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皇帝 为民造福

太武帝曾召高允一起讨论行政，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魏朝多禁封良田，又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辟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不勤则损失三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它们交给老百姓。

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显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了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季，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很久了，宫室也已经完备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地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材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两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饭，就合四万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正直诚实 免灭族大难 仗义执言 救数千人命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启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就进去见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今记》，为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注疏，为臣所作多于崔浩。”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为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决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为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

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仅以身死（也就是改判自身死罪而不夷灭五族）。著作郎宗钦临受死刑时说：“高允仁恕心地，大概是圣人吧！”

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凤池，参撰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的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崔浩以蓬蒿之才，负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反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为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