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当年42岁的法轮功女学员丁丽波被七台河市六一零、公安局绑架在七台河市公安局刑侦地下室里发生的一幕。事情虽然过去十年了，丁丽波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丁丽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人。她说：“我是一九九七年四月，通过别人介绍说，书店有《转法轮》，我就接触，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第一遍看《转法轮》，感受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在这里找到答案，这本书远远的超脱平常人的理念，这本书从根本上提升人的道德，这本书解决我的疾患是小问题，他让人的灵魂永生。从此无论什么环境，我都放不下这本书，时刻记住‘真、善、忍’，让我变得更加善良、宽容与真诚，周边环境包括家庭越来越和善。同时我的身体变化巨大，一分钱不花，鼻咽癌和乳腺癌没有了，偏头疼好了，免疫力低下常感冒的症状好了。直到被迫害之前，我天天乐呵呵，一身轻。”

这么好的功法，可是江泽民却一意孤行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不顾一切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丁丽波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从这天开始，就遭受了方方面面的迫害。

下面是丁丽波自述被迫害经历。

一、来自受中共谎言欺骗的家人虐待

我和前夫（注：以下说的丈夫都是指前夫）赵立强本来夫妻关系很好，我修炼法轮功，他也不反对；可是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就变了。他是铁路警察，来自中共江魔头系统对法轮功迫害的指令，他都能知道。他感受到恐惧和压力，回家之后，对我先恐吓告诫，继而是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打我——唯一目的：放弃修炼法轮功！

有一次上级找他谈话，要求他拿到我的“保证书”——保证不再炼。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求我说：“我教你打麻将，输钱、不做饭、不理家，就是跟了谁，我都认了，只要你放弃修炼。”我说：“你要我学坏，那些事情师父教导我们恰恰是最不能做的！”

上级多次找他谈话，说我不脱离法轮功，他就将被开除。他时常打骂我，不让我吃饭，把大米粥扣在我头上、脸上、身上；他练过擒拿术的，把我打倒在客厅冰冷的瓷砖上起不来。邻居来看热闹，他打开房门，公然对他们说：“她还炼，我教育教育她。”看我已翻白眼，他只有叫来120车。车到我也缓过来，没上车。后来我带着满身的伤，头上的大包有鸡蛋大，走出家门……

由于他单位总是逼他让我放弃修炼大法，他又说不出我的错误，使他在别人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朋友一提他有个炼法轮功的妻子，他就觉得没面子。回到家里，常年不跟我说话，不与我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买的鱼肉等贵一点的菜，不让我吃，摔碗摔筷子。那几年我吃的菜，都是父母和妹妹、妹夫给我拿的菜。有一次丈夫偷了我房门钥匙，第二天中午我打工回家吃饭，却进不去屋，又身无分文，忍饥挨饿流落街头在外。

后来在我两年的被非法劳教期间，他没给我拿衣物，使我没有穿的，都是别人帮我；两年内他没有看过我，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个电话。我被非法劳教所释放的时候，是我的三个妹妹去接我的。

回来的日子，家里没有语言。我一日三餐也艰难，剩下很少的菜及菜汤留下给我；剩的多，他就倒掉，让我没吃的，我基本上是以米饭填饱肚子。有一天，他见大米消耗的多了，骂我：赶上猪了，大米少这么些。二零零八年端午节，他带孩子在外面吃喝玩一天，半夜才回来，我在家却用仅有一根尖椒加大米粥充饥。

二零零六年，他到劳教所，态度极其恶劣逼我离婚，我没同意。二零零八年，为了让孩子当兵政审能过关，丈夫强逼我和他离婚，他终于拿到离婚证，霸占我用工作买断的钱（注：单位裁员，离开单位时，单位一次性给一笔钱，就解除了和单位的一切关系）买的楼房以及一切家产，我一无所有被赶出家门，使我处于流浪状态。丈夫在外造谣说：“孩子他妈死了多少年了，是他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获得不明真相人的“赞扬”和“同情”。

