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韩爱雯女士讲述的经历：

修大法 顽症消失 善解仇怨

一九九六年初，在山东兖矿集团气功协会的大力推荐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不知不觉胃炎、关节炎、贫血、眩晕、内痔、囊肿等各种顽固病症不翼而飞，这让我感到很神奇。

大法化解了我和婆婆多年的仇怨，我主动买了蛋糕去给多年不来往的公公、婆婆过生日。以前，拿服装厂里的边角余料，学法轮功后，也主动拿自己的工资补交到单位……凡此种种，从大法中得到的好处说也说不完，我们每天沉浸在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中：工作兢兢业业、助人为乐、家庭和睦、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社会稳定。

因信仰 招中共“眼线”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些天津法轮功学员被当地公安人员非法抓捕殴打之后，我和平合法的来到北京，要求政府放人，并保证我们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权利。在火车上，被要求登记身份证，谁知这竟成了所谓的“案底”，网上也能查到，单位也因此受牵连而监视我。每天各个炼功点都不乏便衣特务的身影。

在得到政府信访部门保证不干涉我们信仰自由的承诺后，我真的很欣慰，感到政府还是很开明的。然而，三个月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亲自策划、发动、实施了这场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不基于任何刑事法律和程序的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灭绝政策。

那时候，厂子活忙的时候加班，活不忙时的时候，大家就回家等待。可我却没有一点回家等待的时间，时时在加班，早晨七点三十上班，晚上九点三十下班，中饭和晚饭只有各一小时的吃饭时间。我在厂里是龙头第一道工序，我不工作，至少两个车间停产。当时的书记裴红霞假以各种理由，执行上级命令，把我扣留在办公室，宁愿车间停产，也要强迫我放弃法轮功信仰、强迫放弃公民上访权，写什么“不炼法轮功保证”，并威胁我要抄家。我根本无法照顾家人和孩子，那时儿子才五岁。后来，裴红霞患白血病死亡。

老百姓嘛，不求什么，只想有个好身体，做个好人，安安稳稳过个舒坦日子。没办法，我只好托人调离服装厂，来到兖矿集团事业处供电队。这里没人知道我炼法轮功，本以为可以过个太平日子了，可济东分局的六一零又顺藤摸到事业处。这下，全处上下乱了营，一定要查出是谁把我调来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太平的日子了，

那时背后处处都有监视的眼睛，电话被监控，上下班有人跟踪，回到家楼房四周都是游荡的眼线。

风雨来

大约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的一天，大清早六点多，供电队打来电话，让我立刻去班上，历来的经验告诉我风雨又来了。我难以抑制悲伤，出于自保的本能，抱着对政府的信任，避开眼线，我再一次来到北京，希望能得到合理的答复。

辗转到了北京，住在丈夫的姑姑家，姑姑给我婆婆打电话告知我的到来。谁知第二天一大早，丈夫领着供电队科长刘学利和保卫科金萍来到姑姑家，假说恰巧到北京出差，顺路带我回家，一路上，科长不断的与后面车上的人电话联系，我才知道，我坐的汽车后面还有一辆“保安车”。丈夫被他们非法关押在我单位几天了，说不找到我，就不让他上班、回家。那时，我的儿子才刚刚六岁。

车到我家楼下，我和丈夫刚进家门，保卫科人员就紧跟着也进门来，把我绑架到单位办公室，科长宋士雷、鞠开容等人对我连恐吓带侮辱，一夜不让休息。第二天，又非法关押到单位单身宿舍楼里，公安局济东分局也来了人，警察楚××和穆凤岐把我当犯人一样非法审问，一天中午，我单位请他们吃饱喝足了酒，楚X躺在床上，让我给他点烟，我没点。一个姓王的警察自称和我二哥同学，叫嚷着要煽我的脸，说是要替我二哥教育教育。几天后，把我非法关押在邹城市拘留所十天。

回来上班后，人家上班，我上班，人家不上班，书记陈德尧也以“办板报、拿文件、做会议记录”等各种借口胁迫我上班，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甚至他党校的作业也让我代写，还让我给他买烟。

