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钟秉艳女士在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提交的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中，陈述的被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我从浙江瑞安前往北京上访。我在旅馆中被绑架，被关押在五棵松派出所一夜一天后又被送到成都驻京办事处，遭非法搜身，冯姓警察在讯问时大吼使我受到惊吓。后被送回成都青羊区一戒毒所关押，因我不愿听诬蔑大法的录音被体罚。之后，又被拘留在成都九如看守所，期间曾被警察用电棍电击头、脸、脖子及背部等多处，还被搧耳光。前后被非法关押有二十多天。

二零零零年末，我和丈夫在浙江瑞安一复印店复印真相资料时，被当地国安警察绑架。我因身怀有孕，被关押数小时后，于当日深夜被取保回家，丈夫则被非法关押，家中的大法书籍及电脑等被搜走。

二零零一年初，因临产交纳了一千五百元的保证金后回成都老家生产。生产时丈夫仍被关押，母亲同修又再次被绑架已数月并且无任何消息，我在身心备受煎熬中生下了孩子，而孩子出生六个月后才第一次见到爸爸。

二零零三年，我受聘在浙江瑞安玉海中学任教高一年级段的计算机课，教学上认真负责，对学生关心爱护，两次学期末的学生评教都列全校老师第一。新任校长则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不顾其他三位副校长的反对，将我解聘之后，听同事说我所教学生在计算机会考中考取了优异的成绩，由于我被解聘而没得到应得的数千元奖金。

二零零五年八月下旬的一日早上七点多在浙江瑞安的家中，610主任黄金良带领十多人骗我开门后将我强行绑架到位于宁波山区中的洗脑班。三天后，在丈夫的营救下我才得以离开，但我又再次失去了工作，丈夫也被迫辞去工作。之后的几年，为了躲避搜捕，我们分分合合、居无定所，年幼的儿子得不到父母的呵护、照顾。

二零零八年八月奥运前的一天上午，我和七岁的儿子在广州丽江花园的租住屋内，警察以物业管理人员的名义将门骗开，进来后就像对待犯人一样呵令我和儿子各站一边。随后将我和儿子带到丽江花园警务室被人看管起来，同时掠走两本大法书籍及一些真相资料。丈夫午后赶来送饭给我们，也在另一房间被人看管。

下午，我先被带到附近的南浦派出所的一房间中，被人看管。晚上，在外等候的丈夫及儿子也被他们带入。他们将我们一家人看管起来。

次日上午，丈夫当时户籍所在地浙江瑞安的610主任黄金良等一行八人赶到，我们被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将我们分别软禁到该酒店顶层的不同房间中。他们以要开奥运安保的名义，逼迫我丈夫转化。因我所在户籍不归他们管，我要求带儿子回家，他们却不允许，妄图挟持我和儿子来逼迫我丈夫；他们随行还带来了丈夫的父亲，给丈夫施加压力。他们逼迫我丈夫数日没有达到目的，强行将我丈夫带回瑞安，才将我和七岁的儿子放回。

回家后，我们也不得安宁，派出所的警察等人多次来按门铃、敲门，甚至曾经妄图拧开门锁，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惶恐中度日，后来不得已又再次搬家。

这些年的迫害中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年幼的儿子多次被惊吓。二零零六年刚过新年，丈夫家乡浙江温州及瑞安的610、国安警察八人突然来到我们所住的成都父母家，当时不满五岁的儿子由于惊吓，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小房间中。儿子如今已满十四岁，但年幼时由于迫害而造成的心理阴影依然留存。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