即使这样，他也不放过我，二零零九年五月，丈夫捏造罪名说我有“法轮功组织”，告到中纪委、省高院、市法院和县法院，使我被全国通缉，省高院一副厅长带队到处抓我，把我当“犯人”对待，使我无处吃住，有时饿的只好吃坟头的供品充饥，无处换掉一身脏衣服。他伤我身体、精神及名誉。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丈夫为了保住工作，为了他有面子，逼迫我放弃修炼，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头被打起包，头被打破近二寸长口子，流血将近二斤，枕头满是血，现在还能抖出血粉末；腿骨被打骨折，内脏被打坏，打骂是经常的……

许多势利眼的亲属、朋友远离我：“哼！一个法轮功！”有的说：“炼的离婚了……”

我修炼法轮功，孩子也跟着修炼，他在大法中也受益了。孩子上小学时，一天，我看着孩子写作业，他突然趴在桌子上说：“妈，我不行了，我拿笔的劲都没有。”我一摸，头上身上滚烫。我看见孩子的大脑几乎都被红色炎症占据，只有边缘上一点点是好的。我抱起孩子放在炕上，孩子昏昏睡去，我把家里仅有的炼功磁带放到播放机里给他听。我信师信法，孩子会没事的，我守护着孩子，给他干燥的嘴唇喂点水。

过了一会儿，孩子开始吐，吐空了胃，烧退了些，到了后半夜，他就不太烧了，三天后，孩子全好了。可是在我第一次被绑架关押四个半月中，为了让孩子说句“不炼了”，他亲爹拿窄皮带在孩子的后背上狠命的打，伤痕累累，痕边肉翻起，象刺一样，夏天啊，一出汗，伤处非常疼。孩子背书包碰到整个后背，可疼了。由于他爹一次次打骂，又在学校老师的洗脑中，在当兵中，又洗脑，他不炼了……

丈夫逼我离婚后，孩子归他爸了，我现在很少能见到孩子了，他现在的境况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二、来自单位工商银行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开始中共中央电视台滚动播出对法轮功的恶毒攻击，诬陷、诽谤、造谣，立刻同事和单位领导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直说：别炼了，中央都不让了；有的暗自高兴：这回下岗我不怕了，有法轮功的垫底，一时还轮不到我下岗。

第二天，领导把我调开，去翻我办公桌和柜里的大法书，幸被我厉声喝止，才保证了大法书的安全。书只好拿回家或随身带，再也不敢放在单位了。

以后我工作的单位工商银行变相软禁我，限制我自由，经常让我放下紧张的工作，去行长办公室谈话，逼我放弃信仰。他们通过谈话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但他们写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上却说我顽固不化、痴迷、难以教育。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所在的银行大裁员，开始买断工作，我厌倦了这种对我没完没了骚扰、干扰我工作的日子，我无奈买断了工行房地产信贷工作。大约在八、九月份，行长梁永青在一个饭局上说：“我单位的两个祖宗（指我和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可买断了，不然愁死我了。”我一个叔叔在场，把这话传给我丈夫，丈夫对我说：“你什么买断，是让行长硬挤出来的。”从此，他对我不理睬、不说话、不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不久这个行长遭恶报：他开小车，撞到一个停在路边拉钢筋的大货车上。救他出车时，心脏插在钢筋上带出体外，极惨烈。

三、来自派出所、勃利公安局、七台河市公安局、六一零的迫害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我无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单位，回到家里也不得安宁，多次遭到公安不法人员的跟踪、监视居住、围追堵截，被绑架、关押劳教两次。

（一）第一次被绑架、囚禁和劳教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县公安局政保科（后改为国保大队）科长孙成义一伙及勃利县城西派出所警察五十多人和几台车，包围我的住处，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抄我家。翻出的大法书和材料，他们就让我丈夫全投入到火炉中焚毁，然后绑架了我。我被绑架到了勃利县城西派出所。在城西派出所非法审讯我，警察打我耳光、用冰冻的矿泉水瓶打我，我身上被打的几处紫青包块好多天都疼痛；用探照灯的强光照射我几小时，瞌睡就被打；让我指认其他法轮功学员，我没说认识一个法轮功学员，他们恼火，拉我去法轮功学员家，我闭眼说不认识。他们坏呀，说：不用你说话。露面只要点一下头就可以了。我一概“不知道”。他们说：警察的媳妇还不配合，让他男人收拾她。

