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梅女士说：“有八个月的时间，弟弟不停地奔波在法院、检察院和整个司法部门，找人托人，花了不少钱，希望他们能对我网开一面，不判刑或少判。那时我们家的人都将平时挥汗如雨般劳动积攒下的钱，此时却挥金如土般的为营救我而花费出去，希望我能早一天出来；同时也都在默默地承受着这如同晴天霹雳般的精神打击。……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平淡朴实的，怎能经得起这样的大事……”

下面请看王淑梅女士自述修炼大法和坚持修炼被迫害情况：

一、修法轮大法绝处逢生

本人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年32岁。在此之前患多种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心绞痛，痛时打滚穿不住衣服；头痛，整天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尿道炎，不能喝一滴凉水，手脚不能沾一点凉；还有妇科病、乙肝和十二指肠溃疡。因风湿，手指节肿大变形，阴雨天骨头特别疼。每一次女人的经期如同大病一场，都要在热炕上盖上被子烙上两天。

我是一九八八年结婚的，生了孩子之后，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一直是气血亏，说话有气无力的，躺在炕上生怕别人碰我，仿佛一个手指头能捅漏我。1.64米的身高只有90几斤，跟我开玩笑的人说我“吸大烟”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本应是风华正茂、朝气旺盛、精力充沛之时，我却在病魔的折磨下失去了青春的色彩，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精神状态，却整日萎靡于炕上，病怏怏的。

为了能使自己好转起来，像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打点滴、喝苦药、做各种仪器治疗，各医院、诊所的地址我再熟悉不过了，折腾了几年，钱花了不少，也没见效果，我也跑累了。一个农民辛辛苦苦挣点钱多么不容易，生活不能得到改善和提高，却花在治病上。善良的丈夫从不说什么，可是我放弃了治疗。有一天，我想，如果谁能治好我的病，我就给他磕头，永远感恩不尽。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下旬，在身体与心灵的压力难以承受之时，我仰望苍天，想要脱离这世俗纷扰之争。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从未接触过任何宗教学说，只是这么一想而已。几天后，有人告诉我她学了法轮功，并介绍了她病愈的详情。当她把《转法轮》一书拿给我看时，我捧在怀里，那一刻我明白这就是我要的，只有他能解除我身心痛苦、病魔折磨，超脱人世的苦海。

从此我深深扎在《转法轮》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个大法宗旨就是真、善、忍，那以后我用善心化解了与公婆家的矛盾，打开了僵持了很久见面不语的尴尬局面，大年初一还给他们拜了年。

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用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时，折磨我那么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十七年过去了，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针，医院诊所从此与我绝缘了。我身心从此轻松无比，人也有了精神。一个身心被病魔折磨的人是用什么语言也描述不了的——那种无病一身轻与精神愉悦的感受。

我的身体健康，不仅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劳动起来又快又有力，我又能挣钱了，家中里里外外忙碌，生活过的很起劲。从此我家的面貌有了改善。

二、讲真相遭绑架

没想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江泽民之流不顾一切，不顾百姓的身心健康，滥用手中的权力，公然向全世界撒弥天大谎，栽赃诬陷法轮功，疯狂打压法轮功与一群遵守真、善、忍的好人。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的一天，勃利镇派出所在家无任何人的情况下，非法闯入民宅，进行非法抄家，抄走我的大法书籍、录音带和资料等。之后我到派出所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与在我身上的奇迹变化，索要我的物品，他们也没还给我。

我作为身心受益者，见证大法的神奇，不能让世人受江泽民谎言的欺骗。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我走出家门，和法轮功学员曲静红大姐向我身边的人讲清大法的美好，发资料告诉人们不要听江泽民的恶毒邪说。可还是有人听了邪恶的灌输，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诬告。在我俩返回途中，一辆微型面包车拦住我们，从车上下来五、六个男的，强行把我们往车里拽、拉、推，当时大街上很多人都目睹了这一事实。

我们被绑架到新华派出所，他们将我和曲静红分开关押。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回答，因为我没有犯法。在他们恼怒谩骂中，所长赵万奎挥拳冲向我的额头，顿时起了鸡蛋大的包。因为我学法晚，没在公安局挂号，公安网上没有我的名字，后来他们在勃利镇派出所找到了我家的住址。随后他们象匪徒似的抄家，把我的手机、Mp3、电子书、4000元钱、电脑、刻录机、大硬盘和一些打印器材与卫星接收器材等等全部抢劫走。就连为顾客安装好的卫星天线也都挨家挨户抄走，这一天是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下午三点。警察匪徒似的行为还没完，以后又接二连三到我家到处翻。我们家是本份的农民，以种地为主，从未见过这阵势，都吓坏了，谁也不敢言一声，默默地任凭他们翻腾。

