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朱长明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自己遭迫害的事实：

一九九五年六月，我与妻子一道走上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修炼后，我工作中、生活中和社会上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工作上兢兢业业，受到有关部门表彰嘉奖和上级领导的提拔重用。

通过学法炼功，多年的宿疾不翼而飞，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妙处。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我多次被绑架，曾被非法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三年及非法判刑十三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被葫芦岛市公安局警察绑架，次日被东港市公安局警察接回，非法拘留七天。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我被北京市大兴县亦庄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大兴县看守所非法拘留五天。九月七日被东港市公安局接回，又非法拘留四十多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份，我被东港市花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又被东港市向阳派出所绑架，一个月后，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又被东港市公安局送到丹东市教养院非法劳教将近一年。

遭绑架、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晚六点左右，我与妻子、二哥及另外两个朋友在家里正准备吃晚饭，突然楼门前后警笛大作，一会儿就听见屋门被疯狂敲打，我与岳母打开门，一群身着警服和便装的人便一下子涌进屋内，约有二十多人。其中一中年男人称自己是东港市委副书记杨锋，带队对我家进行搜查；同时介绍了随行的公安局副局长周恒臣、安全局副局长何平、向阳派出所所长毕喜武及东港电视台记者等，让我们靠一边站立。然后指使手下一伙人等开始翻箱倒柜，抢走我师父法像及法轮大法书籍若干。然后警察将我与妻子、二哥及两个朋友分车绑架出家门。我与妻子被押上同一辆警车，随后六、七个警察将我俩拉到我租住的资料点，抢走夏普复印机一台、书籍复印纸和墨、若干大法资料及若干生活用品后，驶往向阳派出所。我与妻子被分别铐上手铐，在警车上，警察不让我们坐着，只能站在过道里。途中，因为一次急刹车，我妻子的头、腰和腿部被重重的摔向前方驾驶台。当时就被撞晕了。我要求警察先把我妻子拉到医院检查，警察根本不予理睬，径直将我俩拉到向阳派出所。个把小时后，他们又把我们押往东港市看守所关押。

两天后的上午八、九点钟，看守所狱警将我带入二楼的一间屋子。一进门看见屋内有四、五个人，其中两人自称是丹东市公安一处的，对我骂骂咧咧，出口秽言，完全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仪态。这时又上来一个又黑又高、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他自称是东港市公安局局长刘华，让我“交代问题”。我说“无可奉告”，他挥手就抡我一巴掌，将我重重打倒在地，接着又踢我几脚，旁边又上来几人踢我身体。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随后，又上来两人将我连拖带架塞入警车，拉到花园派出所。几个人把我架到二楼的一间屋子，一进门就看到左边紧靠墙安着两个铁笼子。刚一进屋，一个挺膀的年轻警察突然一脚把我踹倒在地，接着又朝我脑袋踹了几脚，待我回过神来，他就叫旁边的人把我架到一把椅子上，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穿的是一双皮鞋。他坐在我对面一张桌子后面，让我“交代问题”。我问他姓名、职务，他说他叫于立志，警校毕业的，原在公安局预审科，现被公安局领导指派来“审讯”法轮功，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花园派出所的前任所长以及其他几名花园的警察、协警。

于立志见我啥也不说，就将我关入一个铁笼，将我两臂按对角线方向用手铐斜吊起来，接着又是一阵拳头向我劈头盖脸打来，我还是不说。那位前任所长就拿一电棍电我双手，电火花打在手上“啪啪”作响，同时散出来烤鸡蛋的味道……

如此这般折腾我将近一天，一无所获。晚上又轮换别的警察监视我、审问我、不让我睡觉，只让我在笼子里站着，次日再审……如此六天五宿后，警察才把我送回看守所。一进监号，同室的犯人都吃了一惊，他们说：“你不被打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在监号昏睡了一天一宿后，才算基本消除困意，可是两个手腕依然麻木（直到被送入监狱三年后，才慢慢恢复正常）。待到身体稍有恢复，看守所警察又强迫我们做手工艺品——扎花，为看守所警察挣外快。