又把我转到新华派出所。在勃利县新华派出所，警察当我的面用电棍电击被绑架的男法轮功学员卫松昌，让我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后来把我非法关押在勃利县看守所。在勃利县看守所我多次被“提审”，政保科（后称国保大队）科长孙成义把我绑在铁椅子上，几小时下来腿都不会走路了，坐铁椅子最长达五个多小时，造成痔疮严重。在非法关押期间，勃利县看守所搜身，要摸遍全身；我被饿饭、被打骂、罚站。

酷刑演示：铁椅子

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他们与我丈夫合谋欺骗我，让我在“五书”上签字。丈夫从身后抱住我，孙成义按住我的手写我的名字，这一举动几乎使我崩溃！

强行按手印

之后勃利县“六一零”和公安局合谋非法判我一年半劳教。具体是孙成义一手承办，公安局局长史立着批准的，由法制科的王会革送走的。临送走前，把我与法轮功学员陈淑艳用手铐铐着，在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到处被群众围观，不让我们说话，人们以为我们是什么罪犯。

送到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经体检不合格，退回勃利县看守所。二零零一年这次绑架囚禁，丈夫被迫交给看守所伙食费九百元钱，县公安局法制科王会革勒索丈夫五千元钱私吞，被劳教所退回又在勃利县非法关押我三个月不放，又勒索二千元钱才放回家，这二千元钱被王会革办公室人分掉。回家那天已是十一月份，外面飘着清雪，我穿着单鞋单衣，连袜子都没有，心情冷到冰点以下……

当时公安局副局长宋国良，看我被释放了，以后为了让家里人看紧我，他到铁路派出所找我丈夫赵立强说：据我们调查，你媳妇给法轮功买了一台复印机是一万多元。丈夫回家问我这事。我说：咱家工资是固定的，哪里能出一万多元，这不明显挑拨离间吗？你也信？后来宋见没起作用，又生一毒计：你媳妇买信封信纸和邮票给县领导写好多封信。这回我丈夫信了，没收我的钱，让我兜里没有钱花。

（二）第二次被绑架、囚禁和劳教

在二零零五年秋季，七台河公安局的毕树庆、六一零的姚刚（还是我高中同学）等人指挥警察到勃利县利用跟踪、蹲坑种种手段，掌握了情况在十二月二十日晚突然行动，抓捕所属勃利县的几十名大法弟子。

我当时在烟叶复烤厂的化验室打工，他们找不到我，就去找赵立强威胁说，不配合就拿下他的工作。丈夫说出我在烟叶复烤厂化验室工作。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他们到我工作的地方强行绑架了我。我当时抗拒绑架，五个男的硬是把我抬上车。在车上不让我闭眼，他们用烟头烫我，直接把我带到七台河公安局刑侦地下室用刑的地方，扒掉我的外大衣，扔在地上踩踏、吐口水、吐痰，并扯坏了最下面的扣子。在七台河刑侦大队的地下室，我手反背铐在铁椅子上，脚也铐住。让我提供别人（法轮功学员）的住处、电话、单位及与我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扩大迫害，继续绑架法轮功学员。我想应该让抓捕到我这画上句号，所以我不回答。他们叫嚣着：一定一定要撬开她的嘴！两个男警察抡圆了胳膊打我的头、脸，我被打的头肿、脸肿、眼睛向外鼓胀，眯成一条小缝，耳朵被打的听不清，木木的；他们还用拳头打我的上身，造成我肝剧痛，心脏要出来一样，胸腔全疼，肚子痛的受不了，吐血；他们用冰冻的水瓶打后脑及大脖子和后背。他们打我最后一个动作时，我是头向左侧一歪，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约感觉，一个男的在摸我的颈动脉，边上一个男的说：这么顽固醒了送去冷冻，来它三个来回（就是冻了缓，缓了冻）。随后过来一个人翻了一下我的眼皮，说：她不行了，冻不了了。他们没有送我去冷冻。

