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这段法时，老是理解不了，学员和人打起来了，明明是错的，为什么师父在解答这个问题时，第一句先说：“不能说我们这个学员是错的。”[1]

后来，大法弟子的修炼全面转向正法修炼后，我突然理解这段法的涵义了，从这段法中，我理解到了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不同。学员为保护大法书和人打起来了，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学员的第一念是保护大法书，护法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基点是对的，至于他和别人打起来了，那属于个人的执着带动下的行为，当然这些执着是要修去的。如果基点摆正，我们的念头再转过来、行为不被这些执着带动，那就真正达到法的要求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就像师父讲的：“我们当时念头一转的时候可能他马上就不毁那本书了”[1]。

后来，在证实法中，我经常想起师父的这段法。面对邪恶破坏大法时，作为大法弟子，走出来证实法是第一位的，在走出来的过程中，我们还有怕心、还有这样那样的执着，都是在证实法的过程中需要修去的。而不能因为有怕心就不走出来证实法，坐在家里等着修去“怕”再走出来，持这样思维的学员都是不理解正法修炼、把个人修炼看的重于正法修炼了，这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思维。

师父早就告诉我们：“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進程中产生。”[2]

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救度众生都是第一位的。基点站对了，我们再向内找一找自己，还有什么心、还有什么执着，如果我们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这样想，基点对了、再向内找自己，邪恶根本就不敢迫害，正法的原则也不允许它迫害，师父也会帮助我们的。

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时，就有两次这样的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二零零九年三月，我正在用电子书学法时，不慎被监区教导员发现，当时已来不及藏了。教导员在我工作台对面，大声让我过去。我当时想：大法资料来之不易，决不能落在恶警手里。我坚决不过去。教导员见我不过去，便急了，跑过来追我，我就顺着工作台和他转圈，沿工作台跑了两圈，眼看要被追上，当时，看到工作台旁边有一个装小纸盒的大筐，我趁他不注意把电子书扔到了筐里。教导员追到我后，见我身上没有东西，便怀疑东西扔到筐里了，让犯人把大筐里的纸盒全部倒到地上，一个一个纸盒往筐里捡，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教导员走后，我到筐里一找，发现电子书还在那里。我知道，是师尊的保护，才使电子书没有落到邪恶手里。

教导员因为没搜到电子书，此后，经常到车间转圈，我成为第一被关注对像，给学法带来很大干扰。我及时向内找自己：那段时间，觉得狱中的环境已经开创出来了，常人心就返上来了，学法时大意了，没有过去在法上的那种智慧了。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同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他认为自己的大脑一动，意念一产生就能做一些事情”[3]。我就想：让教导员调走。

一个多月后，这个教导员真的被调走，我又恢复了原来的学法环境。

另一次是二零一零年十月，我传给同修的《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被狱长搜走。于是，我成为恶警的重点搜查对像。特别是中队指导员，趁我不在车间时，在我工作台连搜两次。而且，他的办公室离我不足十米，办公室四周全是玻璃，他不时的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给学法带来严重干扰。

当时，监狱十几个监区，共非法关押了近三十名大法弟子，很多大法弟子手里不能存放大法资料，有一半大法资料在我手中，资料最多时，有七本《转法轮》、三个电子书、两本《解体党文化》、两本《九评共产党》、一个MP3、一个MP5和若干本《明慧周刊》及各地讲法。

我当时想：必须保住我学法及存放大法资料的环境。在这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问题：从小在党文化的浸泡中，争斗心比较强，進警察办公室横冲直撞，大法的美好没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中队指导员是新来的，我没有及时讲真相。

找到自己的问题并和中队指导员讲了真相后，中队指导员对我还是比较关注，有时趁我不在，悄悄的搜查我的工作台，我就念力很强的求师父帮忙：把他调走。三十八天后，中队指导员被调走了。当时这个中队指导员非常不愿意走，因为刚做指导员还不足两月，正干的起劲呢，他说：“政治处也不提前找我谈话，直接下调令，这算什么事呢？”因为以往狱警调动时，监狱政治处都要提前找本人谈话，然后才下调令，唯有这一次例外。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

我又恢复了原来的环境。

只要我们摆正基点，以法为大，时时向内找自己，大法的威力就能体现出来。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