一次，局办公大楼泵房的同事休病假，事业处供电队（科）书记陈德尧让我去替班，许诺我和他们一样“上一个礼拜，休一个礼拜”（每天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可当我上完一个礼拜，理应休班时，他却翻脸不认，要我立即回办公室继续上班。我很吃惊他的态度，坚持正常休班。科长裴献军、副科长董树群、书记陈德尧第二天一大早，不到七点就来到我家，要送我去什么洗脑班。我坚决抵制，并继续正常休班。

休完一个礼拜，上班第一天，早上听书记陈德尧和工程师黄宗岳的语气蹊跷，话里有话，不知其意。下午我刚到班上，济东分局国保大队长、六一零头头郑力就带着人来了，非法把我绑架回家并非法抄家，大法书籍以及个人物品被非法抄走，家里一片狼藉。不明就里的街坊邻居无不对我侧目、指点，好象我犯了什么天大的罪过一样。

六一零头头郑力象对待犯人一样，很专业的拧起我的胳臂，再翻到背后，再死劲往下压，当时胳臂就要断了一样，喘不上气来，胳臂痛的好几天不能动。随后，我又被他们绑架到单位保卫科，用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路上，看到奔跑雀跃放学回家的儿子，他们人多摁着我不让喊，看着远去的稚幼儿子，我的心都碎了。那一天是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教师节。儿子差两天八岁生日。

几天后，我被戴上手铐，非法关押到济宁看守所半个月。那时，安玉金任处长。一进看守所，就被脱光衣服，进行所谓的搜身，连胸罩也得脱下，没有任何尊严。还被强制干活：包装一次性筷子头上的小白纸条，然后扎成捆，每天一麻袋，干不完，不让睡觉，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几平米的房间。水煮的菜是人家丢弃在菜市场不能吃的烂土豆、馒头酸的让你一辈子不再想吃馒头、面汤里飘着虫子的尸体，每天每人一杯刷锅水：喝水你就不能洗涮、洗涮就不能喝水，洗头也是大家协商好，只够一个人的。水泥大通铺上，没有一点铺盖，所有的用品全部高价销售。很多人很快传染上了皮肤病和脚气，用那个脚踩住包好怕散掉的筷子头。阴风穿透只有铁棱子的门，竟象寒冬腊月。上级来检查，警察们就紧急藏起麻袋，上级走了又再接着干。从那以后，我再没用过一次性的筷子。

我决定绝食抗议对我的不公平，被看守所五花大绑在死人床上强制灌食，灌食的人是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犯人。有次，那个“号子”竟然灌到我的气管里，被我拼命挣脱，才没死在那里。要知道，邹城的法轮功学员刘续国就是被活活灌死在那里的，去世时，他的孩子还不满一周岁。

就这样虚弱的身体，继续被国保大队刘姓、郭姓警察、和我单位保卫科科长赵洪喜等人绑架到济南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迫害。时值中午午休，劳教所不收。所有办案人员去饭店吃饭，不时对我冷言讽语。当时，我真是悲愤难挡，从饭店厕所二层跃下，当时腰骨、脚骨受伤。就这样了，他们继续死皮赖脸，再三请求劳教所把我收下。最后，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而拒收。

他们把我拉回当地，刘姓警察煽我的脸，瞒着我家人，偷偷把我非法关进机关总医院，手被铐在床上。大概三四天后，才通知我家里来人。儿子趴到我的耳朵边悄悄对我说：“妈妈你别害怕。”

赵洪喜执行上级命令，背着我勒索丈夫两千元所谓的“保证金”，把我监视在家。当时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丈夫又找我父亲借了三百元。我在家里休养了七个来月，没有工资，老母亲每天早来晚走照顾我，还自己带饭菜来。