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将我罩上黑头罩不知带到哪里（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是勃利县拘留所），这一晚有两名警察审讯逼供。第二天上午八、九点又将我带回新华派出所，然后就是一天一夜的审讯，由局长亲自审讯，警察每二人一组，每隔一小时一换，轮番逼供，要我说与我接触的（法轮功）的人。

到八月六日十点钟他们看也没有什么可问的了，非法将我押入勃利县看守所。七日下午二点开饭时又将我提到勃利县公安局大楼。第一个问我话的是七台河市“610”（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宪法和公检法之上）头子毕树庆。他说只要你说出那些（法轮功的）人，我就能放你回家。在仁义与自由之间，我选择了舍生取义，不符合人的行为就不能做，大法师父要我们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好人。还有一个也是“610”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威胁我说：“你要不说就给你 ‘开飞机’、 ‘卸膀子’（都是酷刑），还检查不出病来”。

晚上又来了好多头头脑脑的，我从未见过，更不知姓名与职称，他们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一个不知多少瓦（度）的照明灯照我，又刺眼、又灼热。他们仍每小时换一班，每班三人（一个头头两名警察），轮番逼供。让我说出谁教我电脑打印，卫星接收器材的来路，都和谁接触。大约午夜十二点 多 钟，包片民警赵军来了。他说：如果你不说以后就没饭吃了。就这样三十多小时的审讯逼供没得到他们要的目的，最后又把我送到看守所。大约是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下的逮捕证，非法批捕我。

我在勃利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九个月，家人每次看我都要找人花很多钱才能见到（在那里对法轮功学员比对刑事犯看管的要严）。非法关押我两个月后就是秋收季节，弟弟为营救我已顾不上收地，都是邻居好友帮忙收回了家。有八个月的时间，弟弟不停地奔波在法院、检察院和整个司法部门，找人托人，花了不少钱，希望他们能对我网开一面，不判刑或少判。

那时我们家的人都将平时挥汗如雨般劳动积攒下的钱，此时却挥金如土般的为营救我而花费出去，希望我能早一天出来；同时也都在默默地承受着这如同晴天霹雳般的精神打击。其实我现在用任何语言都难以描绘当时的内心煎熬与几乎天塌般的那种难以承受的磨难。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叫无门的那种感觉。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平淡朴实的，怎能经得起这样的大事。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份在外地的儿子知道了我被绑架和囚禁，从哈尔滨回来，也是找的人才能让接见。我们母子隔着玻璃窗，看着孩子撕心裂肺般哭喊着，看着自己的妈妈被当“囚犯”关在这里，自己却无能无力帮助妈妈。我们只有彼此都痛心疾首的看着对方哭泣……

三、被非法诬判七年

在看守期间，勃利县检察院诉讼科曾两次对我下起诉：第一次是我和曲静红。曲静红是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被送到七台河市看守所异地关押。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早，勃利新华派出所通知曲静红家人去七台河看守所接她，原因没说，到看守所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才知道：是曲静红血压高达240以上长期不降压，到二十六日血压升到280 ，七台河看守所急忙通知勃利新华派出所接人，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写到此我才明白，是因为怕人死在看守所，他们推卸责任。若回家死了与其无关；如果没死等着开庭下判，这就是取保候审。曲静红在七台河市看守所里一共呆了（被非法囚禁）76天。

曲静红回来一个多月，也就是十一月末，十二月初，勃利法院来了几个警察到曲静红家说十二月四日开庭，要家人把曲静红送到法院开庭，并要家人签字。家人不签并指着曲静红对警察说:就这一堆一块，你们要判她就把她抬去，我可不送，但是人死了可不行。因为当时曲静红已不能自理，不能下床，于是来的人与法院电话联系，打了半小时的电话沟通，就走了。十二月四日没开成，以后派出所又去曲静红家几趟，看此人还是那样，再也没去。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检察院以证据不足要给我撤诉，但后来还是决定非法起诉我。第二次是二零零九年一月份左右，而这一次只有我自己。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日，在勃利县法院非法开庭，庭中只有公诉人、法官和书记员，再就是我。在无任何家人和旁听者情况下私自开庭，在不符合任何法律条例的情况下，“610”操控法院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诬判我七年刑期。我听后茫然、困惑……我学法轮功没有错，公民有信仰自由权；我学真、善、忍做好人以至更好人没有错，我怎么会犯罪被判刑？于是我不服，要求家人给我上诉，请律师。当律师来跟我谈话的时候才知道：律师也是不敢越过江泽民下达的指令文件，不敢为我做无罪辩护。

