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李翠芳因为坚持信仰共被非法关押七次，四次拘留、三次劳教，还有在本单位被非法关押三次。二零一五年六月，李翠芳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

李翠芳说：“我从头到尾，亲身见证了江泽民毁灭人类的过程。人的思想从尚有良知，逐渐的泯灭良知的全过程。也就是从人到魔鬼的蜕变过程。我清楚地记得迫害刚开始时，所接触的那些干部、警察，还有那些劳教犯中，哪怕是再坏的人，在善良的大法弟子面前，他们都会表现出他们的良知和那么一点善念来。可是越到后来，江泽民以金钱、利益、权力为诱饵，一次次的将他们放在十字路口，迫使他们为了名利、金钱、权位不断地放弃良知和善念，一步步的向地狱迈进，一步步向魔鬼转化。”

以下是李翠芳在她的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内容：

一、修大法 严重疾病祛无踪

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身体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卵巢囊肿切除术后长期大出血，导致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0.7克，还有严重的急慢性气管炎和哮喘，咳喘起来整夜不能入睡。胆结石、颈椎增生、腰椎增生、椎间盘脱出、黄韧带钙化、椎管狭窄、还有心脏、肾脏等脏器功能的问题造成的双下肢浮肿、寒冷等等，身体极度虚弱，经常住院，靠药物支撑着，每天把药当饭吃，药罐子熬坏了不知多少个，针打得臀部上都是针眼，成了硬块，药水都推不进去，往出冒。

由于长期生病，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很坏，易怒、暴躁、爱生气，身体也越来越差。

一九九六年初春，我在一个小书店里看到了《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从此走入大法修炼。炼功后，不知不觉中，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身体很快恢复健康，人也变得年轻、精神。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判若两人，都快认不出来了；而我自己更是感到无病一身轻，从长期的病痛中解脱出来，感到无比的幸运，发自内心的感谢大法和师父，家人和亲朋好友也都支持我修炼。

二、修大法我更善良、宽容、真诚

在修炼中，我的坏脾气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工作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认真负责，当时我在单位是财务科长，从未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及家人谋过任何利益，在业务上，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大专会计专业，取得了大专文凭，并通过自学取得了国家统一组织的会计师和助理统计师两项职称的考试，并取得了由国家颁发的资格证书。这在当时、当地市供销系统中也是凤毛鳞角，在单位业务技术资格这方面，我是具有优势的，当之无愧的。

可是，在公司内部撤并，精简人员时，别人都尽力地想办法找门子想留下来，唯有我没有找领导活动。结果，没有文凭、资格证书和职称的，工作时间很短的都留下来了。唯有我被调离了会计工作岗位。我什么都没说，就到行政办工作。干了不长时间，一天，上班后，被通知“放长假了，不用来上班了”，我平静的什么也没说，不到半个小时交了手续，就回家了。再过了不长时间，我丈夫也回家了（任生产科长，同一单位）。

那时大概是九七年，四十多岁，我正值年富力强，遇到这样的事，如果在没学法轮大法以前，无论如何，我都会找有关领导和上级部门讨个说法、问个明白的。但是，由于学了大法，我知道了在个人利益上要看得淡，遇到什么事情不和人计较，不争，顺其自然的道理。就这样无怨无恨，平平静静的回家了。在常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就这样我和丈夫失去了生活来源，失业了。当时，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公婆和母亲都没有生活来源，年龄也都大了，需要我们照顾赡养，家里又没有什么积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生活，我和丈夫吃了不少苦，什么活都干，勉强能维持生活。但我无怨无恨，无论如何困难，也从未找过单位或给领导和单位提什么要求。

在家庭里，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丈夫家里四个姊妹，他是老大，其余三个妹妹，我们的关系很融洽。无论自己生活上有多大的难处，我们都是尽力承担着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利益上从不与人去计较，任劳任怨的抚养老人。我也一直寄钱给我的母亲，买衣物等尽力照顾她。在对儿女的教育和其它方面，也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处处做个好人。

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按我的身体、个性、真是很难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中平稳的走过来的。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师父，是法轮大法让我知道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如何宽容待人。如何真诚善良的与人相处。如何对待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磨难。从生活的困境中走出来。而不怨天尤人，乐观自处。

