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六一零”这些地方，一般百姓很难進去。我每次都智慧的進去救人。

二零一四年，我们本地有两位老年同修被本县国保警察绑架，一位被营救出来了，另一位仍然被非法关押着。我针对这件事写了劝善信，大量复印，写好信封，一封封装好，都写“领导”收，以便于普发。一天，我挎着一包信到县政府大楼，门卫不让進，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有个人问题，非要找某某领导。门卫说我签名才让進，我就签了名。進去后我就开始发劝善信，从四楼发到一楼，只要门开了我就進去，没人的我就把信放在办公桌上，有人的我就亲自交到他的手里，有的人当场拆开看，还说谢谢。当发到第十九封信时，正好是六一零办公室，我就被绑架到国保大队了。

这个国保大队的头目是个迫害法轮功多年的警察，他问我信是谁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他不信，要我当面写给他看，我就写给他看，他一看字迹吻合，就不让我写了。他又问信封是谁写的？我说：“我一个婆婆，没什么文化，为了尊重领导，请一个过路的女士将信封写漂亮一点，不好吗？信也是劝善信，你看看。”于是我当场向他劝善，并发正念，善心加上正念，一下灭掉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最后他说：本想拘留你十五天的。你走吧，我要去做客了。我还想多说，却被他硬推了出来，最后安全回家。

二零一五年夏天，一位老年同修外出贴真相不干胶时被绑架，非法关押七个多月，　警察扬言要非法判刑。我想，一定要否定邪恶的迫害，一定要营救同修出来，一定要救参与迫害的警察和法官。在一个冰封寒冻、风雨交加的上午，我邀这位被迫害同修的妻子到看守所去要人。心想：要碰到那位认识的看守所警察就好了，这个警察早已明真相、三退了。结果一到看守所，看见那位警察正在大门口玩手机，我就跟他打招呼说：“今天心想事成了，想见你，你在这等候着。”接着我说明要人的来意，要他把同修带出来看看，我们送棉衣来了。他说今天不是他当班。他告诉我们，同修身上都吊个了尿袋子一个多星期了，情况也给上面报告了，没生效。我问找谁？他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就转身找了看守所一把手，给他讲真相劝善。他说案子在法院，又叫我们找法院。我们就找法院反映情况，要求立即放人，不然出了问题谁负责？法院又推，说要看守所一把手来报告和证实。我们又返到看守所说明此事，直到看守所一把手答应办理才离开。我们跑了半天，汗水湿透内衣，寒风吹僵了手脸，但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因为我们办了实事，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在师父的安排下，在当地同修整体配合下，第三天，被非法关押的那位同修回到家中，否定了邪恶的安排。

二零一六年春天，想到我县迫害仍然严重，国保大队的几个警察多年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表现很邪恶，尽管我们给他们讲过多次真相，但效果不佳，我就想去救他们。他们在公安局大楼里，电子门是被门卫看着的，不让進。怎么進去呢？正好我拾到了一部智能手机，没找到失主。我就邀了一个同修，带着这部手机来到公安局。门卫把守不让進，我就说我拾到了东西需交公安局，就让我们签字后進去了。我俩直接進到国保大队办公室，看见长期迫害我和同修的副大队长正在里面，我直呼其名，他惊讶地望着我，问我怎么進来的？干啥？我说：我拾到一部一千多元的手机，听说拾到东西要交警察，我只认得你们，特来交给你们。他立即站起来说：哎呀，我佩服你们，拾金不昧，我向你们敬个礼。他恭恭敬敬向我们敬个礼，叫我们坐。我们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劝善，要回被抢去的大法书，劝他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他指着摄像头，有点害怕。我知道是他背后的邪恶害怕，大法弟子在他们面前，邪恶当然害怕。但是我们正念正行，邪恶瞬间就被解体，他不怎么害怕了，还告诉我国保大队的几个正、副职领导的办公室所在，要我们也去讲讲。我们去了，他们都不在。副队长又告诉我手机应该交到派出所。这时我悟到，是师父的安排，要我们到派出所救人。

我们又到派出所，他们同样敬佩我们，要我们签名。我说我们学大法的不留名。借此机会，我们对片警堂堂正正讲了大法真相，他们恭恭敬敬送我们出来。

我想到了师父说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1]以往我硬闯進去讲真相，曾被国保警察打骂，遍体鳞伤出来，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好；用智慧、慈悲去救他们，邪恶解体，他们又敬佩又道谢的恭送我们出来。这真是不一样。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