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使胡克玲女士的人生再经磨难，她说：“在这十多年的迫害中，我经历了七次被抓，三次强制洗脑，被关拘留所两次，一次被关精神病院，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四、五十万，使我原本令人羡慕的家夫离子散，给我自己及家人带来无名的灾难与痛苦。精神及经济损失无计其数。”二零一五年六月，胡克玲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送交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将其绳之以法，还世间公道。

以下是胡克玲女士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份内容：

一、苦难的童年

三岁那年，我因偷吃咸鱼而得了痨病，小小年纪的我尝尽了一年四季病的痛苦。特别是夏天更是无法承受喘不上气的痛苦，每天打针吃药已成家常便饭。因为打得太多、时间太长，经常是打上针，就回不了家，臀部连着大腿疼得我扶着墙边哭边往家挪。

一九八零年，在念初三的时间，我就开始失眠，经常睡不着觉。

一九九六年患肺心症的母亲在我家去世之后的三年，我痛苦、失眠，恶性循环，加上工作上的不顺心，同事间的勾心斗角，导致我严重的心脏病。再加上颈椎酸、僵，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颈椎与别人的正好成相反的弯曲，除非睡觉，要不我必须一直摇转着我的脖子，否则，脖子就酸的难受。

因一九八七年坐月子时得了脚后跟疼的病，我每天两个班的四节数学课都得穿着孩子的舞蹈鞋来应付。十几年的时间，中药、西药、偏方、请巫医我无所不用。我学太极掌，打太极拳，并且我还练了两、三种气功，即使是再离奇的偏方我都不错过试用一下的机会。

二、修大法获新生

后来，同事向我推荐法轮功。就这样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四点多钟，我带着女儿去了公园抱着试试的心态炼了法轮大法。

我修炼法轮功半个多月的时间，我身体的一切病症都不翼而飞。我兴奋的都哭了。丈夫也高兴得跟他的领导说（他领导有很严重的皮肤病）：张书记，你快炼炼法轮功吧，胡克玲炼了法轮功后身体好了，也能睡着觉了，脾气也变好了，跟换了个人似的。

看到我的变化，六、七个家人也都开始炼法轮功了。

三、说公道话遭中共迫害，被逼离婚家庭破碎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流氓集团一意孤行的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对法轮功创始人的侮辱、诽谤。而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一拨又一拨的到北京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当时丈夫跟我女儿说：不能让你妈炼了，再炼她也会去北京上访的。可孩子出乎意料的说：不要管我妈，她炼了法轮功身体才这么好的，让她炼吧。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四日，我拿着自己写的“真真正正的一个我”，满怀信心地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没想到，我却遭到北京公安的关押。回家后，丈夫迫于压力，对我拳打脚踢。学校开学后领导就不让我上课，安排我在图书室。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再一次去北京，在中南海的南大门被绑架，在府右街派出所经受了警察的电棍电击，脖子、脸腮、手背都被电击。回家后一直二十多天脖子上的水泡才消失，至今在脖子两侧留下了电击的疤痕。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姜淑娥家，我、姜淑娥、王宝平和陈玉芬四人一起被青岛路派出所绑架。第二天，她们三个被关进青岛大山看守所。就在这一天，我被迫离婚后关进莱西收容所。后来我走出去，在外流离失所漂泊了九个月的时间。

我知道，身居局级干部职位、在政府工作又专管法轮功的丈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二零零一年六月，受到株连。在上级政府一次次的调查过程中，都因我修大法而不能提拔。最终市委书记找他谈话说：家属炼法轮功，回去多关心关心家属吧，因而调离原职权单位。最后，丈夫实在承受不住，在强大的压力和极度的痛苦中违心的与我离了婚。离婚前丈夫和女儿哭过好多次。在女儿成长最需要母亲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家。我女儿得不到妈妈的照顾，独自一人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十几岁的女儿经历着至亲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经常痛苦的睡不着觉。离婚时，八十多岁的婆婆握着我姐姐的手，反复地说：侄女，俺真的舍不得。

四、在莱西二院精神病科遭野蛮折磨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与大法弟子孟培花去济南女子监狱看望她的女儿（因为修炼大法，被判刑五年）时，在济南火车站无辜被盘问被绑架。下午由莱西公安把我俩拉回，关在城关派出所。

