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银芝

雷银芝生前曾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下是她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是湖北省省妇联退休干部。一九九八年初开始学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看淡名利，放下名利情，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心态变得祥和，身体也非常健康。

在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中，我多次遭到迫害，由原来的省妇联调研室主任（正处级干部）降为科级干部，并被强行要求提前退休。十六年的迫害中，我被非法问讯一次；刑事拘留一次；行政拘留一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迫害三次；还被强迫到洗脑班“转化”其他人。

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在武汉大学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不要被谎言蒙蔽，被武汉大学保卫部蹲坑的校卫绑架，后由保卫部送武昌区珞珈山派出所，派出所又报告给武汉市公安局文史分局，文史分局的严姓局长和一个副局长以及两个女性工作人员共四人对我审讯了一整夜，因为什么都没得到，后来派出所两男一女共三人抄我的办公室和家，这期间我被非法关押在东湖边一个招待所里。一周后我被送到东西湖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刑事拘留，四十二天后，武汉市公安局文史分局又非法送我劳教一年半，没有任何手续。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被劫持到武汉市何湾劳教所非法劳教。在那里，人象动物一样的被管着，我一到那里就被安排了两名吸毒劳教人员包夹，二十四小时监管。晚上在大房间睡觉，白天在只有几平方的储藏室做劳工，或者强迫听污蔑大法的音像，或者被犹大做洗脑工作，每天工作是十六个小时以上，睡眠时间很少。不许迈出小房间，不许接触任何人，不许买副食，不许家人接见。普教人员享受的待遇，不 “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没有。二零零三年四月我从劳教所回家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

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单位伙同派出所绑架到武昌区杨园洗脑班。当时的省妇联主席张岱梨带着省妇联机关党委书记宋长霞和一般干部詹河焰到我家里，说我给别人邮寄法轮功真相材料，违反了刑法，要绑架我去“学习”实际就是迫害我。她们三人一出门，就进来两名水果湖派出所的警察，其中一个是副所长尹拥军，说要我去派出所一趟，他们有公事要找我，就这样我被单位领导吓唬，被派出所所长欺骗，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武昌区杨园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我被违心的所谓的“转化”。但他们还不让我回家，张岱梨到洗脑班威胁我说，要我到省洗脑班去“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才能放我回家。开始我不从，因为我被非法多关了两个月，因为害怕被逼无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这样她们就把我弄到省洗脑班当“帮教”。因为我知道“帮教”做的是伤天害理的坏事，所以我没做任何所谓“帮教”的事情，两个星期后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们三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被奓山鎮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将我们劫持到蔡甸区分局，区分局又将我们关押到二支沟拘留所非法行政拘留十天。具体参与迫害办案的有徐金舫、詹明权等人。十天后，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警察又把我们三人从拘留所拉到武昌区杨园洗脑班迫害。一到洗脑班我就开始绝食抵制迫害，五天后他们强行灌食。第一次灌的是生抽酱油之类的东西，我很难受，他们借口说用生抽消毒，实际是折磨人。十八天后我血压下降，他们怕我出现生命危险，就将我送到医院。这一次，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我被非法折磨三个月，这一次他们又抄了我的家。因为我不“转化”，最后也是被绑架到省洗脑班继续迫害。我再一次被强迫违心的所谓的“转化”。

从省洗脑班回家后，他们又强迫我去“转化”其他人，我不愿意。为了躲避做“帮教”，我到母亲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找我丈夫并威胁他，要我丈夫交出我，不然就迫害我丈夫。因为不想伤害家人，我被迫回家。我们单位省妇联副主席曾玉兰和派出所副所长尹拥军等人到我家把我绑架到省洗脑班做所谓的“帮教”，二十天后才让我回家。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恶毒至极，我做“帮教”这件事情本身是因为心里害怕，被逼迫向邪恶妥协的，我给大法抹了黑，给自己的修炼之路留下了污点。我已经在明慧网声明所作所为作废，坚修大法。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水果湖派出所一行五、六人闯进我家，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件，进门后在我家里乱窜，抢走我的师父法像和近百本大法书籍、炼功音响和影碟机一台、我自己省吃俭用购买的讲法轮功真相救人专用手机十二部等，将这些作为迫害我的证据。既没有搜查证，也不让我家人在场清点，不知道还有没有拿走其它物品。这次我又被他们绑架到武昌区杨园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三十五天，九月二十九日水果湖派出所将我从武昌区杨园洗脑班接出送看守所，我因为出现病的现象，被看守所拒收，最后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将我送回家。

家人受牵连

我丈夫原是一所大专院校的书记，因为我修炼大法受牵连，被免去职务，当时五十一岁，直到退休都没能再恢复官职。我的父亲在我第一次被绑架时因承受不了精神压力，又急又怕，突发脑溢血去世。家人要求有关方面让我见一见父亲，都没得到允许。

十六年迫害受尽屈辱

在十六年的迫害中，我受尽了苦难和屈辱，二零零一年我被劳教前，当时省委副书记杨永良在省直干部大会上点名批判我和我的丈夫；邪恶的“610”、公安部门也经常电话或上门骚扰我，为了监视我的出入，专门在我家楼下楼栋门口安装摄像头。在经济上不仅将我连降两级，强迫提前退休，而且被任意停发工资，任意扣押房产证。他们所作所为完全是执法犯法，有恃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