这时我感觉很饿很饿，又要去上厕所，由两个女警架我去厕所，那里的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模样，全脸都肿起来了，眼睛鼓出来，白眼仁全是充血的，头上整个从头顶到后脑全是包，肿的鼓鼓的，整个头大得吓人。

从厕所回来重被锁在铁椅子上，把手反背在身后铐上。

他们对我施以酷刑后，依然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在门外商量一阵后，进来一个男警察，把我腿往前拉一拉，不容分说解我的腰带……我一看不好，大法弟子是有尊严的，不能让他得逞。由于脚被铐着，双手铐在铁椅子后面，无法反抗。我大吼：“要干什么？！”他说：“都是过来人，我要干什么你还不知道？”我说：“住手！我有话问你。”他说：“你说吧。”同时住了手。我问：“你能弄死我吗？”他说不能。我说：“我有没有出来那一天？”他说有。我说：“我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你！”他说你不知道我姓啥叫啥。我当时背下他的警号。我说：“我就针对这个号起诉，好使不？”他站起来，手托着下巴，踮着脚想了一会儿，系上我的腰带，走向门口，突然又转回身，拉下我的衣服，出了门。有人在门外与他说了什么，接着，就听见两个响亮的耳光打了他。我确定这是他的上司安排的强奸行为，因未遂，被上司打了。这是在七台河市公安刑侦地下室发生的，这是一个用各种各样刑具、各种手段齐下的地方。

为了要得到它们要得到东西，他们恐吓、暴打、侮辱我十几个小时（从下午一点到晚十二点多）。

我被酷刑折磨后脖子都发硬，转头困难，这些年就一直颈椎不好；被暴打后，胸腔全疼，肚子疼的不行，后来走路走不了几步，就得蹲下，内脏全都伤到了。以致后来发现血压高、血糖高，直到现在小便都费劲。我的胰腺、肝、心、肺、肾都被打的损伤；耳朵被打的变得阵发性耳聋，眼睛视物模糊，走路象脚踩在棉花上，要扶墙或铁栏杆走。

受刑之后，有时出现头脑一片空白，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在哪条街？家在哪？什么都不知道，有时持续几天，后来持续一会儿。

后来，把我关在七台河看守所里，警察利用刑事犯欺负我们。刑事犯她们明真相后，知道我们是好人就不欺负我们，她们就被警察训斥。

在七台河看守所期间，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姚刚是我高中同学，带领他的爪牙们，多次找我谈话，决定给我量刑，原来要判刑，后来省公安的杨波、七台河市公安局的毕树庆、市政法委、市六一零办公室联合决定，把我判两年劳教（这是最长期，二零零六年取消三年的劳教期），说是黑龙江省戒毒女子劳教所有强大的转化班子（尤其劳教所那里的恶警牛晓云、张玉书、孙彦秀、刘杰、孙宝莲等迫害法轮功是有名的），把我送那里转化去。六一零的人却说，看你同学对你多好，费了多少脑子为了转化你。后来才知道，姚刚、毕树庆和杨波伙同劳教所要重点转化我。

在七台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一个月，判我劳教罪名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送到哈尔滨戒毒女子劳教所迫害。

（三）来自哈尔滨戒毒女子劳教所的迫害

到哈尔滨戒毒所女子劳教所，身体被七台河警察迫害得不成样子，仍强收下我，因为“上面”有话。

一进劳教所就体检，重点是验血，一个公安大夫带一个新的大夫，告诉他：做X光时凡是骨盆骨头发亮的都是法轮功，越亮的炼的越好。他回头见我在旁边，训斥我：不准偷听。我说：我没偷听，我在排队。

体检结果，我毫无疑问应退回，劳教所不应该收我，结果有姚刚、毕树庆、杨波的话，大夫硬签字留下我。

体检完就搜查。劳教所搜身逼我们脱光了搜，衣服边、裤腰都仔仔细细摸、看、查，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头发全剪成难看的短发，那场景不忍回忆。