我的上诉到了七台河中级法院，二零零九年四月份某日，七台河中级法院在勃利县看守所下了判决书，维持原判。

在我要被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前两天，家人全来了，那情景宛如我上刑场般。看到家人那悲痛欲绝般的情形，我做好人错了吗？怎会给家人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我内心酸楚、疼痛与无奈交织在一起。

四、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摧残六年

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星期三凌晨四点，我在勃利县看守所正熟睡中听到有人喊：王淑梅起床收拾东西！迷蒙中醒来一看是董小伟狱警。他说快点收拾一会送你走！同寝的姐妹们也都起来帮我收拾。大约五点钟，我上了车。由看守所黄松副所长开车，董小伟、关欣（女）、小聂（不知名）四人在“610”、 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指令下，将我强行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从此度日如年，过着我的身体与精神承受被摧残的暴虐生活。

（一）被逼迫转化

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先在十一监区被逼迫转化。每天在监舍坐着低矮的小凳子，只一块地砖的地方，坐着有姿势的，稍一活动，就招来呵斥，更不许走动，由刑事犯轮番看管不许和任何人说话，不许任何人接触我。每天强行洗脑逼迫看侮辱大法和师父的碟片。

一周过去了了，她们看还没有攻破转化我。五月十一日晚，道长（一个监区一个，由刑事犯担任，看管被关押的人）崔香说：明天给她（指我）送小号去。我没吱声。五月十二日八点钟，她把我叫到仓库。一看早已有四、五个刑事犯人在那里等着。崔香说：到这里不转化是不行的，都必须转化。说着几个人强行拽住我的手指按在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四书”上。这就意味着我写了“四书”转化了。她们的目的达到了，整个气氛突然变了：她们那些平时对你的阴脸、虎威的架势都没了，换成了非常得意的“微笑”；而我的内心却像被蝎子蜇了、毒蛇咬了般剧痛，那种精神伤害摧残不亚于一片一片的剐肉。而这才是开始第一步，接下来是逼你写思想汇报、心路历程，但是文字词语内容得符合监狱的意思要求，目的是观察你的思想动态，然后是监狱“610”考试。有面试、笔试。试题内容是与大法违背的，谎言与诬陷组成，是泯灭人性良知的。每顺着它们的所走一步都是 违背道德和吞噬着人性。

在这种精神摧残与心灵揉搓之中，后来我去了劳动车间，想远离这罪恶的环境。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我到了劳动监区十三监区，这里仍然有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一切系统与措施。有队长、狱警、组长、包夹。逼你看污蔑大法的光盘，让写思想汇报，巩固三个月才能下车间，到了车间也由刑事犯包夹看着，没有自由，去厕所得和包夹打招呼。

从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到二零一二年我在十三监区呆了三年。这期间监区副大队长牛翠松想要我做“帮教”转化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知道转化是不对的，我怎么会做“帮教”呢？二零一一年，我们室内五个法轮功学员都写了严正声明递交了上去，声明在监狱逼迫和压力下所说所写的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作废，重新修炼！

到了二零一三年又一轮对法轮功学员转化迫害（也叫“重回炉”）。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一点左右，方警官说：王淑梅收拾收拾东西，一会十一监区来人接你。那一天我们是四个法轮功学员又被送到十一监区。我、刘伯滨和李桂云在一个组，她们将我们的物品全都放在走廊检查。警察将我们全身从内到外搜了一遍，不许我们出门半步。直到晚上六点左右才由刑事犯把我们的物品拿进来。当她们把我们的被褥、床垫子扔进监室来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床床被褥，而是棉花套子，被褥全给拆了，连床垫套也给拆了。我们所有的衣服就像旧货市场一样混杂在一起，看不清是谁的。当时那种屈辱真的能使人发疯。同修刘伯滨边收拾边哭。因不想影响其他刑事犯睡觉（她们要值夜班而且白天还要劳动。分前半夜、后半夜值班，主要就是看着法轮功学员）。所以我们只简单的整理一下，铺着棉花套就休息了。那一夜我只觉得全身高烧有六十度，睡不着，又不能动，忍着非人的待遇，忍着身体的灼热，忍着心灵的压抑……

