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伏英通过邮政快递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伏英，今年四十八岁，她曾就读于辽宁文学院，在北大西语系和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班进修，先后就职于鞍山市煤气公司宣传部、北京晓庆影视公司、北京电视台、《跨世纪人才》杂志社，个人专著有：诗集《静女》，与人合作的作品有《享受悲怆》。

下面是伏英讲述的她和她一家人的遭遇。

幸运的一家人

像我这一代的中年人，都是受到中共无神论的毒害，几乎是什么都不信的。可是我的母亲佟书萍多年来身患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骨质增生、结肠炎、隐性甲肝等十多种大病，走道都打晃，可是从一九九八年八月开始，在修炼法轮功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一下变得走路生风，精神抖擞，扔了所有的药瓶子，并且能帮我带不到百天的新生儿。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我的妹妹伏艳患了产后风，很痛苦，看到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炼炼功，没想到，很快腰疼、哈不下腰等产后风后遗症症状很快消失；

我的一个姐姐伏强，十五岁患了全身瘫痪，后来虽然能走路，可是又患上了心肌炎、妇科病、怕冷（三伏天穿棉袄）、怕风（一年四季不让开窗开门）、怕声音（在她身边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动静吓着她）等怪病；二十多年不停的吃药打针。一九九九年一月，她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中来，很快她的所有病症一扫而光，再也不用打针吃药了。而且还能穿裙子上街，恢复她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正常生活。后来，在她四十三岁时，又生了个闺女。

事实让人不得不信服。而对于我自己能够走上修炼之路，应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那时候，我居住在北京的北大附近，每天晚上下了班，就到北大校园里去看书，而我看书的地方就是一个法轮功的炼功点。有一天我坐在木椅子上看书，两个坐在我身边的陌生男人忽然对我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这儿义务教功，你来学吧！”我什么都没想的就回答他们说：“好啊”！

第二天我真的去了，和大家一起比比划划的炼起来，你还别说，真是有感觉呢，就感觉那些动作是人与天沟通的语言呢。从那以后就炼起了法轮功，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大年三十，从我在一位同修家看到了师父的讲法录像之后，到一九九九年七月被非法取缔，才短短的半年时光，那时候也是刚刚得法的妹妹对我说：“我们能够修炼大法，真是太幸运了”。

的确，那时候像我一样幸运的人很多，就是在北大的炼功点上，有北大的教授、北大的学生、北大的员工、还有周围的老百姓，北大当时校园里已经有两个炼功点了，离北大一墙之隔的圆明园正门、圆明园园里各有两个炼功点；离北大不远的清华大学更是不得了，当时清华炼法轮功的竟有数百之众，校园里遍布九个炼功点。

可是半年之后，—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一场前所未有的迫害开始了，那些幸福的炼功人，我们一下子又从天堂被掀进了人间地狱。

风雨来 心愈坚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开始了疯狂地打压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

那一天，我正在和一些高中同学吃饭，在饭桌上，一只玻璃杯子在没有任何人碰触的情况下，突然的炸裂了，我们都惊呆了，就感觉是一种不祥之兆。果然等我回到家中的时候，电视中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污蔑之词。

那几天，我曾经问过自己：“法轮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当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这样问过自己吧。可是我很快就否定了我的怀疑，因为我知道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不辞辛苦讲了那么多的法，难道都是没事闹着玩吗？我的妈妈、我和姐姐、妹妹的身体变化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可是。师父却没收我们一分钱，唯一的花销是花了十二元钱请了一本《转法轮》。仅仅凭这两点，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上哪去找这么好的功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后，我依旧坚信着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也没有想到，等待我的是那么大的苦难。

三十三岁 被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一年，因为我在一个朋友家玩，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晚上没有回家，半夜十二点，警察从天窗子爬进朋友家来，绑架了我和另外几个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中国申办奥运成功，就在那个凌晨，我们又被绑架了。

那个晚上，人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狂欢，而我呢却被警察送进了北京市朝阳看守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关押了六个月，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非法超期六个月之后，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团河劳教所的“转化”基地。