参与绑架我的同事：唐文和李静，竟然每天按时到我家来“上班”，我那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不但照顾我，还得照顾她们。进了门，俩人打开我家饮水机烧好水，一人泡一杯茶，再打开电视，往沙发上一坐，挥手对我母亲说：“你别管我们。”俩人边看电视边唠嗑，到点“下班”才走，上班再来……

刚上二年级的儿子没人接送，只好自己走。他很懂事，常搂着我的脖子天真的说：“妈妈，我真是太喜欢你了，太喜欢你这个脑袋了，要是把它装在我的书包里，我就是上课也能看见你了。”儿子怕我再被非法抓走，失去妈妈，就对我说：“妈妈，以后我在楼下喊姥姥的时候，其实就是喊你，不能让坏人知道。”

终于有一天，孩子正在发高烧出水痘期间，保卫科科长赵洪喜、六一零头头郑力合伙到我家，强制把我非法关押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迫害七、八个月，说是曾经判我一年半劳教，现在必须走完程序。年迈的母亲悲伤担心，整晚睡不着觉，白天常常坐在那儿发呆，身体极度虚弱，耳朵开始聋、腿也开始痛起来了。

邪恶的劳教所简直就是人间地狱，非人的待遇、苛刻的奴工、精神的恐惧迫害都是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劳教所又极具粉饰和掩盖，社会上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里面的罪恶。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日，正月初二我回到家中。工资科把我安插到单位的“绿化环卫中心”，工作是打扫楼层卫生和厕所。那时，还没有正式员工干这种活，都是临时工干。为此，科长尹慧娟还专门辞退一个临时工，好把我填进去，其实就是变相惩罚。而且，处里下了个文件，什么新岗新工资，于是，我的四岗工资一下变成了三岗。

为了对我更严密的实施监控，二零零五年刚过完年，尹慧娟执行上级命令，把我调到四周都是高墙的苗圃干活，我的好友同事，也被赋予了特殊的秘密监控任务。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谨遵李洪志师父的教诲，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辱负重、无怨无恨、工作兢兢业业，遇事多找自己哪里不对。同时告诉人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只是做个好人，我们是被冤枉的。

一个小粘贴曝光了中共层层黑暗

二零零六年四月底的一天，当我依法粘贴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小粘贴时，铁西派出所的冯姓警察把我和十二岁的儿子非法抓捕。当晚半夜，我家里又一次遭到非法抄家。第二天，姓冯的警察早早就把我关进邹城市看守所继续迫害。

我拒绝迫害，他们一帮人把我抬进看守所大门，然后按照所谓的“光脚”规矩，强行脱下我的鞋扔进垃圾箱，这时，我看到垃圾箱里的鞋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在看守所里，卖淫、打架、杀人犯居多，同样都被奴役压榨并患有皮肤病和性病，每天被强迫剥金乡大蒜，出口国外。每人每天二十斤，干不完不让睡觉，还要轮流值夜班。睡觉的地方有三十公分，只能象立刀鱼一样侧身睡，起来上个厕所，回来就没了地方。塑料盆是在押人员自己买的或先行者们留下的，白天用来泡大蒜，晚上用来洗头、洗澡、洗衣裤，当然都是凉水洗，五冬六夏都是凉水洗。先进去的是老大，象征性的少剥或不剥，想给谁分多少，就给谁分多少。剥好的大蒜，再用那个塑料盆泡洗的白白胖胖的好上缴。剩下的蒜心部分，据说就卖给街上的小饭店了。由于双手长久泡在冰水中从早剥到晚上，长达十多个小时，每天如此。大蒜汁液侵入指甲和肉，手指僵硬，成天火烧火燎，人人望蒜生畏。上级来检查，就藏起大蒜，上级走了再接着干。不知道，吃着这样走向世界、提升GDP、赚来外汇、带着梅毒大蒜的食客们，知道了真相，该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绝食抗争，看守所怕担责任，大约第三天，我被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无条件放回家，第二天是“五一”。

领导为了稳住我，让我“五一”假期过后，正常上班。谁知我上班没多久，正在工作时，济东分局伙同我单位保卫科的冯维刚、郭卫东等人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再次把我绑架到济南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说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劳教一年半。