第二天我们整理衣物、食品箱、洗漱用品时，发现好多东西都没了。后来听说那天把我们的物品扔了好多，而且不许任何人碰。最可气的是把我们的家信也给扔了。当时我要了几次，就说警官没看完，总是搪塞。在这无论是警官，还是刑事犯做违法的事太多了，可就是他们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做多少违法的事都不“违法”，因为都合乎中共邪党理、合乎江泽民的要求。

在十一监区每天5：30起床，整理好床铺就坐小板凳，喊洗漱才能去。因就一个洗漱间，要一个组一个组的洗，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让见面。洗完了后到组里由包夹跟着，有事和包夹说。另一组再去洗。上厕所时包夹先出去打场，就是走廊、厕所都不能有人。每晚9：30分才允许上床休息。小凳子上不许有任何坐垫，仅一个姿势，腿不许伸着、弓着，两手放在膝盖上，腰要直。仅几天我的右侧臀部下到膝盖的神经就没有知觉了。不让我们自己盛饭，说是怕我们拿勺子打人；不允许任何人同情大法弟子，使一些善良的刑事犯不敢言，否则扣分；发现我们有大法的经文或某些方面不符合邪党的要求就扣刑事犯的分，以此挑斗、制造矛盾，就像以前斗地主、群众斗群众类似的做法。刑事犯挣点分很不容易的，因为她们要靠这点分积攒在一起减刑的，那里有句话叫：“分分小命根”，每一分对她们太重要了，有时差一分减不上刑，就得晚回家。有的人（刑事犯）知道法轮功好，知道监狱的人在搞事，也不敢说什么，有苦咽着；而有的人（刑事犯）就受着监狱挑唆骂法轮功学员，说什么法轮功学员“自私”一类的话。在这分秒难挨的地方，在邪恶的环境，善却变得一文不值。

一个月以后，把我、刘伯滨和李桂云三人分开了，各在一组，进行所谓的“转化”。写到这儿，我真不想回首那段往事。那一段时间是我的精神心灵承受到极限，身体也处于极度痛苦的过程。

把我们分开的第一天晚上我因不蹲报点名，四个人把住我胳膊、拽腿、往下按，让我蹲下。四个人没按下我，嘴说着什么，我依然挺站着。后不让我上床休息，让我在小凳上坐到晚上9：30分。我没听那一套，把床铺收拾收拾就躺下了。李桂云在隔壁，听说让她坐到夜里12点。刘伯滨在李桂云的隔壁，而我们却互相见不到，彼此惦记着。监狱折磨人时，就像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那时如果没有大法的力量撑着，真的会疯掉。有时去厕所走在走廊时，想奇迹般能见到她俩，然后抱上去痛哭释放一下压抑的心情。

我被强制坐七天的小凳之后，每天早8点让去仓库，由帮教（犹大）用曲解大法的话，把你向邪悟方面诱导。如果我讲大法的美好，管洗脑的刑事犯就骂我，几个人天天对着你攻击、灌输歪理邪说的东西。如果你不吱声，她们说：你说话呀。再就给你看诬陷师父与大法的光盘，把社会上不良现象都栽赃到法轮功身上，千方百计的诱导你邪悟以达到转化的目的。

她们正在想尽办法对我转化之时，又来了亲情方面的打击。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父亲来到监狱强行逼我减刑早日回家。谁不想回家？在10分钟接见的时间，我没吱声，隔着玻璃窗看着年迈七十的父亲，受邪党喉舌宣传的毒害，说着电视上灌输给他的诬陷师父的话，他甚至以寻死觅活，逼我写“不炼”了的话。我内心痛苦至极，我发疯般的对老父亲吼着：别说了！老父亲走后，二十八日下午，我精神崩溃失去了理智：写了“保证书”， 邪恶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晚上我做梦看见自己从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飘飘坠落……第二天晚上梦见古时候的武士从我们家将装金银的箱子不知拉走多少箱，后面押着被绳子捆着胳膊的爸爸带走了，黑夜中我拼命的向他们哭喊：我爸爸是好人……爸爸是好人……。他们谁也不理我，象没听见，仿佛我不存在似的。