这些事，当时我们就那样默默的承受了。在迫害开始后，当地那些警察和上级部门的人，在单位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他们都感到很震撼，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告诉我，对于我的情况，他们开了很长时间的会，也研究不出如何对我做工作，感到无法开口。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人会这样做，他们都感到理亏。觉得共产党对于我们两个在单位口碑评价那么好的人，一句话就打发了。而且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上门问过一句话、关心过一下。现在，人家学法轮功身体好了，活过来了，去北京说句公道话，你叫人家不要炼了，把人家抓起来，他们都感到实在不好张口。这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三、坚持信仰 遭酷刑折磨

我在第四次拘留和被三次劳教期间，遭到了长期罚站，长期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大、小便，长期关小号，殴打，几十人群殴，警棍殴打、长期戴铐、戴背铐、戴铐身体长时间吊挂等。

记得二零零二年三月，江泽民窜到陕西，拨巨款八十多万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同时，由陕西省“六一零”头子刘某某亲自带队，调集陕西男所—宝鸡枣子河劳教所最邪恶的恶警冯某某、魏某某等，还有省“六一零”的人员与新调来的赵某某（女所中共纪委书记）等一干人马进入陕西女子劳教所，一场血雨腥风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这次，在江泽民的亲自督阵下，迫害达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我因在大会上，劝赵不要强制转化大法弟子，对他不好，就被赵当着全体学员的面用警棍打头，在大法弟子群体抵制喊：“不准打人！”时，赵将我一把摔倒门框上，叫几个打手将我拖出去，群殴后拉回来，当场宣布延教一个月。而后多名警察每人各拿一根警棍，把我一路打到一个房子里，身体背铐吊挂在窗户高处钢筋上，这些警察拿警棍一阵殴打，直至我大叫一声休克死去后，身体冰冷，大小便解在裤子里，也不知道。

又活过来后，发现自己已躺在地上，身体剧烈的颤抖，使冰冷的身体，慢慢恢复一点温度，大小便都是血。卑鄙的是，他们不敢承认，我被打内脏出血，还叫几个包夹，到厕所里拿棉签验证，我是哪里出血，编造说是来例假，痔疮出血。以掩盖逃脱罪责。就是被他们打得尿血便血的情况下，还不放过，又被他们用四个铐子大字型铐在死人床上，不准上厕所，不准大、小便。便的血被他们用我的衣服被褥来擦。

这次江泽民在陕西省，尤其在女劳教所，犯下了许多罪行。篇幅原因，就不一一细数了，听赵某某讲，他走后还要求陕西女所把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每天用简报形式直接向他汇报。

还被吊挂在窗户上连续九天十夜，放下来后腿脚肿的没有知觉呈黑紫色；有一次还被几十人群殴后，关小号，再被殴打。又绑在货架上强行灌食，被教导员用警棍毒打致臀部像铁砣一样青紫坚硬，随后，被悬空背铐吊在两米多高的三层货架上（他们叫“鸭子浮水”）至昏厥，汗如雨下，随后至失去知觉，血压脉搏全无休克，小便失禁。还不放过，又被双手铐在床头上，不准上厕所。

在劳教所多次被关小号，多次被上背铐。多次被强行灌食。有一次把我的手脚都用两个手铐铐起来，像戴脚镣手铐一样（因劳教所没有脚镣这种刑具）还让我这样做劳工。最长一次被连续上铐达一个多月。大热的天，我的腋下长了毒疮流脓恶臭，被医务所不打麻药用手术刀、剪给剜掉了。但是，铐子还是接着戴。

在拘留所我还被戴脚镣和手铐相连的那种不能直腰的刑具（自制）固定在木板床上，很是痛苦。

还多次被在饭里投下不明药物，而导致我出现类似精神疾患的症状：思想打架，心情烦躁，身体发冷，自卑压抑感、无名的恐惧感、冒出不想活、自杀等念头、等等不正常状态。其他被下药学员也出现这种状态。后被学员证实是给我和许多学员饭菜里下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他们也承认了此事。纪委书记赵某某和大队长王某某也承认了这件事还在学员大会上讲了此事。当然是为自己迫害大法弟子做辩护，说下药是为了配合所谓的‘心理治疗’等等。

我还被多次强迫穿特制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约束衣。在第三次劳教时，刚进所就被关入禁闭室的黑屋子里为防止我炼功给我穿了两件帆布做的袖子很长，反穿，后背系带，把双手绑到后背，再吊到领子那么高如五花大绑似的约束衣，白天黑夜都穿着，整整穿了一两个月。在三次劳教、四次拘留的四年多时间里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酷刑迫害。最后直到把我整的身体完全垮了，心脏衰竭，血压：高压高达240到低压120毫米汞柱。抽搐，眩晕，记忆力衰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还不让我走，他们在给上面的保外就医报告中，故意把血压写成正常。意欲把我迫害致死而后快，后因怕众怒难犯，才不得不把我放了。

