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苗明莉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部分事实：

我原是山东潍坊解放军八九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以真、善、忍的原则教导修炼者，做事要替他人着想，先他后我，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修炼后，我努力去掉自身不好的习惯，在家庭中保持善良，遇事不争吵，和平解决矛盾；在单位遇员工出言不逊、态度恶劣时，能做到发自内心不生气，宽容别人，以诚相待。

炼法轮功之前，我身体虚弱，有颈椎病，冬天手脚冻伤，几十年如此，二十多岁时，末端血管血流状况相当于六十多岁的人。修炼法轮功后，这些病痛不治而愈，我修炼十七年来从未吃药、打针，但却身体健康。

修炼法轮功后，我的道德水平也不断提升，一次在菜市场买东西，卖家粗心多找了我几十块钱，我主动退回。一次买衣服，忙乱中卖家多给了我一件，我也马上归还。还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被一个骑电动车的人违章冲撞，腿被撞破了皮，对方不但不道歉，反而还破口大骂我瞎了眼。我保持镇静，没有与她争执，反过来还安慰她。这样的事例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我被医院当作重点迫害对象，常被领导叫去逼迫放弃信仰，年底被定为转业。

二零零零年五月上旬，我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到国务院信访递交上访信件，被门口守候人员绑架，后劫持到潍坊驻京办，由潍坊公安局X科刘科长负责，在那里每两位法轮功学员用一副手铐铐住，被要求靠墙边就地坐下。稍后一位女工作人员把我叫到卫生间让我交出钱，我被迫交出八百元，他们未开具任何单据和证明。

之后我被单位医院派来的专车劫走，负责押送我的是时任政治处主任李祥斌及另外两名干部，几小时后我被送到潍坊坊子区济军791仓库，现场有很多上级领导及军人，负责审讯我的是十分部保卫科科长任小平。在那里我被非法关押十三天，每天有两名女干部日夜守候。审讯者强迫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十分部领导声称我被关押期间，家人把奶奶接来照顾孩子，其实是奶奶被政委辱骂撵走，孩子在上学班车上被其他孩子嘲弄。

后来我被带回家中监视居住，禁止外出，电话被掐断，白天两名女干部在家中监控我，晚上家人下班后接替看管。因为我的缘故，宿舍楼道的单元门每晚被按时封锁，楼下门外有数名机关干部看守，给其他住户的进出造成不便。

院领导召集全院各科室主任在会议室对我进行揭批、强迫表态，利用各种人员对我施压，几天内达一百多人次，负责这些事情的是时任89医院政委张修海、宋院长、政治处孙主任、干事马志昌等。

在其他的军转干部都不用上班的情况下，我每天由两名干部押送强制上下班。在选择转业方向时，我选择的市区三家医院都被否定，政委张修海对我讲述其中一家医院的说辞是，情愿再安置五个转业干部（地方安置压力很大）也不要一个法轮功。亲属为我联系的一家单位也因人诬告而落空。

二零零零年九月份，政委告知我军转安置的所有路都被堵死了，我将被按干部复员处理，并且要求我在申请表上写上我是自愿的。为了减少家人的痛苦，我违心写下“自愿要求干部复员”。按规定我应拿的十七万元干部复员费，但单位只给我九万，还扣发三千元转业补助及半年的奖金，并催促我搬出营区宿舍。二零零零年中秋节当天，我被迫复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区区九万元在市区不够买套房子。

到地方后，我的户口落在父母家，而潍坊奎文区广文派出所警察到我父母家，强行把我的户口本单页抽走，吊销了我的户口，只发个户口迁移证。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第二次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绑架到潍坊驻京办，我被铐在椅子上一天一夜，未进食。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因遭人恶告，我在单位上班时被潍坊奎文公安分局便衣警察绑架。在派出所坐铁椅，铐手脚被审讯数小时，同时他们用万能钥匙打开我的家门对我家进行抄家，收走所有法轮功书籍，没收手机一部，U盘一个，用万能钥匙打开我父母的家门，强行将我劫持到医院抽血化验，之后直拉到潍坊看守所。警察谷某亮出了非法逮捕证，我拒签，他说不签也得进去。在监室门口牌子上，我的名字被标注为“重点人员”。

在潍坊看守所非法关押的十天中，我被迫每天十四小时以上密集奴工，做的物品是茶叶盒、挂历等，无报酬，伙食每天三顿都是重复一样的馒头、咸萝卜块，玉米糊。监室一、二十人睡一张拥挤的大通铺，昼夜不关灯，由两名犯人一组整夜监视睡觉的人，发一卷卫生纸用完后就不再给，说必须让家里打钱过来才能给。据其他人讲，打过来的钱必先扣除五百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潍坊奎文公安分局警察勒索我家人一万五千元后才让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