现实中，两个月以后，家里恶运连连：大弟弟开车出了车祸要资金赔偿给人家；小弟弟因生无名火与人打架要资金赔偿给人家，都付出相当大的资金，这在一般人家卖房卖地都偿还不起的。接着爸爸在一天的午后3、4点钟觉得腿脚不适，第二天早上出现了偏瘫、脑血栓症状，然后到处住院、医治，要人照顾。当时正是春耕季节，两弟弟还得忙于种地，妹妹只能辞去工作照顾父亲起居，陪他吃药、针灸，又是一大笔资金的损失。我家发生的一切应验了我做的梦。这就是一个听信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的老父亲给自己和家人所带来的不幸……

后来在监狱“610”的监视下，监区副大队长牛翠松对我的转化又来了一次面试，我违心的回答她的提问。

（二）精神打击加奴役，身体垮了

再一次被迫转化，对我精神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我从十一监区回到十三监区后，身体变得沉沉的，坐也坐不住，走路腿也抬不动，整天就是累，没了精神。就这样，道长罗雯丽还让我每天干出12元钱（白干，不给你钱）的任务。干最多的任务是13元，由年轻刑事犯干。我干不完，道长说就由包夹（年轻刑事犯）干。包夹每天完成自己的任务都很难，还让包夹跟着我们加班，这不明显制造矛盾吗？一天在我身上搜到了经文（每天收工时都要对每人搜身），就扣了我身边刑事犯的2分。

12元钱的活我干不完，一天我找到了大队长徐阳，和她说明了我的情况。我和徐阳说，我现在的身体实在是承受不了，那么就要由包夹来加班完成，她们每天都那么多的活，还要出外役，每天都很累，我怎么能忍心哪？而道长罗雯丽不让，勉强减了2元，让我干10元的活，那我也干不完。因为那里的活不是我们在外面的思维能想象的，比如撮一小包棉签才算2分钱的活，干什么活都是一分钱或2分钱，要完成任务，干活量很大。就这样的，那段时间的身体，后背沉的有好多好多重物压着，头也如重物压顶，抬不起来，又累又困，没了精神。上、下工包夹帮着我拿包、提暖瓶。后来组长石梦颖怕影响组里任务完成，找到大队长让我干5元的活。就这样有时劳累过度，第二天连拿根棉签的力都没有了。组长只能给我请假回监舍休息了。因为病休没有任务，在车间就有任务，干不了大家承担或挂账。

二零一四年五月份监狱当官的换届，戴莹来十三监区当大队长，逼着我们法轮功学员体弱的、年龄大的都得下楼往楼上拿货，车间是四层楼，空手走一趟都气喘。

一天在卫生间里，就感觉到身体支撑不了了，在意识清醒时，急忙拽着窗框，将无力的身体坐在窗台上。过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的迫害承受到了极限，坐在窗台上不能动了，但意识清楚。就听收拾卫生间的康姨说：淑梅呀，你咋的了？我无力应答。就听康姨喊其他人说：她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快给吃速效救心丸。我知道我从修炼十六年从未有过心脏病或其它疾病，没吃过一粒药。就用微弱的舌力向外顶药。几个人将我拽着窗框的手扒开，一点点的将我扶架出卫生间。就听她们说：这脸咋这色呢？

我知道当时我和死人无异，脸色一定是死人脸色。那一刻其实我知道我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意识清楚。她们将我放在长条凳上躺着。我知道那时她们怎么放就怎么样，身体已没了活力，放在那与一挺死尸无区别，只有一点微弱的气息。就听（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王秀玲姐说：淑梅你想：我没事，要跟师父回家。我的真命在另外空间应允着。从那时起才真正体会到肉身和另外空间里的那个神的生命不是一个。不知躺了多久，她们看我人没有醒，就找人背我去医院。就这样四个人从四楼把我背到医院。 医生说我营养不良、低血糖、低血压（高压80，低压60），点上了点滴，不知多久人醒了。

从那以后直到出监之前那一段也就是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是我最难度过的时间，我身体一直虚弱，尤其晚上心脏反应出的那种撕心般难受，每晚正睡时，心难受就得立即坐起。夜岗每天晚上都看着我，有时给我拿心脏药。身边的常人姐姐（是夜岗）经常和我说：淑梅呀，你好像可累了，每晚都说梦话。哎呀我咋这么累呢？在车间有时连拿一根棉签的力都没有了。后来出现这种现象就得在床上不动的躺个四、五天才能有点力起床吃饭；有点力气了就又去车间劳动。每天就这样有气无力的挨到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出监。