在那里，我被警察逼迫十天十夜没有睡觉，要我承认在朋友处和别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做资料和上明慧网，否则就继续不让我睡觉，在绝望中，我以为他们不会放我回家了。就在被绑架六个月之后，担当了自己没有做的事，然后将我非法批捕，我被绑架十八个月之后，又非法开庭。

非法开庭之前的头一天晚上，一个书记员到看守所找到我，对我说：“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刑期，你的态度有什么改变吗？”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放弃我的信仰。我回答他：“没有。”这也许就是中国特色的法律吧，态度决定刑期，如果我不放弃我的信仰，等待我的就是漫漫的刑期。果然如书记员所说，几天后，江泽民集团随意的塞给我一纸判决——就是有期徒刑九年，我的青春就这样被轻易的耽误了。

因为向善被关押牢狱

在监狱中，那些狱警总会问我一个问题：“你没病没灾的，为什么要炼法轮功呢？”这时候我会回答他们：“没有为什么。”的确没有为什么，我告诉她们：“人本来就是应该善良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修炼而来的。”是的，回想自己十五年的修炼历程，我对自己说：“我就是为了修炼，为了走一条向善之路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在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的九年中，我们每天面临的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要时时刻刻面对着监狱里所谓邪恶的“转化”，所谓的转化就是用各种酷刑折磨煎熬修炼人，让他们屈服、说谎。

记得那是二零零四年四月的一天，正是一个春天刚刚来临，可是监狱里却来了暴风骤雨式的“转化”潮，监狱给了死亡名额，打死白打死。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收拾完已经十点多了，她们把我放进一个没有监控的小库房里，三个人轮番的打我，一边打一边问我：“转不转化？”我看着她们穷凶极恶的样子，依然对他们微笑着。可是如恶魔缠身的打手们恶狠狠的对我说：“你看什么看，再看我把你眼睛抠出来！”

打我的那个刑事犯在外面的时候，就是个职业打手，是一个女男人。她说她在看守所里，曾经把一个人打成了内伤，可是外表一点都看不出来。她们从晚上十点一直打我到早上四点钟才罢手，并吓唬我说，如果我不转化，以后天天这样打我。

我的痛苦无以言表，他们打人的方式都是往人的五脏六腑上打，都是能要人命的地方，如果不是有师父的保护，我早就被他们打死或打成重伤了。

晚上被打了一夜，白天还照常去出工干活。不过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是死了也不“转化”。在被打得无法承受的痛苦过程中，我想到了死，因为我做不到去骂我的师父，我做不到去诬陷说我的师父蛊惑我炼法轮功，因为炼法轮功是我自己愿意的，没有什么人来强迫我。

那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看着，邪恶就是让你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几乎连死的机会都没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自己偷偷的想了一个“死”的办法，那就是出工或收工的时候，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往警戒线那跑（因为上工的地方离大门不远），只要我往那跑，武警就会开枪，就达到了我想死的目的。

被打完之后，已经是早晨四点多了，我又小睡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找墓地，可是墓地太小了，容不下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梦醒了，就又出工了，也许是我的决心所致吧。

第二天，我正在干活呢，那两个打我的职业打手找到我，说：“我们以后再不打你了，你原谅我们吧。”我点点头，也许是她们良心发现吧。从那以后，她们真的没有再打我。其中一个打得最重的那个人，等改判的时候，还比别人多半年刑期，她心里知道是打我的报应。

等我要回家的前几天，他们找到我问：“你还恨我们吗？”我说：“修炼的人不会记恨人的。”她们听了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从她的身上，我体会到了师父说的“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个人修炼中你要不能爱曾经在常人中反对你的人你就成不了佛。”其实这样说来，能够原谅她们并不是我的大量，而是师父的慈悲。

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自己说：“别人对我不善，我仍然要善待他，因为我知道被别人伤害的痛苦”，从此我展开了笑颜，虽然那笑颜沾满了苦涩的味道。