法轮功没有教，更不存在邪。没有人告诉我，那个小粘贴究竟利用了哪个组织，危害了什么人，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的人证物证。在电线杆上贴小粘贴并没损坏任何财产，电线杆没有因为我的行为而损害，输电正常。没有人指控我的行为给他的财产造成了破坏。我也没看到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是怎样在当时的电线杆实施的。没有任何国家机关在该电线杆上工作；他们也没证据证明，在我的行为发生时，是什么样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当时的电线杆上实施。我在电线杆上贴“法轮大法好”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人身伤害，也没有什么人因为看了我粘的贴而受到伤害。而且《宪法》第七节的规定中并没有授予“两高”解释法律的特权，“解释”本身是破坏国家宪法和刑法实施的。依法应当纠正的正是这个“两高解释”。

如果《宪法》不能公正的实施，就会造成诸多冤假错案，那会给社会及家庭带来严重的危害。

到了劳教所，四、五个膀大腰圆的粗壮小伙把我抬下车，先在武警医院强行查体，又被抬到劳教所医务室验血，因我不配合没验成。他们怕我喊法轮大法好，先用胶带封我的嘴，又把我的工作套袖掳下来塞到我的嘴，塞的我直干呕、眼泪哗哗的流。郭卫东抓住我双手上戴的手铐，又合伙直接把我抬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严管大队，扔到一大队咨询室怕人看到的房门后面扬长而去，我手腕伤痕累累，滴着鲜血，疤痕一年多才消失。

咨询室的墙上贴着充满诗情画意、优美风景的柳枝、花朵、月亮等等。一张象征性的桌子，墙根摞着两个床板，还有一个红塑料桶，后来才知道那是用来大、小便的。

一大队大队长孙娟，教导员杨晓琳分别安排犹大包夹王春丽、孙运雪、乔咏梅、张树欣对我进行隔离式非人的精神与肉体迫害三个月整。

一大队的警察、包夹和警医合伙强行抽走我的血液去化验，化验的结果从没告诉过我本人。而且胁迫我家里的人以离婚、断绝父（母）女关系等来达到转化我的目的。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在来信中说到：“我们已是风烛残年，已经经不起任何风吹了，不知能否活到你回家。”公公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猝然离世。婆婆、丈夫三番几次和劳教所联系让我回家奔丧，劳教所警察灭绝人性，不但拒绝，而且自始至终对我只字未提。

我绝食抗议被非法劳教以及非人的折磨，一大队大队长孙娟和孙群莉、杨晓林、李玉、李妮、耿筱梅、肖英和邪悟的包夹八、九个人一拥而上把我摁倒在地上强行鼻饲。抽出鼻管的时候，鼻血脓块，半包卫生纸擦不完，惨不堪言。

从被非法关押的第一天起，连续三个月除了警察和安排的包夹王春丽、乔咏梅、孙运雪、张树欣外，我见不到小班外面的任何一个人。小班的门永远关闭着，里面有一个塑料桶，吃、喝、拉、撒、睡都在其屋内。在那里没有人格、没有尊严，被恶警孙群莉任意殴打、辱骂简直是家常便饭。骂，要用手指戳着脑门子骂；煽，要照脸煽；揪，一定要把头发一把一把的揪下来；踢，那能踢哪儿就踢哪儿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公公婆婆、祖宗八辈、街坊邻居、丈夫、子女、及单位里的领导、同事，只要她能想到的人都被骂的一钱不值。我每天都在警察的叫骂声中度过，讽刺、侮辱，即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决不放过。其目的是让被迫害者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无能、最愚蠢、最多余、最令人讨厌的人；你的亲人、朋友全都是出卖你的人，全天下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人，只有她们才是最可亲近的。大队长孙娟还欺骗说：“转化没什么可怕的，咱们队是百分之百转化率，你转化是早晚的事。队长都是地狱里的小鬼了，你就是下地狱，也摔不着你，有我们在下面垫着呢，你怕什么…”