（三）用所谓的减刑继续迫害

报卷减刑对于刑事犯是特大好事，而对于法轮功学员是一个悲哀。法轮功学员和大法弟子没有犯罪，何来被判刑？又何来减刑？可是你不答应减刑就罚你。如果你答应减刑，那一系列的邪恶计划安排如同上刑具一样，一样接一样的折磨着你，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吞噬着你的人性，泯灭着你的良知。

首先写申请减刑报告，然后是思想汇报，内容是写邪党之词。不符合她们的要求，包夹（看管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组长（监室中的头，由刑事犯担任）、警察就没完没了的跟你谈话。之后是监区考试、监狱考试，通过还由法院来人考试。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一个牙也没有了，诬判了她七年半的刑期，最后经过法院考试，她没按照监狱的要求说，说了真话没过关，回来后被罚坐小板凳、辱骂她，改变了一往对她的态度，整个环境氛围布满了红色恐怖。

二零一一年八月说我条件具备，要我报卷减刑。这一次我不报卷减刑，她们看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做我的“工作”。二零一三年我再一次被迫妥协转化后，无奈我同意报卷减刑。

（四）被强迫交医保费

二零一三年二月份，在十一监区监狱强迫每人交70元医保费，刑事犯不敢言，法轮功学员更不需要，但也不能例外，对法轮功学员是逼迫交费。要过年了，每人家人都来监狱探望自己的亲人。法轮功学员李桂云的女儿从广州请假坐飞机回来和七、八十岁的姥姥来监狱看望妈妈。从早上到中午了还没让接见。警察问李桂云想见就交（医保费）钱，否则家人就等着。没到过监狱接见的家人是体会不到那种急切等待的心情。况且女儿见了妈妈以后，还要飞回广州上班，还有年迈的老人。她们一老一小不知内情的盼着、等着。李桂云想着这一幕一幕，无奈交了70元钱。警察立刻领着她去了接见室。

二零一四年大约五、六月份左右，监狱又收医保费，道长罗雯丽以存小账为由（国家规定给每个人每月12元费用），将我们的钱卡全部收去，在不经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在每人的钱卡上划去70元医保费钱。

（五）出监前后

二零一四年七月份监狱为了迎接符合所谓上级的检查，搞类似“文化大革命运动”红色恐怖运动，进行搜监，查它们认为所谓不符合它们要求的东西，将所有的笔、带字的本、书，即使监狱允许订阅的书刊也不许留；将犯人买的食物、油没收或倒掉，即使辣椒油拌进咸菜里、酱里都得扔掉；衣服、被子、鞋扔了一茬又一茬。有的犯人要在里呆10多年以上，有点衣物、鞋省的花钱买了，可是警察是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收、翻、扔。那一段时间，我们精神几乎尽于崩溃状态。

出监这天清晨，我没戴胸牌，戴莹说你没离监就得戴上，并将我出监的物品全部扣押。就连丝袜、判决书、电话号码、书、本，连一个字都不允许外带。出了门只能上“610”的车，自家车不能坐。

在精神压力与身体极虚弱的情况下，到家时已人事不省，成为半死人，全家人都哭了。

五. 遭迫害的影响

六年的时间，家人都承受了相当大的精神打击与经济损失。原本我们夫妇经营很好的菜园，因我遭绑架劫持到冤狱，无人劳动管理，孩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前途事业，回家务农。丈夫在无道德的人类社会中下滑，偏离了做人的轨道。公婆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公公还得卖菜、婆婆每天一日三餐的做饭，精神上支撑着等我回来就好了。

我唯一的儿子结婚我不在现场，司仪喊双方父母入场时，儿子强忍泪水，亲姐妹们无不流泪。儿媳妇生孩子，我不能尽婆婆的义务与责任照顾她和孩子。

我妈妈因为我被绑架到监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过早的离世了，我却未能看上一眼，尽一份孝。父亲因生气上火得了脑血栓，弟弟、妹妹也都为我费了很多心……

回到家，家人都不敢让我再学法轮功，也给了我重重的压力。可是大法能使人重德行善，大法能使人身心健康、精神愉悦，真、善、忍是每个人都必不可缺少的，我怎能放弃呢？只是家人惧怕中共江泽民集团这红色的恐怖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