被非法判刑十三年

不久我被非法判刑十三年，于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第三监狱九监区，监区长刘庆国和大队长张庆红安排了四、五个犯人监视我、“转化”我，因我不写所谓的“三书”、“四书”，杂役犯孟繁明、杨林在警察的授意下，一天晚上收工后，在储物室将我踹倒，然后用塑料水管抽打我后背数十下，直到有比较好的犯人劝阻孟才罢手，才让我回床休息。我后背被打的又红又黑，疼痛难忍，晚上睡觉只能侧身躺着，不敢仰卧，一周以后才逐渐恢复正常。

一次，十五监区就任大队长王池和分队长杜勇，因为我不“转化”、也不参加所谓“劳动改造”，就撺掇管事犯人等二十来个犯人连续三天对我进行四、五轮殴打。特别是四月五日上午，警察王池和杜勇安排犯人组长王永军带领两个新收犯人李崇和吴忠将我骗至堆放生产材料的大库（这里没有监控头），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特别是李崇，专门用脚踹我的左腰和左肋。后来，监狱接见室来电话说我的亲属要接见我，大队长王池怕安排人打我的事败露，就匆忙把我押入严管队，搪塞亲属不让接见。进严管队后，肋骨和腰部仍然疼痛不止，小便时才发现我的尿液是红色的（应该是左肾被踢伤所致），由于靠炼功和背诵师父大法，尿血现象一周后消失，肋骨疼痛将近两个月才好（我想应是肋骨被踢裂了）。

二零零七年四月中旬，我被转到沈阳第一监狱九监区（后改为十监区）。“五一”假日刚过，因我不“转化”，也不参加“劳动改造”，在监区犯人在操场上走队列时，监区长高正魁叫我到楼上办公室。一进屋，全监区十来个警察全在。高让我参加劳动和改造，我说：“我没有罪，所以谈不上劳动和改造。”这时教导员张戈手提约一米长的电棍就来电我的手，我喊“法轮大法好”，他就电我的嘴和头，我被电倒在地，屋里的其他大小队长六、七个人就围上来用脚踢我，张戈电我一会儿就再交给高正魁、大队长孙福庆轮流电我，直到走队列的犯人上楼了，他们怕恶行暴露才罢手，然后命令犯人将我抬入严管队一个月。六月六日，刚出严管队回到监区，教导员张戈见我还不屈服，就又将我押入严管队继续饿我。总之，在监狱十多年间，因我不“认罪”、不“改造”、不“转化”，除了伙同犯人打我外，警察将我押入严管队就有十来次之多，每次至少半月。

酷刑演示：老虎凳

二零一二年三月，沈阳一监监狱长王文武指挥教育科、各监区警察对依然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所谓的“强制转化”，开启了第一监狱集中迫害法轮功弟子的最邪恶时期。三月十四日，教育科警察闫天翔伙同十监区警察和四、五个犯人，把我强行绑上了老虎凳，关进了四面窗户都用黑布挡住的一间屋里，眼前不到两米的距离，放上一台大电视，里面播放着污蔑法轮大法的造假录像，音量开到最大。两个警察带领六个杂役犯人三班倒轮流监视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闭眼，二十四小时强制“观看”污蔑法轮大法及师父的录像，吃饭、上厕所都不许离开老虎凳，又折磨了我三天两宿。疲倦和吵闹使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几乎要“爆炸”，由于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坐在老虎凳上，使我至今三年多了腰部还时常酸、疼、麻、使不上劲……

仅因为我合法修炼法轮功的行为，我被绑架、关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在那些地方我遭到了酷刑折磨以及其它身体上的痛苦与伤害、各类侮辱与羞辱人格的对待以及其它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