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告人江泽民在任期间，滥用手中的权力，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发动了对上亿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指令下，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恶意造谣、栽赃、攻击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致使无数法轮功学员被抄家抓捕、劳教、判刑，被迫害致死致残，甚至被活摘人体器官，直接破坏和践踏国家法律，并摧毁社会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

下面说孙伟平女士女士在控告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一九九六年三月有幸结识大法，当时我被大法的高深法理所震撼，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从此走入大法修炼。不知不觉中，我的胃炎、心肌炎、妇科疾病都不翼而飞，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由于法轮大法重在心性修炼，要求炼功人必须按“真、善、忍”的标准提升自己的道德，所以在生活中，我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体会到了修炼人淡泊名利后的那种淡定与从容，轻松与超脱。大法给我身心带来的美好无以言表。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妒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这场对上亿民众的无辜迫害，这场持续了十六年的浩劫给无数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造成巨大的伤害，我曾四次被非法抓捕，三次遭非法关押，现今我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孤身一人，居无定所。

我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健康、活泼、可爱的儿子，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电视每天插放攻击法轮大法的谣言。有一天我的儿子有点拉肚子，丈夫听信了电视上的谎言，怕我不给孩子吃药，执意带孩子去诊所打针，结果庸医在没给孩子做试敏的情况下注射氨基苄，致使孩子过敏身亡，年仅六岁，我的儿子成了这场迫害谎言下的最早期受害者。

迫害开始后，无数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到北京上访，希望通过亲身经历告诉政府法轮功是好的，希望政府改变错误决定，法轮功学员长期上访无果、反遭迫害，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都不能为我们发声、反而沦为江氏喉舌，肆意诽谤、污蔑大法。为了让受谎言毒害的民众能正面了解大法，二零零零年八月的一天，我自费印制了几十份法轮功真相材料到公园散发，结果被人诬告，我被绑架到哈市道里区斯大林派出所，后送往第二看守所关押。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我遭受种种虐待。白天强迫我们十几小时坐在地板上，不许动，不让说话，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晚上强迫我们三四十人一排睡在不足五米的硬板铺上，就是他们所说的码刀鱼。他们先让一半人头朝一侧一个贴一个的躺下，再从另一侧隔一人插进一个人，每个人的头对着另一侧人的脚，身体直挺挺的侧卧着，有时挤得喘气都费劲，如果夜间起来上厕所，就很难再插进去，只能坐到天亮，尤其八月份的天气，每个人都是一身汗，几天下来身上都是酸臭味，他们却不允许我们洗澡，几十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气味非常难闻。这次我被非法关押二十四天才获释。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抓捕，并于当天夜里将我送到大兴县看守所。当时为了阻止各地学员上访，“上面”有个规定，哪个地方有学员上访，哪个地方的官员就要受到惩罚，所以为了不牵连这些地方官员，后来上访的很多学员都不报姓名、地址，他们就将不报名的学员都编了号，我当时的编号是七十六号，后来得知许多不报姓名的学员被送往秘密关押地，成为二零零六年才被曝光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活摘人体器官的对象，由于被抓当天我就绝食抗议，在关押到二十天时，他们看我已瘦的有气无力，皮肤严重脱水才将我释放。

这次获释后，我却永远失去了我的家庭。自孩子离世后，丈夫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每天要靠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在加上我这二次被非法抓捕、关押，面对镇压的恐怖、黑暗，前途未卜，丈夫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被迫与我离了婚。当时我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带着丈夫给我的仅有的一千元钱在郊区租了一间空房子。大冬天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墙角都是霜，屋里的水盆都结冰，与外面唯一不同的就是可以避避风雨。

母亲曾来看过我，她一进屋就哭，她想让我跟她回娘家。由于这场迫害搞的株连政策，很多亲友都害怕，为了不给亲人造成压力，我拒绝了母亲，没办法她哭着走了。由于为我担心，母亲的头发都白了，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她的精神出现恍惚，直到我被释放去看她，她才渐渐平静下来，父亲跟别人提起我的事就黯然落泪，这场迫害给我的家人造成的创伤难以愈合。

由于我的身份证在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后，就被当地派出所扣押（至今不给），我的户口也在一次抄家时被搜走，致使我十几年来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公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尤其无法正常找工作，十几年来只能靠亲朋介绍给别人打零工维生。

二零零四年冬天，我和一位同修去她的婆婆家串门，我俩将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送给当地村民，结果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我俩被绑架到黑龙江省肇东市涝州第一派出所，所长郝小冬带领几个警察毒打我俩，我的脸被打变了形，他们又将我的双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吊在椅背上，将我双腿向上提，有人用脚踩我的小腹，致使我的身体呈“Ｕ”字形，他们又用塑料袋灌上辣椒面套住我的头，呛我折磨我，当时手铐就勒进肉里，至今疤痕依稀可见。那位同修在另一房间也遭受了毒打，之后他们将我俩送往当地拘留所。

我俩一直绝食抗议，在绝食到十多天时，我俩已有气无力，皮肤严重脱水，他们强行给我俩输液，之后又将我们转到看守所，准备继续迫害。当时国内外很多同修给他们打电话，迫于压力，在关押到二十天时，看守所勒索我们家属五千元钱，才给我俩办理了保外就医，当时我随身携带的四百多元钱和手表都被扣留。

二零零七年十一期间，我回当地一同修家串门，当晚就在同修家住下，结果第二天早五点多，警察同时绑架了当地所有法轮功学员，我也被非法抓捕，在哈市道里分局审讯一天，傍晚我趁看我的警察不注意，成功从分局走脱，从此我成了当地查找的对象。

这些年，我已记不清自己搬了多少次家，尤其迫害的前几年，面对房东，我们都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会害怕不敢租给我们房子。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们仅仅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为了争取一份堂堂正正做好人的权利，我们却被迫害的无处容身。

这场迫害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我们整个国家拖入深重的灾难。

在这场迫害中，江违反宪法和法律，将法律打造成私家工具，指挥610操控各级公检法司人员执法犯法，可以任意抓人、打人、刑讯逼供、罗织罪名、造假陷害、枉法裁判，使司法系统沦为一条龙的犯罪系统。在这场迫害中，江利用金钱、利益做诱饵，胁迫、唆使整个社会对法轮功犯罪。在强权高压下，在金钱利益诱惑下，在迫害政策的保护下，人们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新闻媒体可以不顾职业道德任意造谣、栽赃、诽谤；公检法人员可以无所顾虑的抓人、打人、劳教、判刑；医院、监狱成为一条龙的杀人产业；人们失去了正确的善恶衡量标准。江泽民对“真善忍”的打压，伤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扼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断了未来人生存的路。

呼吁政府与司法界的正义人士，一起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结束这场民族浩劫。当历史走过这一页，让我们能无愧于后人，无愧于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