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付曌翠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给她一家人带来这场灾难的首恶江泽民。下面是付曌翠女士讲述的全家人遭受迫害的部分事实。

全家被非法关押看守所 所长施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各级政府在江泽民推行迫害法轮大法政策时，我因进京上访说明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被撤掉了护士长职务。

一九九九年九月，因有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被海林市第二派出所非法关押，父亲付英铎和另一大法弟子去看她们，被第二派出所所长扣押，我和母亲汤玉华等到晚九点，不见父亲回来，也到第二派出所去看，看到有两位女大法弟子被扣在铁椅子上，穿的很单薄，我们就回家给她们拿来衣服。

回到第二派出所后，我们碰到所长，他问我们还炼不炼法轮功，我们都说“炼”，所长拽着母亲的头发把头往墙上撞，我过去阻挡，所长拽起我的头发，我象已离地一样被摔在门口。后所长亲自开车把我、母亲、父亲和一名男大法弟子劫持到看守所。

看守所七、八平方米的牢房，住了十几个人，都侧着身睡，谁起来上趟厕所，回来就没地方。每天吃的是半生不熟的包米面饼子和连泥带土的菜汤。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这不足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内。三天后，第二派出所警察在我家非法抄出了大法书，把弟弟付鹏翀也绑架了。

当时，去看守所看望我的同事、朋友太多，我被看守所的教导员押到了后号（押重刑犯的地方），不准我再接见。一个月后，第二派出所警察勒索了我们家共六千元钱，没有任何手续和收据，把我们一家放回。回家后，第二派出所警察到我家住着，监视我们，被父亲赶走。后警察经常到我家骚扰。

一家四口再被绑架 看守所里“上绳”、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一家四口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科科长和国保科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我和弟弟分别被“上绳”。

“上绳”就是把绳子从一个手腕开始顺胳膊缠上到后颈，再从另一胳膊缠下，到手腕处结在一起，向上吊，两腿分开，头低下，两手一直能吊到后颈。绳越细，受刑者越痛苦。

这次被绑架的还有五位大法弟子。

酷刑演示：上绳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很多法轮功学员，我们有时被强迫干农活（看守所有地），一次，看守所警察殴打大法弟子，我和两位大法弟子去阻挡，也被踹了一脚。我们五位大法弟子决定绝食抗议，我们本不应被关在这里遭受这种不人道的待遇，我们没有罪，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写了一封信给所长，我们五人从那天开始绝食。

四天后，看守所让刑事犯给我们灌食，灌的是半生不熟的玉米面糊，加很多盐，国保科警察等来监视，给我们照灌食过程的照片。因我们不配合，刑事犯用开口器撬开牙齿灌，两个人把我们分别按在椅子上，一个人灌。灌完后，我们全身上下全是玉米面糊，同房的两个刑事犯哭了，给我们要来水洗头，洗衣。

第二天，我们炼功时，当时是代所长的警察来阻止我们，把我们五个女法轮功学员拽出监舍，让我们在外面靠墙站着，一法轮功学员刚受完酷刑五天，又绝食，身体虚弱晕倒了，我们去扶，警察喊叫，不能扶让她倒。一看她真晕了，才把我们几人关回监舍。

接着，国保科警察和看守所武警部队的拿着警棍来给我们灌食，他们穿鞋上到板铺上拽我们，一刑事犯借我的衣服被撕坏了，一名大法弟子的额头当时就被打起了包。给我灌时，因我不配合，刚调来看守所的副所长用拳头打我的脸，把开口器强行塞到我嘴里撬开牙齿。我们四人（一个晕倒了正在输液）被强行抬到院子里灌食。

我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卫生局纪检委强行开除了我的公职。

一家四口同被非法判刑三年至七年

二零零二年九月，父亲和弟弟分别被判冤狱三年和五年，送往牡丹江监狱迫害。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和母亲被冤狱三年，同其他七位大法弟子一起，劫持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在这之前，看守所让我们交投牢费，被我们拒绝。

在送我们去哈尔滨的路上，看守所副所长把我们仅有的行李衣物全部扔下车，我们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连换洗的衣服和日常用品都没有。

在哈尔滨女监，狱警强迫我们坐小板凳，上厕所得按时间来，紧急情况得先请示杂工（家里拿钱给监狱，犯人可以当杂工，看管其他不拿钱的人），看心情准不准我们上厕所。

四个月后，我们分别被分到各监区，我被分到第五监区继续迫害。我曾脱囚服反迫害，大队长让狱警把我用手铐铐在厕所的栏杆上，后又扣在办公室的暖气上，让为了减刑的刑事犯打我，抠眼睛，拽头发往暖气上撞，打乳房，踩膝盖。我先后向监狱四个部门写信反映情况，无人受理。

持续的骚扰、绑架，父亲离世

二零零五年一月，我和母亲、父亲回到家中。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被牡丹江铁路派出所绑架，我因身体状况不好，五天后，牡丹江公安处勒索我家人五千元钱后，家人将我接回。后牡丹江公安处多次到我家骚扰。

二零零六年牡丹江公安处因到我家没找到我，在我上街买菜时，强行绑架，我一再要求下，才通知我的家人，警察们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检查后，让我一人回家，没做任何解释。

二零零七年，弟弟从牡丹江监狱回家五个月，父亲因在牡丹江监狱迫害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加上我几次被迫害，身心承受不住巨大压力，于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去世。

第三天，海林市第二派出所警察到我家欲绑架我，说我是网上在逃犯，我及家人不从，代所长又伙同其他警察到我家，把弟弟和母亲拽住，把我强行抬上警车。后叫来海林市铁路派出所警察把我连夜绑架到牡丹江铁路看守所，父亲去世前，我每天上班，护理父亲，什么叫网上在逃？没有人对这次绑架做任何解释。

十几天后，我接到牡丹江铁路公安处劳教我两年的非法劳教通知。我要求通知我的家人，要求象其他在押人员一样给家里打电话，都被拒绝。

几天后，铁路看守所一男一女两警察把我送往哈尔滨戒毒所迫害，因冤判我的手续不符合所谓的规定，戒毒所不收，看守所警察走后门补办手续，第二天，又欲把我送到戒毒所迫害，因身体检查不合格，戒毒所拒收，一男一女两警察说尽好话也没达到迫害我的目的，我又被送回牡丹江铁路看守所。

二零零七年七月，我以监外执行的形式回到家中。可第二派出所警察、社区等不明真相的人时不时来我家骚扰。

弟弟付鹏翀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仍被非法关押中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我弟弟付鹏翀被海林国保科科长、副科长等绑架，后被海林法院在海林六一零（江泽民创立的类似于纳粹盖世太保，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的授意下强判三年半，现在黑龙江省泰来监狱非法关押。

自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及其跟随者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大法以来，我们一家四口就因为要按照“真、善、忍”的宗旨做一个好人，多次遭到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迫害。

我在这里略去了所有参与迫害我一家人的警察、社区及单位人员的名字，也没有要求具体的赔偿，因为这场迫害是在江泽民的授意下开始的，其实所有的公检法人员即是迫害者又是被害者，他们是在执行所谓的上级命令，但他们都要承担责任的。

尽快结束这场长达十六年的迫害才是第一位的，而始作俑者是江泽民，希望国家最高检察院能站在人性、人权的角度上立案调查这场迫害，尽早还一亿善良公民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