那时候的我，苦不堪言，甚至生不如死，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了，人很瘦弱，一天一天的在经受着煎熬，每天不敢吃不敢喝的，因为上厕所的时间是固定的时间。每天都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不自由体现在你的每一个举动之中。不过我的心还是快乐的，我对自己说，不管在哪里，我都要开心的活着，因为我的心中有大法在。至今我还保留了一张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年三十在狱中拍摄的照片，可以从中看到那时候我真正的心态，虽然身在地狱般的煎熬之中，向善的心依旧不弃不悔。

狱中诗集

作为一个写作者，其实从入监开始，我的写作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更让我痛苦万分，为了能够争取到一支笔的权利，我就不停去和狱警们沟通，沟通了两年多的时间，都没有结果。可是自从那次被毒打之后，佯装不知情的队长送了我一个本子，让我在少的可怜的时间里写诗，得之不易的机会，怎么能够放过呢？那时候，我甚至不洗漱、不吃饭，挤出时间用来写我的诗歌，每首诗差不多都是在几分钟之间完成的，所以虽然时间有限，但几年下来，我已经写了厚厚的几本诗集了。

临回家之前，狱警告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可以把诗集给我带回家，可是等回家的时候，我和她说起这个事，她又推脱，最终我的诗集还握在她们的手里，至今不知去向。

深重灾难、株连九族

一天一天的熬过了三千多个日子，吃了几辈子都没有吃过的苦，做了几辈子都没做过的活，我以为自己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我以为终于可以苦尽甘来。当二零一零年来到的时候，也是我要回家的日子了，那些日子，我给家里人写信的时候，每次都会给他们数我回家的日子，我以为好容易活着回来了，刑期结束了，我的苦难也该结束了，可是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没有想到，更大的迫害还在等待着我呢，其实我只是从一个小监狱走到了大监狱中来罢了。

二零一零年的七月十一日，我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看见了久违的阳光，在监狱中的九年时光，我能够晒到的太阳是屈指可数的用小时来计算的，每天顶着星星出工，每天踏着黑夜收工。终于可以见到阳光了，可是刚出了监狱的大门，门外的警车就在等着接我呢，因为我在监狱没有“转化”，当地的片警就开着警车来接我，等我上了车，车开动了，向着回家的方向驶去。

我在忐忑不安中，姐妹们就告诉我，这九年间，我的父亲和三姐夫都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就永远的离开了人世，还有我的舅舅也去世了；而我的大姐就在我回来的三个月前，得了脑出血，手术后，还瘫在床上。这一切因为我在监狱中而没告诉我。

二零一零年从监狱回到家中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我，只剩下风烛残年的母亲，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床前尽孝了，可是回家九个月后，疲惫的母亲已经精疲力竭，也撒手离开了我们姐妹，他们等的太久了，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去看我的时候，对我说：“我等不起你了。”而我竟然没有明白父亲的话外之音，其实那次父亲就是去沈阳做手术的，手术后没几个月，父亲就怀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我们。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不仅看不到我们，连我们的知情权也被剥夺了，记得我马上就要回家了，狱警还让我给我的父亲写封信，其实那时候父亲离开我已经两年了，知情的狱警让我给死去的父亲写信，正是他们非常“人性化”的体现吧。

当我在监狱中失去自由，痛不欲生的时候，辽宁女子监狱的政委找我谈话，她说你是来这里“体验生活”的吗？这么多年了，也该体验够了，她的目的是让我写“悔过书”，好减刑回家。我说我不是来体验生活的，我要回家，我爱自己的家人，我爱所有的亲人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善良的我，我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我的写作，是你们剥夺了我天赋人权的自由！

父母亲都走了，我的家破碎了，剩下的是一无所有的自己和一个十三岁正在上学的孩子。父母留下了唯一的一个房子，也被强制拆迁了（房子才盖了十年），没有了家没有了房子，有的是不能够推卸的责任。

