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不许高一喜的女儿看遗体，直到女孩下跪哀求，才反扳着她的手臂让她见一见父亲遗容，还不到两分钟。

目前，高一喜十六岁的女儿高美心已经暂时停学为父鸣冤，并营救仍被非法关押的母亲。

高一喜

以下是高一喜的女儿揭露牡丹江公安局警察绑架、害死高一喜并强行解剖遗体的经过。

我是一个读高中的学生，现在被迫停学，替父鸣冤。我爸爸被警察抓捕，十天被迫害致死，遗体被强行解剖。请关注一下我的遭遇。

我叫高美心，今年十六岁，我爸爸高一喜，四十五岁，牡丹江市穆棱市穆棱镇河北村人，为人朴实、善良，曾当过酒店经理。妈妈孙凤霞，四十四岁，在穆棱市下城子火车站上班。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晚十点左右，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先锋警务大队副大队长吕洪峰带领一帮警察半夜突然闯进我父母的家中，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进行大搜查，并录像。同时我父母的车也给查抄了，并把车门撬坏。警察凌晨四点离开，并把我父母绑架到先锋警务室。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办案警察吕洪峰给我打电话，告知我父母被他们关押到看守所。我和奶奶从穆棱镇赶到牡丹江，找到吕洪峰要求去见我爸妈，吕洪峰不让见。说有什么话他给带去，就匆匆走了。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吕洪峰又给我打电话，让去见他并让快点去，我去后吕洪峰问：你家车哪去了？不把车弄回来，就把开走车的人抓起来。我回家一看，车在家门口，就给吕洪峰打电话，说车在家呢，吕洪峰说：你把车衣穿上，两天以后听信。之后公安局就来人把车弄到公安局存储车辆的一个大院里。

两天后的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我给吕洪峰打电话要求见我爸妈，吕洪峰不让见。我和奶奶去找吕洪峰，吕洪峰避而不见。一警察告诉说吕洪峰把案子交给牡丹江国保支队长李学军和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了。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和奶奶找到于洋，于洋态度很不好，高声训斥我们，还是不让见我爸。十点多我们出来，打出租在前面走，后面紧跟一辆白色小轿车，车上有便衣跟踪。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听说我爸被从看守所送到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抢救室。当时我很惊讶，心想爸爸一直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送医院抢救呢？我和奶奶急忙赶到公安医院要求见我爸，牡丹江看守所多名警察，包括看守所狱医温志远都在公安医院，我听到其中有人小声说：“公安局都不知道，她们怎么来了？”

看守的警察不让我们见我爸，赶我和奶奶走，并恐吓我们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说让我家拿五千元钱医药费。我和奶奶哭喊着要见爸爸、见儿子，苦苦哀求，奶奶支撑不住躺在地上，他们仍无动于衷。

晚八点多来一帮人，有我学校的班主任老师、穆陵镇片警、我妈妈单位两个女的和牡丹江市公安的一大帮人，要我和奶奶回家。其中有人还说：你爸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晚九点多钟，我和奶奶被强行带上一辆灰蓝色车里，后面跟着一辆小白车，车号是黑C，M7274。警察将我们拉到我爸妈的住所，并胁迫我们第二天必须回穆棱。四月三十日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回到穆棱家中。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穆棱市八面通镇的公安局藏局长、国保崔兴国、穆棱镇林业公安局周伟副局长、国保、片警等人，开了两辆车，找到我二大爷高一信，他们让我二大爷现在去一趟牡丹江，说有点小事儿，没什么大事儿，我二大爷说不去。藏局长说：“给我个面子，去吧。”于是藏局长和崔兴国硬把我二大爷拉上车去牡丹江。

到牡丹江时已经中午了，他们说下班了，先吃点饭，吃饭时谁都不说话。到了下午一点多，他们说走吧，也没说去哪里。前面有一辆白色小车带路，直接把我二大爷拉到龙凤殡仪馆附近一个靠山脚的地方。二大爷一下车，他们就把他围上了，并开始全方位多角度给二大爷录像。二大爷非常疑惑，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把我拉到这来。”有人就开始跟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不吃饭，在公安医院抢救了好几天，今早五点死亡。”牡丹江市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二大爷说：“不能动，你们抓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你们是不是给他用酷刑了？”藏局长说：“你冷静点。”二大爷说：“你们家出这个事你能冷静吗？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二大爷就往外走，一些警察就围着不让走。

