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丹近日回中国帮助父亲办理好了来美的一切手续。“这一次我本来非常高兴，非常乐观，有了护照，一切移民手续也都办妥了，以为一定能把爸爸接出来。”王晓丹说：“但是出关的时候，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们就把爸爸的护照给剪掉了，海关说护照是公安内部给取消的。”

王晓丹再一次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在回美的机场，她的眼睛失神地望着远方，小声说：“他没有告诉我他要去哪里，我又找不到他了。”

以下是王治文本人8月7日记述的他出狱以后一些情况。

王晓丹（右）18岁离开父亲（中），18年后的2016年才与父亲在中国重逢，可是幸福是那么短暂。左一为王晓丹的丈夫杰夫。（王晓丹提供）

我叫王治文，现把出狱以后一些情况简述一下。

我于2014年10月18日出来，被公安部门直接拉到昌平的洗脑班（西城区法制学习班），于2014年10月25日回到家中。

家的环境周围的变化：在出入的路线上安置了四个摄像的监控器（红外线），据了解在居住的楼的对面的水泵房内是他们的监视点，每天有俩人值班，是国安系统的安排。他们可随时了解到我与谁接触，周围的邻居对此情况很清楚。

另外，把我作为“维稳”重点的还有社区居委会、物业，他们也会再部署下去做他们的事情。

当然他们的监控也表现在对电话的窃听、对我本人的跟踪，在一些他们认定的“敏感”时间都会有安排。这样的方式不仅对本人生活造成了骚扰，生活环境方面也人为的使周围的百姓形成一些隔膜。

我恢复自由后，一直有与我女儿王晓丹团聚的想法，由于特殊的原因，只有我申请办理护照去美国来实现团聚。公安人员了解我的想法。

2014年11月份，我曾经到（北京）西城区出入境管理处去办理，没有被受理。他们只是口头说明不给办理的原因，说剥权期间不给办理，在网上没查到这个规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有了一些变化，2016年1月份通过了网上申请并正式办理了中国护照，开始了办理去美国与女儿王晓丹团聚的过程。

中间的几个环节出现了公安的干扰：

（1）2016年2、3月份，西城月坛派出所李亚军、王同利警官来到家中问到护照一事，要求我把护照交给他们，使用时跟他们要，我认为没有必要，拒绝了。李警官在电话联系后，提出他们的领导要跟我谈一谈，地点在派出所。我的想法是我现在回答就是我的态度，你可以向上反映，我没有必要去派出所，如果要谈可以到我家中。我向他说明的是：我办理护照是走正式途径，过去不能办，现在办理了，肯定是合法的。

（2）再一次要护照我拒绝后，他们讲由于我不同意交给他们，“已经把你的护照给注销了”。

（3）2016年7月份，公安部署的监控人员加强了力度，由远距离到近距离到不离左右，每班俩人，日夜有岗。我买菜、散步，就在左右；我理发他们也在理发店中；我出去办事，他们寸步不离，甚至走过来说：“今天去哪？”已经熟悉到这个程度。

（4）7月31日（星期日）上午10:00左右，来了四个人，分别是西城分局刘某某警官、月坛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同利警官、一个孙姓警官，由刘警官主谈。刘说：“你要出国，根据规定剥权不能出国。今后你要离开北京需向派出所申请。”我声明：“你们监控是你们的事情，我不认同你们的说法。办理护照，由不能办，到正式拿到护照，其中怎么回事，你们应该问你们的上司——是合法的。关于剥权的说法，也没有你们所说的规定，网上都有，如果真有什么规定由你们提供文件。”

刘姓警官讲到，到我这里进行沟通，讲清一些事情，已经是他们做事的“最底的底线”了。我也在谈话中讲到：“你们实行的包夹方式，跟人讲话就会拍照，严重干扰我的生活。”他们讲，可以向上反映。

（5）7月31日晚我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当时有三个人值班、跟出），开始我的办签证之旅（广州）。

在广州体检中心受到了国安系统眼线的跟踪。在广州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后，住地受到了监视。8月5日晚9:00～11:00之间，当地派出所和其他二十余人来到租房门口，房东出面到租房内查看，借口是有十余人搞非法活动，后经陪同人员严正的拒绝，没有进一步扩大事态。

（6）我于8月6日上午出发，带着全部合法的文件、资料，包括护照、美国签证，到边境办理离境手续时，海关人员对护照要进行核查，后说：“你是否丢失过护照？网上给予注销。”又说：“注销没有注明原因，是公安内部注销。”

这次办理到美国与女儿王晓丹团聚的签证是个漫长的过程，不仅要有资料的准备，也要经济上的投入；有家人的期盼，更有很多人的关注、帮助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在公安部门一己的做法下，竟是成了这样的结局。

我只是简单的述说一下这个过程。这样的公安、国安系统的一些人，为了一件很普通的移民团聚之事，动用国家机器的系统力量，采用的手段不光明，让人侧目。

我再次声明，去美国与女儿团聚、生活在一起是我的愿望。我整个办理过程合乎程序，取得的证件是合法的。这是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实际事情，请大家关注。

王治文
2016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