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吴银魁先生依法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吴银魁先生控告的事实和理由：

一、我炼法轮功身心获益

我原来身体多病，医药无效，一九九六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炼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几个月后，我的身体恢复健康。十九年来，从未打过针吃过药，即便是被长沙新开铺劳教所迫害成手脚麻木，行动不便，视力衰退到接近失明的程度，在未经任何药物医治的情况下，我坚持炼法轮功，现在身体已恢复百分之八十，不但生活能自理，一些轻微的农活还能坚持着。身体的变化，村邻有目共睹。

我一个守法农民，并无其它奢求，只想有一个好的身体，和睦的家庭，而且是在信仰自由的范围内强身健体，十六年来，却遭受着各种非人对待。

二、我所遭受的迫害

（一）身体被迫害致残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我被送湖南省长沙新开铺劳教所迫害一年。在那里，每天就是强制洗脑、罚站、坐小板凳、二十四小时被包夹看着。期间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贺姓狱警提着一桶菜到入教队（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大多关押在此队）说：这是你们的同修某某捐了二百元钱到食堂，特为你们加的菜，当时我们几十名大法弟子都信以为真，吃了那顿菜后不长时间，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出现视力衰退、手脚麻木，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生活都不能自理。（可能菜里有不明药物）。

酷刑演示：罚坐小凳子

二零零二年三月份，从劳教所回来，我基本成一个残废，双目几近失明，全身麻木、甚至失去知觉，有时穿着鞋子睡后，醒来后到处找鞋，却感觉不到脚上穿没穿鞋。在我身体迫害成这样后，乡政府六一零及派出所还绑架我两次，一次送拘留所，一次关押在派出所。

（二）哥哥被迫害致死弟弟遭殴打后受重伤离世

哥哥吴金魁住余坪乡黄管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余坪乡政府派出所及平江县国安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上京上访，吴金魁被余坪乡派出所从北京劫持回乡后，非法关押在余坪敬老院，遭到邪党恶人戴文明、唐胡海、李羡文及余坪派出所恶警残酷迫害：打、吊、铐、饿、不准睡觉、男女同关一室，等等非人性折磨，并勒索现金三千元。恶人翁方平对吴金魁等三名法轮功学员毒打，并使劲掐住吴金魁的脖子，直到奄奄一息才松手，吴金魁被打得人事不知。吴金魁由于历次遭迫害，身体受伤过重，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六日，五十七岁时含冤离世）。

在我家遭到余坪乡政法书记李秋桂等的拆房过程中，我弟弟吴锡魁（未炼功）对着余坪乡六一零办的戴文明说：“你们也太过分了，我俩还是同学，我哥他们只是思想信仰，你们却这样对待。”戴文明揪着吴锡魁的前胸衣服，对其一阵拳打脚踢，打趴在地上（戴文明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出身）。吴锡魁由于受伤过重，自此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劳作负重。只因说了几句公道话，四十七岁的吴锡魁丢下才十岁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妻子，于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含冤离世。

（三）多次非法关押、勒索

一九九九年九月上旬的一天，余坪乡政府和派出所杨鹏虎等人突然闯进我家，没收了我的炼功磁带和法轮功书籍，并罚款一百元（连白纸条都没打）；

不几天，余坪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又来我家逼迫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我说炼功强身健体，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好处。我拒绝写“保证”，乡长吴易明强行将我抓上警车，在余坪乡派出所非法关了五天，罚款二百元后，才放我回家。

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余坪乡政府的戴旺兵和陈勇闯进我家，拆下箩筐上的绳索，将我反手捆绑，推到村部的加工厂，逼迫我跪下示众，采取侮辱我的人格尊严来逼迫我放弃信仰。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余坪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员用绳索将我及其他十几名大法弟子捆绑、暴力威逼我们跪在乡政府门外大街上示众，长达数小时；还将我和十几名大法弟子装在货车上，在全乡范围内挂牌游行，高音喇叭叫嚣着恶毒攻击法轮大法的口号。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余坪乡六一零负责人戴文明和派出所警察，闯进我家，不由分说将我推上警车。一进派出所余坪乡武装部长李羡文将我双手铐住，吊在派出所二楼的窗户铁栏杆上，身体悬空，从上午八点直至下午五点，整整九个钟头。后送乡办洗脑班，非法关了十多天，罚款七百元后，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我和哥哥吴金魁到北京反映情况，证实大法是好的、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鸣冤的大法弟子很多，不到两小时，我们被北京警察绑架，在警车上，警察使用外包胶皮的铁棍对着车上的大法弟子一顿乱打。我的胳膊被打的青紫。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回岳阳，一出火车站，余坪乡政府政法书记夏侯海、派出所所长陈其寿、乡六一零办的戴文明三人拿着手铐扑上来打我，还硬将我们四人塞进警车的尾箱内（因车内坐满了他们的人）准备押回平江，被送我们回来的刘科长制止，当时没让他们接回，就关押在岳阳市收容所。