二大爷给二大娘打电话，告诉我爸死了。二大娘给表姐打电话，表姐给我打电话说：你爸没了。我当时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说：“不可能，肯定没事。”因为我刚从牡丹江回来。这时我二大爷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他们要解剖我爸的遗体。我告诉二大爷说：“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让我二大爷把手机关了，并说把手机交给他，二大爷说：“凭什么给你，我家人来好联系。”殷宪峰从后面一把抢走了二大爷的手机，不让他打电话。

殡仪馆的楼上站满了警察，还有录像的，他们把二大爷逼到一个墙角处，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田瑞生说：“我们是按法律规定二十四小时内必须解剖，而且已交给检察院了。”田瑞生让二大爷签字同意解剖我爸爸的遗体。二大爷说：“我不签，我说了不算，等家里人来了再说。”下午二点多钟。我和大舅赶到龙凤殡仪馆时，牡丹江市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先锋分局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刘群。牡丹江公安局国保支队长李学军、监管支队王洪伟，法医、牡丹江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主任田瑞生等都在场，还有我妈单位的领导，郑春雨、徐庆胜。

他们不让我们进去看遗体，就是先协商让家属签字同意解剖。他们跟我说：“你母亲已经见完你爸了，上午见的（实际上我妈说下午一点多她才被带到殡仪馆的）你母亲就在附近。”我说：“我能不能见见我妈和她商量商量。”有两个女警察把着我妈，两边都是特警。我就过去跟我妈说：“他们说的这个解剖我们能同意吗？我们谁都不能同意！就是不能动！”我妈也不同意解剖。可怜的妈妈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承受与弱小的女儿、患难丈夫的生离死别。面对沉重的打击、面对孤苦无依的女儿、面对那些强权者的威逼，妈妈说不出她心里想说的话，只是面目表情呆板冷漠。我很担心妈妈……

但是警察说：“这是法律规定，二十四小时内必须解剖，说什么都不好使。”他们还说：现在家属不同意也不行，还说你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我们不签字他们就拦着不让我们看遗体。他们又调来一车特警把守在那。能进去看遗体的通道都站满了人。我问他们谁决定让解剖的，田瑞生说：“这是他们所有人商量结果决定的。”我怎么说他们都不让我见我爸。

我当时很着急，就给他们跪下求他们，我一直跪在那求他们，一直哭，哭得嘴都出血了。后来他们同意见了。有两个特警反扳着我的手不让动，然后带我去见我爸爸的遗体，把我控制在两米以外。我说：你们松开吧，让我靠近一点，我什么都不干。他们才让我靠近一点看，我爸的遗体已经僵硬了，我看到我爸爸双目圆睁，眼角有泪痕，紧握双拳，左手往左撇，右手抬高一点往右撇，胸部是鼓起来的，肚子都特别瘪，后背往起翘没有贴到床板上，有明显的绳子捆绑的痕迹，双腕铐痕明显，两手有瘀青，手指甲是青紫色，头上有瘀青，腿上有六个针眼。我心痛欲裂哭着叫爸爸：“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警察就使劲把我给拖出去了。我看爸爸总共没两分钟。我当时非常痛苦，无可奈何再次跪下求他们说；“大爷，你等一等，我小姑他们明天就赶回来了。让他们看一眼我爸不行吗？”他们说：不行。一直说这是法律规定，还说家属签不签字没什么用，不用家属签字。我举起手机要把说这话的警察录下来，马上上来一个特警将我的胳膊拧到背后，按住不让我动，并且抢走了我的手机，还没收了我家人所有的手机，不许家属拍照。我说要去和他们协商，可是当我进解剖室时，法医已经把我爸的尸体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我心急的大喊：“不能动！”法医（刘景春、吴风）一惊停下手看着我。上来两个特警把我往外拖，我说：“我要看你们怎么解剖我爸的！”他们说：“你小孩不适合看这个。”就使劲把我拖出去了。在我们家人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把我爸的尸体强行解剖了。解剖结束后，大家往出走的时候，听到殷宪峰说：“这回事大了。”他们把妈妈又送回看守所关押。我的心都碎了，心里那种难受……