最可恶的是，不间断的狂轰滥炸、野蛮灌输污蔑法轮功师父和大法的邪悟、邪书和邪恶录相。从早晨六点一起床直到半夜十二点，连续放一个多月，那种滋味真是生不如死。逼迫大法弟子踩写满水泥地面、塑料小凳下面师父的名字。

我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警察就不许大小便，不许睡觉、不许洗刷，不许定购卫生纸……总之什么都不允许。憋不住，就只好尿在自己的脸盆或茶杯里。

当我拒绝穿囚服、剪囚发时，同样被七、八个恶警和包夹摁倒在地上强行剪囚发、脱光衣服，把我家中送的衣物统统收走，只留囚服。警察耿筱梅扬言：什么样的人什么样待遇，你自己找的！

1.罚蹲

劳教所最常见的是罚蹲。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旁边有两个犹大包夹王春丽、孙运雪严管。他们早就策划好了，在我要求上厕所，肚子憋的难忍时，再采取此法逼迫写所谓的“三书”。最后在得不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时，大队长孙娟趁我浑身瘫软无力时，又是三人一拥而上，把钢笔塞在我手中，有抓胳膊的、有紧紧抓住手的，有在纸上写所谓的假“三书”的，写完后再强制我按完手印说：“你别再坚持了，你都写完‘三书’了，你也不是大法弟子了，你师父也不会再要你了。”妄图以此摧毁我的意志，我当然不承认这种作为。这就是所谓百分之百的转化率。

经过此折磨后，我的腿痛的一个多礼拜不会站立、不会走路。大队长孙娟伪善的说：“你不懂，从医学上说，蹲那儿多少多少小时，人的腿会因血液不流通而废掉，要截肢。你现在是不明白（不放弃信仰），等你明白（转化）后，你会感激我们的，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为你和你的家里人好。”那意思是我的腿没截肢要感谢她没让继续蹲下去。

2.罚坐板凳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罚坐板凳也是最常见的体罚之一，就是坐在那种只有十几公分高的塑料小凳子上，上面有许多洞眼。双脚并拢、身体正直、手放膝盖、目不斜视、不许说话、不许站起、不许走动、每天早上四点左右一直坐到晚上十二点，甚至坐到半夜一、两、三点，一坐便是几个月。恶警暗中分别指使犹大包夹王春丽、乔咏梅、孙运雪、张树欣坐在我的旁边监视，只要她们认为我的坐姿不规范，犹大包夹就连踢带骂，极尽侮辱之能事。尤其在夏天，我的衣着单薄，塑料板凳起潮，肉落在凳眼里很快就溃烂了，屁股上磨烂六个洞，脓血粘衣，偶尔上回厕所，衣服脓血干结在屁股的破洞上，都得慢慢撕揭下来，脓血渗透衣裤，痛不堪言。

3.不让洗刷

不让洗刷也是极其毒辣、卑鄙迫害我的手段之一。劳教所的警察们会利用三九天或三伏天的寒暑极端天气加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一入三伏天，被关小班的我便失去了洗刷的机会，也不许换洗衣物，全身散发着恶臭。恶警指使包夹，故意用塑料袋把厕所里唯一的水龙头系死，不让用。即使来月经时，也同样不让用水洗，我只好在上完厕所时，用冲厕所的、便池里的水洗一下下身。即使这样，也会招来犹大包夹的一顿羞辱、恶骂。总之利用这酷暑逼我放弃信仰。在这汗流浃背、酷热难耐的三伏天里，那些能洗刷、能坐在通风口的犹大包夹身上的痱子去了一拨再来一拨，抹了痱子粉不管用，再找偏方，最后痱子毒拱满了全身。更何况三十天不见一滴水，坐在U型的角落、绝对不透一丝风的我呢。