九月二十七日，莱西公安又把我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劳教所拒收。他们还不死心，又把我送到王村的洗脑班，洗脑班也不收。最后，莱西六一零、公安、莱西实验中学又密谋强行把我关进莱西二院精神病科，当时他们几乎是把我抬上四楼精神病科的。由于我不配合，他们就把我绑在床上，给我打了一针，结果我昏昏沉沉的睡了一整晚。

注射毒针的后遗症：胡克玲手指的骨节肿大

从第二天开始，他们每天都要给我量血压，强逼我吃药，我不吃，男护士就把我绑在床上，捏住鼻子往里灌，喷的我满脸、头发都是药水。在里边，隔几天的时间，他们就要给我打一针。我不配合，男护士就找来四、五个男的精神病人，野蛮的把我摁在地上，护士唆使这几个精神病人给我解腰带、脱裤子，然后他就给我打上针。男护士还经常用精神病科里绑精神病人的长布带绑住我的两只胳膊，使我不能自由活动。我绝食抗议这种邪恶迫害，他们就给我灌食。把我的手脚都绑在床架上，然后再在胸前拉一条布带。他们为了折磨我，灌食时，把胶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之后，上下拉动好多次。即使灌完了，他们也不把胶皮管子抽出来，这样导致我不敢下咽唾液，一下咽就恶心的要吐。当我想办法把管子抽掉后，他们再次这样野蛮的插进去，甚至还要找根更粗的管子往里插。护士还恶狠狠的说：治你有的是办法，就叫你难受。

二零零二年腊月二十七日，在姐姐和姐夫的多次要求下，我才被放出来。四个多月的非人折磨，最终导致我头晕、眼花、身体僵硬、肿胀、麻木、坐立不安、心慌、恐惧，并且四个月没有例假。而且还被扣发工资，强逼我自己承担精神病院昂贵的医药费。到二零零三年正月我回校上班的时候，同事看到我趴在我肩上哭，事后同事告诉我说：看到你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你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后来四、五个月的时间，我的脚肿的都穿不进鞋。

五、公认的优秀教师被迫失去工作

二零零五年十月，因为给学生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构陷，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八天。我任教的班级，教师的子女加上学校教师的关系比较多。好多学生家长直接打电话找学校领导，还有的家长直接找公安负责的官员，也有的直接找到拘留所要求放人。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青岛路派出所再一次到单位绑架我，送青岛大山看守所，被拒收。

二零零六年正月开学不长时间，姜副校长代表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领导都知道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教师，不过没办法，教体局通知：调离你教学岗位，不能上讲台。”

当时六一零下达文件，每月只给我发380元的生活费。当时我看到六一零的这份文件时，我要求复印一份被拒绝。学校吕会计让我直接到他那儿领工资，可我去领工资的时候，他却说，先不发给你，以后再说吧。就这样，我连每月380元的生活费也被剥夺了。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青岛路派出所的十多个警察开着两辆车到学校把我拖到车上，并抄了我住在学校的家。第二天在看守所拒收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找关系把我关进了青岛大山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我11天后，七月二十四日，莱西法院、公安、实验中学派人把我接回来，软禁在实验中学监视我的居住，每天在我家门口白天晚上都有7、8个人值班看守，其中有3、4个公安，其余是学校教师，所有值班人员都在学校吃饭。全部费用都是用我的工资。

七月二十三日，学校为了配合莱西公安的迫害，为防止我从家中后窗逃出，学校强行砸碎我家后窗玻璃，把后窗又焊上了两根横着的铁棍，结果电焊火花引着了床上的枕头，烧坏了放在我家的邻居的床、床上用品及我的大部份衣物。看管我的目的就是法院欲对我非法判刑。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我想上班也不发工资，还要受这些人的迫害，我不想让这些人继续作恶，就爬墙走出学校，流离失所，自谋生路。

二零零七年初，我被莱西教体局开除公职，由张为才（被枪杀）局长盖章签字。还冠以“自由离职”的美名。

其实，从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不要说正常的职称晋级，就是连评先选优的权利我都被剥夺了，即使是教学成绩再好，师生们再怎么认同，都无济于事。这一切皆因我坚持修炼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