带回上海，后被非法劳教二年。我不知这些没报姓名、地址的大法弟子后来怎样了？后来我知道，因我到北京，领导和片警确实都被扣了当月奖金。

（二）建立活摘器官档案库

二零零一年在大丰劳教所（上海劳教所二零零二年之前就在江苏大丰农场），我已不记得是在哪个月了，记得那时天还是比较冷，有一批穿着警服的医生来到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身体做了全面检查，对一般劳教人员不做检查。

检查过程中，连大法弟子的家人有什么大病都要问清楚，几乎所有项目都做了检查，还要问过去的病史，还检查皮肤，还问得过什么皮肤病？现在知道，这很可能是在建立活摘器官档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