五月一日，我小姑一家从外地赶来想要看一看我爸的遗体，但必须得到牡丹江先锋分局殷宪峰批准，家属上先锋分局时，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说：“别看共产党现在摇摇欲坠，收拾你们跟玩似的，共产党是纸老虎也能咬你几口。”殷宪峰跟我家人说：“只能看这一回，只许小声哭，哭几声，不能大声哭，大声哭不行。”我家人说：“谁家死人不哭哇？”于是我们家人由牡丹江市公安局三、四辆小车带路，后面跟着一车特警，来到龙凤殡仪馆。每次只许进两个人，不许靠近遗体，离一米远外看，我们家人放声痛哭被制止。

五月二十三日，家属去要尸检报告，警察说还没有出来。后来我们又问田瑞生，他说：“十八号就出来了，没通知你们家属吗？”二大爷说：“没通知我们。”二大爷问：“怎么写的？”田瑞生答：“营养不良，冠心病死亡。”二大爷说：“我们家两辈人都没有得心脏病的。你把尸检报告复印件给我们一份。”当时田瑞生不给。

我爸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临终留下的遗体遗容是痛苦挣扎的样子？为什么非要强行解剖？到底在掩盖什么？仅仅十天，一个健康、善良的爸爸就离奇死亡。妈妈仍被关押在看守所，面对多方面的压力和突如其来的打击，妈妈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精神都崩溃了。在二大爷和姑父去看守所见我妈时，发现妈妈的精神状态不对劲，思绪混乱，说话语无伦次。一会儿说要我爸爸的DNA，一会儿说咱们不尸检了，说的最多的一句是咱们不尸检了。我爸爸被害死了，我妈妈又被害的神志不清醒了，我的心好痛苦……我只有十六岁，（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我这个年龄还只是一个孩子）。而现在我要面对的是爸爸离世的善后处理，妈妈何时能回到我身边，谁有能力帮帮我，法治社会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呼天求地……

我的爸爸高一喜和妈妈孙凤霞都是善良的好人。爸爸从前脾气很暴躁，经常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在家还经常和妈妈吵架。爸爸从前得过青光眼，双眼0.12度几乎近似失明。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眼睛全好了，视力也正常了，整个人都变了，不但不在外面吃、喝、混了，对家也负责任了。要发脾气时就找自己哪做的不对，然后就好了。我也快乐了，爸爸还很孝顺奶奶，让我陪在奶奶身边照顾她，爸爸还经常教我要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妈妈人很温和，我们家很幸福。忽然飞来横祸，我们家突然间就剩我孤身一人，爸爸妈妈不知何因同时被公安抓捕，仅十天的时间，爸爸就被害离世，妈妈还在看守所关押，本来我应该在学校好好上学，可是我现在无法在学校安心坐下，我爸爸是被执法部门抓捕之后死的不明不白，我到办案单位和看守所等相关部门索要他们抓捕我爸妈时的执法凭证，（拘留证、搜查证、物品清单、尸检报告等）他们说；不能给我，我说要看一看，看守所长马国栋说；你们不配看。甚至连家属最基本的知情权——想要个死亡证明都没有。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司法新政开始实行，北京最高法院发布了通告；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们家死人了，我们到各个相关部门去申诉、报案，要求查明我爸的死因，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检察机关从上到下一致推脱不给立案。一政府官员说不能给你们立案，要是给你立了案，那么多人都得判刑。爸爸离世两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看守所、检察院、人大、政法委、信访办等相关部门，可是没有一个部门给我们答复。走到哪都是推诿、躲避、不接电话。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还有跟踪、监视我们的。谁对我家的遭遇表示关心或同情，都会在生存和安全方面有所堪忧，甚至给我打电话问候的阿姨都被警察抓捕了。在当今大力提倡和谐、文明、公正、法治的社会，这种怪异的现状真的令人费解，也让我对执法部门的各种行为表示怀疑。我没有太高的要求，我只想让爸爸死的明白，我只想让他们放回我的妈妈。我只想有个家，虽然已经不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