4.不让睡觉

不让睡觉也是劳教所残酷迫害我的非常没人性的普遍的一种，连续五天五夜不让我睡觉，连眼皮都绝对不能眨一下，旁边有专门的犹大包夹王春丽、乔咏梅、孙运雪、张树欣监视，他们轮班睡觉，我只要眨一下眼，他们就连推带踢，边骂边往脸上撒冷水刺激，再就是用手中的钢笔，转着劲，猛扎我的身体，胳膊、大小腿上一夜之间被扎的青紫。

最后当我被折磨的意识模糊，说话不由自主，双腿发软时，警察李敏、张洪芬再加上心理攻击，妄图改变我的信仰。大队长孙娟伪善的说：“你真傻，从医学上说，人多少多少小时不睡觉，就成精神病了，已经有好多人承受不住崩溃了，我们不忍心眼看着你成精神病，我们这都是为你好。”言外之意大法弟子没被害成精神病还得感谢她们。

被关禁闭室期间，吃、喝、拉、撒、睡等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剥夺，受尽了炼狱般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我每天都有死一回的感受，那真是度日如年，每天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我又死而复生了。在那里，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精神崩溃，精神失常。恶警还造谣说是炼法轮功炼的。我被关在小号整整三个月，因久不与人语，出来时已基本失语了。一天早晨外面有个打扫卫生的学员擦了一下小班很高的窗户，被警察梁巧玲看见臭骂了一顿，主要怕小班里的罪恶被人发现。

5.奴工迫害

在经历以上数月种种的非人折磨后，警察没达到转化我的目的，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又源源不断而来，小班不够用，连洗漱间，洗澡间、晾衣房、私库，厕所、心理咨询室，警察值班室、图书室都排的满满的。所以警察变换花样又出新招，花言巧语骗我进班组，下车间。去了后才发现，残酷的、长期的奴工迫害才刚刚开始。

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让睡觉，除了三顿饭（每顿饭从集合、报数、排队、打饭菜到吃完饭、再集合、报数，回车间，用不到三十分钟）其余时间都在干活。后来由于明慧网不断曝光劳教所的邪恶迫害，才有所收敛，上级命令晚上八点收工。但警察们心有不甘，实则八点半或九点才收工。并偷偷在收工后，逼迫劳教人员在宿舍粘纸盒（王光烧牛肉等）、贴防伪标签（北京降压灵、阿莫西林等）、装餐巾纸（迪痘等）、装拉链头（毛绒玩具上的）、折纸（各类广告、飞机上用的呕吐袋等等），每天都得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才让上床睡觉，有时甚至干到第二天半夜一点多。后来因上级查得紧，警察才不得不要求被押人员，晚上十点准时躺下，不躺下都不行。

车间里更不是人待的地方，毛绒玩具的毛漫天飞舞，就是一个人什么也不干，从里面走一趟出来，身上也落满了毛绒，即便戴上口罩，嘴巴里，鼻孔里毛尘塞的满满的，很多人自从下车间以后，脸色蜡黄、咳嗽多，有皮肤病等等。连呼出的气也把口罩熏的焦黄。每天吃药的人都排好长的队列。虽然刚下车间就配给在押人一个口罩，可那个口罩，无论被押人员是一年期还是三年期，就只给这一次，而且五冬六夏都必带不可，因为毛尘多的比沙尘暴还严重。我的胳膊肘因药浸的毛皮毒害而感染皮肤病，每天瘙痒，挠破流血，彻夜难安。

每天的上厕所时间共四次。早上五点、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晚上八点各上一次。有时尿频或闹肚子，毫无选择的听着警察们的数落声去厕所。

每个在押人员包括社会上的犯人，如一天只能出一个活，第二天恶警保准定额三个，当完成三个了，又包准定额五个。以此类推，直至每个人的极限工效。工效只涨不跌，如果在押人昨天完成十个，今天完成九个，警察耿筱梅可不管什么原因，劈头盖脸，污言秽语，一顿臭骂：“知道为什么管你们饭吃吗？就是你们还能干活。”她们的眼里，在押人只不过是个会干活的畜牲而已，收工时每个人都已经被压榨的筋疲力尽、疲惫不堪，还要被警察在集合时训话半个多小时。每天晚上收工后，每个班组还要坐姿精确，认认真真开班会、作记录（拍桌子、砸凳子、泼妇骂街似的批斗会），还动不动恐吓延期。