过两天，夏侯海再度来岳阳押我们回平江，一见面，夏侯海气呼呼的指着我们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受过处分，你们这些家伙搞得我写了检查。”一肚子的委屈怨气全洒在我们身上，逼迫我脱下全身衣服抵伙食费，脱到只剩下一条短裤才作罢。当天气温零下几度。

回来后，我被关押在余坪乡派出所，不几天，夏侯海被撤职，换了李秋桂接任余坪乡政法书记。后将我关在余坪乡光荣院强制洗脑。当时全乡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也被关在光荣院，我们不配合，不肯写保证“转化”，就一起背《论语》，乡政府的翁方平就对我拳打脚踢，我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翁更加狠命地打我，翁已累得筋疲力尽，我也被打的动弹不得，他们还不肯罢手，将我从楼上拖至一楼地坪中，然后塞进警车的尾箱内，派出所的余卧东用尽全力对准我的胸部猛打几拳，拖到派出所，逼迫我和另一女法轮功学员（胡卫荣）跪在水泥地上，鼻尖贴墙，身体正直，只要稍有一点歪扭，余卧东就用脚猛踢我的后背。还将我俩（一男一女）关在不到四平米的禁闭室内四天四夜，不给吃喝，不准上则所，扬言要破我们的佛法。

我被非法关押在余坪乡光荣院期间的一天上午，余坪乡政法书记李秋桂组织全乡干部及警察几十人，拆毁万洞村大法弟子邹沛松的房屋，过程中，让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十几名大法弟子站在旁边观看。

下午，他们开赴我家，逼迫我妻子交一万元钱，否则就拆房，由于我家没钱，只好眼巴巴看着，他们拆掉两间正屋，还毁坏两间偏房，将家中有用的东西（包括柴火以及拆下的房屋构件）全部拿走，没用的，要么推翻，要么就砸碎。

我们十几名大法弟子被逼着站在旁边观看。当时我因绝食身体虚弱，再加上这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及打击，我晕倒在田里（当时站在田里），他们将我抬放在村部地坪上，就又去拆我哥哥吴金魁的房子。同样逼我哥要一万元，嫂子为了保住栖身的窝棚，只好抵尽家中所有物品，才保住了房子。

皇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下旬，余坪乡六一零办的戴文明来到我家说有事找我商量，我说没有时间，他说上午去下午就回来，我被骗到派出所非法关押，当晚全乡大抓捕，有十几人被抓，大多数只穿一件睡衣都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还有几天要过年了，就将我们送县拘留所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后，还是不肯放人。

我们农村靠种地维持生活，快到春耕了我们只好绝食抗议，拘留所所长秦传芳等十几个警察用绳子将我捆绑，推翻在地，捏着我的鼻子，用铁器撬开我的牙齿，一大可乐瓶滚烫的稀饭插入口腔，使劲往里挤压，人几近窒息，等我回过神来，看到满身都是稀饭和血渍，口腔内被烫掉一层皮。

（四）频繁抄家

频繁抄家是对我的经济和精神迫害的手段之一，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来抄了多少次家已记不清了，但我家的那头母猪很能说明问题：抄家和罚款是连在一起的，先罚款，没现金就拿实物抵押，于是母猪就成了抵押的对象。由于母猪能生猪崽，可以卖点钱，就想方设法凑钱将母猪赎回，这样共赎过三次。家中七百斤余粮，一粒不剩全部搬走，让我一家妻儿老小揭不开锅。这就是江泽民“经济上搞垮”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