孩子是我妹妹的女儿，我的妹妹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枉判十三年半，那时还在监狱之中而无法照顾孩子。妹妹原来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后来不修炼的妹夫承受不了压力了，不顾妹妹的感受，还是到监狱中和妹妹办了离婚手续，不给抚养费，不来看孩子，也不履行对孩子的责任，等爸妈死后，抚养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刚刚回家的我的肩上。

可怜的孩子从三岁起，就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母亲，我对自己说就是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好。可怜那么小的孩子，从三岁开始就由姥姥带着，十三年来风雨无阻地走在探监的路上，走在去探视自己被非法关押的母亲的路上，那其中的艰辛怎么是一个小孩子能够承受的，可是坚强的孩子硬是走过来了。

母亲离开我们的时候，妹妹的孩子已经十三岁了，正在上初中。二零一二年，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空间，我领着孩子到沈阳的一所中专学校去学习了，孩子一年的学费八千多，再加上我陪读租房子的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为了孩子，我一直在硬撑着。

到了沈阳人生地不熟的，连低保也没有的自己，只好给人家看小孩赚些生活费。本来以为就这样清贫一些也能够过下去，可是谁知道，二零一三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无缘无故可怕的灾祸又降临到我和孩子的身上。

孤苦伶仃带着孩子 再次被绑架

二零一三年的八月二十八日，也是沈阳市全运会开幕式的头一天，早上我和孩子在收拾屋子，有人来敲门，我什么都没想就打开了门，谁知是一群便衣警察，他们说查身份证，我拿给他们看，看完了，他们又问我：“你炼法轮功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他们说：“是啊”。谁知就这一句话，那些警察就蹿进我的家门，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孩子学习用的电脑，还有我的书稿，都给抢走了。他们还把我骗到警察局，说了解点情况就送我回家，可是最后他们却把我送到了沈阳市看守所。三十多天之后，因为没有任何的所谓“证据”，不得不“取保”放我回家了。这一次的绑架，对于经济十分拮据的我和孩子，又损失了一万多元钱，真是雪上加霜啊。至今所有被抢劫走的东西，一样都不曾归还。

我从沈阳第一看守所回来之后，在沈阳雄狮学校上学的孩子，也被迫停学了，真是雪上加霜，放在孩子老师办公桌里的两千多块钱也被警察给抢走了，因为孩子的妈妈还在监狱了，警察以此为理由把孩子从学校里撵了出来，我和孩子都没有了住处。

四十年后才有的家 四十天后破碎了

再次被绑架出来之后的那一刻，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渴望着能够有一个家，以为有了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九九九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正当我庆幸得到如此高德大法的时候，很快政府就开始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然后是漫漫的九年冤狱生涯。那时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自己，又担负起了教育孩子的责任，一个人的力量真是有限啊。

或许真的是缘分吧，恰恰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丈夫——欧阳洪波：我们相识了两个月之后，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九年冤狱后，我和丈夫就结婚了：当时我四十六岁，丈夫四十七岁。

可是万万想不到，自己和丈夫结婚才四十多天，我的丈夫在去朋友家串门的时候，就被警察们带走了，之后被以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而被起诉。

我们已经是不惑之年了，尽管没有年轻人的缠绵，可是我当然会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丈夫是平安的，他能够回家来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尽一个儿子的责任（他的老父已经八十三岁了，一直是我的丈夫在父亲的身边侍候着）就足矣。可是现在这一切在短短的四十多天之后，就成为了一个梦幻，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子和一个年迈的父亲，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却要历经魔难。记得有一位律师先生对我说：“我觉得法轮功好，因为政府这么打压你们，你们没有一个去报复的，刑事案件没有一件是炼法轮功的人做的。”

如今丈夫已经被非法关押十一个月了，因为无证据就悬着，如今已经休庭四个多月了，也不放人。

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在中国发起并维持这场浩劫长达十七年之久，其罪行之大。而当今的中国又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家庭遭受骨肉分离、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啊！今天，邪恶之首江泽民在中国一手发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浩劫必须停止，世间和上天的对其大审判的一天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