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周智慧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她一家的元凶江泽民。下面是周智慧女士讲述的她和家人遭受迫害的事实。

法轮功消除我的病痛 还教我真善忍

我今年四十二岁，家住赤峰市红山区。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癫痫病，一九九八年五月份，修炼后，彻底康复。修炼法轮功，不但消除了我的病痛，还教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修心性，使我的道德水准有了极大的提升，我没有做过任何危害社会和违反法律的事情，反而微末小事都为他人着想，以上事实为周围亲友所共知。

坚持信仰 屡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去市政府和平上访要求政府释放被公安局抓走的辅导员，没想却被警察绑架到车上，并在荒无人烟的半路将我撵下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因我和我的姐姐周智杰在外面炼功，我俩同时被松山区第一派出所绑架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八天后放出。

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我去北京和平上访，回来后被松山区第一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看守所拘禁了一个月，并且被勒索一千元。

二零零零年五月九日，我去市政府送上访信，松山区第一派出所的警察又将我绑架。暴跳如雷的松山区国保大队长梁占廷打了我十多个嘴巴子，将我整个人都打懵了，几乎倒地。当时我的母亲在场，看到女儿被梁占廷毒打，不顾一切上前制止，正告梁占廷：“我家孩子原来有抽风病，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如果你给打坏了，或者是孩子犯了病，就送到你家让你治疗。”梁占廷一听，怕担责任才罢手。

晚上，我被非法转移到赤峰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内因炼功而被警察徐某用电棍电击。

中共酷刑示意图：电击

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三个月后，我被送至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时间，因拒绝接受警察的洗脑，后被加期三个月。在被非法劳教期间，我被强制要求劳动、种地、吃变质的馒头。因炼功被警察武洪霞打耳光、拧胳膊。她把我们铐蹲在地上，一宿不让我们睡觉，第二天依旧强制我们劳动。

二零零一年，我因出工时不喊口号，被二中队中队长罗某狠扇耳光，整个脸都被打变形了。他还将指示劳教所人员将我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走廊里，使我被冻晕。

后来，为了阻止我炼功，他们将我铐在床上长达数日。罗某还拿扫帚和鞋底打我，扫帚被打飞，我的后背也被打得青紫一片，疼痛了十数天。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一年间，图牧吉女子劳教所恶警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和法轮功学员刘晓新、翟翠霞、王秀芳被烈日下暴晒，刘晓新昏倒，恶警不但没收敛，反而给我们灌食迫害，用拖鞋底打我们的脸，用电棍电击，用手铐吊挂使翟翠霞晕厥，我们都经常体无完肤，布满电痕、手指掐痕。付桂英被恶警酷刑折磨，其他法轮功学员抗议迫害，也遭酷刑折磨。

被呼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在六一零指使下，松山区公安局的警察对我实施长期监控，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被再次绑架到呼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二年三、四月份左右，我被强制罚站六天六夜，导致自己出现幻觉。其后三年，我每天被奴工十几个小时，长期在狭窄的监室内包筷子、钩手套等。

二零零四年十月份，非法劳教结束后，我又被当地六一零绑架到洗脑班，家人去要人被拒绝，大概十二月份，我才被放回家。

姐姐周智杰生前坚持信仰遭迫害的事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我的姐姐周智杰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和平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上被警察非法抓捕，并移交给随后赶到的赤峰派出所民警。

回到赤峰后，她被非法关押在赤峰看守所，每天在狭窄的监室里挑豆子，因为炼功，狱警铐着她的双手将她吊在暖气管子上，只有脚尖能勉强沾地。后期，她被强制戴上脚铐。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有一次，因为绝食反迫害，她还被几名犯人撬开嘴强行灌食。其后，本地六一零伙同公安局未向家属和她个人出具任何凭证或通知，就将她绑架到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因要求炼功，姐姐被大队长彭某打耳光。还被非法加期了三个月。

二零零二年，周智杰被释放回家，之后的数年内，其丈夫因不明真相，受中共谎言迷惑，将她恶意举报到当地派出所，因此她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因为精神迫害和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二零零九年十月，周智杰不幸患上尿毒症，在去医院透析期间，她的丈夫因听信造谣谎言而对她不闻不问，还逼迫她离婚。

二零一二年，她的丈夫王立宏去南新街派出所恶意举报我和姐姐周智杰，导致我俩的家被非法搜查，私人物品被强制带走。我被绑架到红山区看守所八天后放回，后被勒索了三千元。后我和周智杰被非法批劳教一年（所外执行）。

二零一三年底，周智杰因无法承受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幸离世。

母亲经受精神打击和恐吓 不幸离世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家曾多次被当地警察骚扰。母亲整日为我和二姐担惊受怕；二零零零年，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母亲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

二零零一年，我又被非法劳教，母亲被吓得尿了裤子；这种压抑的生活导致母亲在二零零六年患上心肥大，并于二零零八年，也不幸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