四、几次被非法关押的简述

第一次上访被关押的大概情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操纵中共及政府开始对法轮大法与修炼者的打压和残酷迫害。为了通过正常的上访渠道，反映自己炼功受益的情况。我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去北京上访。结果还未到信访办，在天安门就被抓到前门派出所，在那里的一个大铁笼子里，被非法关了一天，没有食水。晚上，被带到了陕西驻京办，在那里又被非法了关了几天。后来，为了继续上访，我们从那里逃了出来，又去天安门。

最后，在回到宝鸡后的第二天被抓。遭到了当地六一零，公安的非法关押、审讯。关押地点在我们单位。记得当时我被多人从家里绑架到单位：中山东路派出所和中三东路办事处六一零的海某某轮番审问我，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

第二次被非法关押的情况：

第二次是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因与同修在原炼功地点河滩炼功。被绑架后在单位被关押了几日后，于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至二十三日在市金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后，被直接非法劳教一年（第一次劳教）。

第三次拘留、第二次劳教：大概是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初，因拒绝去洗脑班，去外地打工，被当地公安六一零等到家中抓人，未抓到我，就绑架了我的丈夫。还到我去打工的老板家搜查，还把我单位领导等人也牵连上，说他们泄露了消息。还逼他们给我打电话，然后飞车去我所在的西安市电话亭抓人，蹲坑，通缉我，还要把我丈夫关起来（这都是他们后来在审讯我时亲口告诉我的），这样致使我有家不能回，也不能去找工作，一直在外流离失所几个月。一直到六、七月女儿要高考，在高考前几天，我回家时，被公安非法闯入家中绑架，拘留。以我在流离失所时去过同修家为由判我两年劳教。

第四次拘留、第三次劳教：是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前后非典期间。我在回娘家的途中，发了几份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我们当时正走在路上，后边几个便衣追上就绑人，也不出示证件，就用绳子把我丈夫绑起来。当时绑架我的是凤县黄牛铺派出所，因我丈夫用摩托车送我回家，所以我和他还有摩托车都被扣。我丈夫没有炼功，就把他放了，但他的摩托车却不给他，最后交了两千多元罚款才给他。据他们讲，当时还在当地电视台播放了这则消息。

在凤县被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被送宝鸡，他们说到我家拿被褥，结果他们去我家抄家，未出示任何证件，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等东西一蛇皮袋。送宝鸡市拘留所因体检不合格（非典期间）拘留所不收，他们就告到市公安局，经局长施压，拘留所勉强收下。这次，我绝食抗议绑架。被他们上死人床，用自制的那种手脚连在一起的那种脚镣手铐，不能直腰。迫害致第十天。他们骗说是要送我去外地关押，最后，由家人取保候审。

两个月后，他们又突然来我家，未出示任何证件，再次骗我家人说，叫我去所里问一件事。家人说每次都说问事，一去就不回来了。这次既然问事，我们要跟着去。他们就让我女儿一起去了。结果到了金陵派出所。他们就把我女儿叫到另外的房子里。而只问了我叫什么名字，就说：“送你回家吧！”把我往车里推，我说自己走，并叫女儿出来。他们说先送你，就硬把我推上车，一路拉到西安劳教所。路上，我见他们在往高速路去，并不去我家。就知道他们又要迫害我了。这次绑架未出示任何证件，完全都是欺骗，体检不合格，不知他们怎样说的。最后，就收下了。我在劳教所被关禁闭时，向他们反映这次绑架的违法情况，要求他们释放我，最后来了两个西安市的警察。调查时我把所有事实都说了。他们还写了笔录，但也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这次据劳教所讲，他们判我两年劳教，但我未见任何文字也未签字。

另外，我的婆母，在我第一次劳教后七天死亡，她的死与对我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因我婆母原患胰腺癌做过手术，但在我炼功后，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婆母因我炼功而受益，身体我在家时一直很好。可我被抓后一则受到打击，思念我。二则也失去了家庭环境。无人照顾她的生活。使我的婆母一下子病情恶化，很快死亡。家人说，死时她还念叨着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