劳教所对待在押人员极其苛刻，一天中只有清晨、晚上两次洗刷时间，每个班（最少十二人）从进洗漱间到洗刷完毕出来，总共五分钟。不管你洗脸、洗澡、刷牙还是洗衣服，通通一样，只给五分钟。到时间不出来，除了大会小会批，动不动还延期恐吓。每个大队按规定应该每个礼拜给时间大洗一次（大洗每个班组十分钟），可一个月、几个月、半年不给大洗一次很正常。可是只要上级来检查保证床单是新换的，房子是新刷的，地是新扫的，机器是新擦的。检查人员戴上白手套，包你哪个犄角旮旯都绝对摸不到一丝灰尘。

劳教所的每个通道、大厅、车间、房间、班组门上方都配备摄像头，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看的一清二楚。

我被非法分配在大队教导员杨晓林直辖的严管班，人员比例为三：一，即社会犯人为九人、大法弟子为三人。各大法弟子不能与任何人包括犯人说话、互用物品、互相吃喝、互打手势、互递眼神，总之二十四小时被贴身监控。大法弟子是蓝胸牌（新分班的犯人也是蓝胸牌但几天便换黄胸牌），没有任何“享受”，只有恐吓、殴打与延期，吃的菜也只限水煮白菜之类。每每与大法弟子坐在一起、走在一起或大法弟子前面与后面的俩人都是专人专管的包夹。班级的犯人都各有任务又各相互监视，一点事都抢着添油加醋的向恶警汇报，怕落后、挨批、加期。

那些骂的越欢、折磨越凶的犯人，越能得到警察的表扬、升迁和减期。这些被精选的卖淫、盗窃、打架、吸毒人员大多十七、八岁至三十多岁，基本是在家骂父母、在外害朋友的无知无畏者，劳教所警察也称他们为“人渣、街痞、混混”，可越是这样的人越被利用的得心应手，让她们打谁就打谁、让咬几口咬几口。而有良心的犯人，则被辱骂、监视、加期。

随着解教期的临近，恶警对我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说尽好听话，极尽迷惑之能事，我所有拒绝写的月小结、年总结、所谓的出所小结和各类作业，都被警察悄无声息的包揽给了别的班级里的包夹。警察们的伪善演绎的真可谓炉火纯青：所有的坏事、恶事、没人性的事统统都是包夹们自己自做主张干的，而所有的好事、善事、人性化的事统统都是在“象母亲、象医生、象老师、尊敬的队长”带领下干的。实际上是怕我们回去给上明慧网曝光那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罄竹难书的罪恶。

历经九死一生，我被额外延期七天回家，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地六一零伙同我单位保卫科夏国刚等人，带着我丈夫到劳教所接我。回家途中，夏国刚暗示我丈夫请他们吃午饭，丈夫万般无奈，在捉襟见肘的艰难中又挤出二百元。

回来后，一年多未安排工作，零收入，还要自己交纳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公积金。那年，儿子十六岁了，扭曲的人生经历，使他愤世嫉俗，口袋里常常揣着锋利的刀子。

丈夫承受不了来自八方的压力，在看不到前程，无限痛苦中，悲观失望、酗酒抽烟。同事李静抱怨：“你炼法轮功，冬天那么冷，你晚上在家睡觉，领导让我在你楼下看着，只要你家不关灯，我就不能回家。夏天中午热死人，你倒在家休息，我在楼下看着。我儿子回来说，只要学校一搞批判法轮功展板，老师都把你儿子推到最前面，同学们都嘲笑他。以后，你也抬不起头来，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吧。”父母怕我再遭迫害，以和我不来往要挟，哥哥姐姐也以与我断绝关系来逼迫我放弃信仰，亲戚朋友纷纷远离……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狂风暴雨般的重压，我没有倒下，我尽量时时听从李洪志师父的教诲，努力平衡好各个方面的关系。亲人、朋友逐渐被我的善所感化。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工资科安排我到物业管理中心西区服务站工作。我在工作中勤勤恳恳，时时与人为善，不嫉恨，不抱怨。单位缺少的物品我都尽量从自己家带来补充。