然后逼我们“转化”，放弃信仰。他们给我们放央视造假的“一千四百例”光盘给我们洗脑攻击大法，攻击师父；他们编排一本蓝册子，针对《转法轮》上的某句话进行攻击诽谤，颠倒是非，抹黑我师父和《转法轮》。

他们为了让我在糊涂时签下几书，一个多月每天只让我睡四个小时，白天瞌睡就弄醒我，两人一班看着我，导致我头痛头晕，心动过速，有一点声音就吓得浑身冒汗。在关我、转化我的屋子的隔壁有医务人员和抢救设备……有一天我才清醒意识到这是邪恶迫害，我大声喊：不让我睡觉，你们破坏天赋人权，比见血见伤的迫害更邪恶，我一定把这些暴行公之于世，曝光你们的恶行。它们把我晾在那，一天没人过来跟我说话，从那天开始让我正常睡觉了。

后来我向劳教所的人们揭穿中共造假欺骗的谎言，为了不让我讲真相，劳教所就单独关我，不让我接触人，把饭打回来吃。

在劳教所黑窝，我身体被感染了疥疮四处溃烂，烂肉奇臭，整层楼充满臭味，烂到露出白色骨头。每天晚上，要自己把烂洞里的腐肉掏出来，奇痛无比，又要自己动手极难。他们没有一个管我，任我自生自灭。经过一年才长好肉，聚成大疤。在劳教所那里我五脏六腑没好地方，经常出现“睡不醒”的状态，没什么知觉，只有一口气，叫不醒我，大家以为我就要死了，常常跑来医务人员抢救，因为不能在大家眼前让我死去。有一次情况非常严重，掐人中，用针刺都不醒，无论法轮功学员还是普通犯人哭声一片，传出很远（有个警察在大门外听到哭声紧急跑过来），这种情况应该送我回家，他们因转化问题，就不放我回家。

劳教所里限制人身自由，他们榨取被劳教人员体力劳动，为他们赚钱，而我们无工资，强迫我们装牙签，卫生条件极差，没有高温消毒，外包装上却写着“高温消毒”。 装的牙签远销海外许多国家；给大药厂折纸盒，卫生条件根本无保证。有时为赶进度，干到半夜十一点多。长时间超体力少睡眠的干活。吃的咸菜都掉盐渣，许多人得了高血压。

在劳教所他们制造矛盾、挑拨离间、欺骗造谣，让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和。

有一个普通犯人本来精神就不太正常，有一次她去到库里取牙签箱，看到那么多迫害人的刑具，其中就有“铁笼子”，用钢筋焊成长方体，把法轮功学员塞进去，坐，坐不直；躺，无法躺下，摧残人的身体。她跟我说完这些后，就有些精神失常，大喊大叫。三大队的宁队长傲慢的说：哼，不转化，我就把她塞到铁笼子里，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个肉身能扛几天？

他们怕联合国有关人权组织要到劳教所调查，把日本人留下的水牢里的铁椅子拆掉，已经锈死，只好破坏性的拆除，把各种刑具包括铁椅子锁在仓库里。

一个袭警的刑事犯心向法轮功学员，触犯了恶警，他们把她扒掉袜子，“大”字型铐在上下铺上，脚站在地上，地上泼水，用几根电棍在水中放电，她直蹦，手、脚上的铐子就勒的越紧，勒到肉里了。恶警放四台录音机到最大量，掩盖她惨叫声；还用辣根冲水抹在她的眼、鼻、口中，剩下的用针管打进阴道，她极痛苦在惨叫，却伴着恶警的惨笑声……恶警并且大声说：叫，让你叫，这算什么？当年用在法轮功身上的比这还厉害！这些魔鬼几天不折磨人就手痒痒！

二零零六年，没经过我同意，劳教所从我的帐户硬扣五十元钱（减期一天发个小证的工本费）。二零零七年临回家，勒索我妹妹们六百元钱，才放我回家。

中共江泽民集团明知道我无罪，两次判我劳教都是事先捏造好的，我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失去了法律上的正当程序保护，我没有“扰乱社会秩序”也没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在一系列的迫害中，依据是江泽民的指令，一点都没有法律依据，我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机会找律师维护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