我的周遭同事和亲人遭受的苦难

二零一零年底。一天上午九点多，我处保卫科的冯维刚，手拿笔记本和笔，伙同我们科里的书记丁宗现找到我工作的岗位，莫名其妙的说要把我送济南劳教所劳教，那时，正是周永康流窜到济宁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活摘人体器官的，劳教所有我的验血数据档案。

保卫科长赵洪喜说：“这是省里来的要劳教的人员名单，其中有你。

我找到处里总书记的办公室，把前因后果一说， 他说：“虽然我在处里是二把手，可我是主管迫害法轮功问题的第一负责人。我并没有安排保卫科长派人去找你，我也没接到什么通知。你放心吧，回去安心工作，从今往后，只要我没退休，绝对不会再有人找你了。保卫科长那儿，我去找他，你放心吧。以前，你刚刚调来的时候，我还是工资科长，公安处来人要挟我，要查你的工作调令，看看到底是谁把你调来的。我一句话就挡了回去：‘想查我，也得找一个能管得着我的人来！’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来查，他们反过来还给我道歉。现在，那些曾参与你工作调令的人，科员提了科级了、科级的提了处级、处级的提了局级了。”时任总书记的正义之举，给自己带来了福报。

大法洪传之时，我父亲曾炼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他常年蜡黄的脸有了红晕，皱纹减少了，身体也健康了，整天乐呵呵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后，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使父亲想起了文革，上面三级领导的分别谈话，让父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只有忍痛割爱放弃法轮大法，去信了耶稣基督。

二零一三年四月，父亲因病住院，越来越重，危在旦夕。我值白班，二哥和小弟值夜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抢救，身上插满了各种检查的管子。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我开始给父亲听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大夫来检查时告知：各项检查全部正常！父亲当时就哭了，连声说：“谢谢李洪志师父又救了我一命。”是啊，那时，我们时时能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父亲在明慧网上发表郑重声明中说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啊！我从心里一直都知道：法轮大法就是好啊！过去在邪恶的压力下，我曾经说过、写过对大法不好的言论。我现在郑重声明，我以前所言、所行、所写过的所有对大法不好的言论统统作废，加倍弥补损失，好好修炼。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李洪志师父好！谢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父亲受到惊吓，再也不敢听了，第三天，含冤离世，那一年，他八十二岁。父亲走了，邪恶的江泽民怎么偿还这一切！

我只想做个好人，有个好身体，我和我的亲人们就无辜受到了如此可怕的迫害。

我的儿子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十六年，他从一个稚幼的儿童时时浸泡在恐惧中战栗着长成了青年。十六年！人生有几个十六年！因我常年被迫害不能在他身边照料，无人教养，散漫成性，泡网吧，玩游戏，四处游荡，连高中都没考上。在这个讲学历的时代，因为没学历，难以招聘，至今仍是无业游民。他的损失谁来补偿！

悲惨往事，不堪回首，江泽民株连九族式的邪恶政策，使得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同事们纷纷远离避祸惟恐太慢。卑鄙无耻的谎言毒害了所有的人，甚至亲生父母、兄弟姐妹也都纷纷表态断绝关系，以至无法敬孝白发苍苍的父母，无法教养年幼无知的孩子。八方辐射式的压力就象天塌了似的，给我带来了难以抹去的伤痛，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痛苦……

我招谁，惹谁了？只为做一个好人。

当年六一零人员到我单位对我彻底调查过，面对领导、同事的一致好评，明明知道我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不顾事实根据，装聋作哑，一味迎合上级违法犯罪的命令，其实他们也是被江泽民一起拉入深渊的，也是受害者。目前，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我一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首恶江泽民，就是还想给那些追随者一个悔过向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