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惠民

欧阳修被贬谪期间，曾历夷陵、扬州、滁州等地方官。他初贬夷陵，夷陵倚山临江，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他一到任，立即拿来以前的案件档案反复察看，发现夷陵虽是小县，但诉讼很多，又由于偏僻，县里的官员很多都不认识字，更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导致里边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于是，他立即亲自动手，一一重新整理，常常是白天做不完的事情，就晚上加班干，使夷陵大小冤案一一得以昭雪，并建立了规章制度，此后，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眼光关注着百姓。实行“宽简之政”和仁政爱民之策，“节用以爱农”，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解释宽即“不为苛急”，简即“不为繁碎”，不兴建不必要工程，不扩大可以化小的事端，不增加百姓的赋税。量刑方面，通常主张从宽，给一切失足者以希望之路。其根本之道在于体恤民生。朱熹称赞他：“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公为数郡，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

欧阳修治理扬州，人们称赞其三大政绩：劝农、御水、治狱。他下车伊始，便调查农耕情形，对雨水、虫害情形作详细了解，认为“民间极不易”，商讨对策，并努力减少一些摊派项目，终使当年扬州地域农业丰收；决狱公正，保全无辜，百姓皆感激。他治理颍州，颍州地僻人穷，知书者少，他一到任就建书院，供百姓子弟上学读书，发展教育，从此颍州读书风气大开，“颍人咸知向学”。为此，两州百姓皆为其立生祠以纪念。

他为河北路都转运使时，深入基层了解各级官吏的绩能、山川地理的形势、经济生产的状况以及部队兵粮器械、军事训练的详情，并一一绘成图表，使河北一路的形势一目了然。有人看他如此用心，颇感不解地说：“你以文章儒学知名天下，还愿意干如此琐碎之事？”他回答：“官府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我怎么敢轻易地疏忽呢？”庆历五年，河北宣抚使富弼镇压保州兵变，事后准备杀死其中2000人，以绝后患，与欧阳修商议，欧阳修坚决阻止说“祸莫大于杀降”，并说这些人其中多为迫于饥寒的百姓，终使这2000人性命保全，矛盾化解。

他知滁州，与民休养生息，任职第二年，滁州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爱民亲民，能造福于民，又能与民同乐，与民同游，于是其笔下便出现了荡气回肠的《醉翁亭记》，其中“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意即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一起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们快乐而快乐啊，展现出一幅太守仁政安民、世风祥和的图画。《醉翁亭记》一问世，滁州人唯恐失之，即请人把全文刻于石碑之上。

他在滁州写的另一篇《丰乐亭记》也表达出其“先忧后乐”、“与民同乐”的思想，文中对滁州的民风民俗做了细致的描写，“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滁州物阜民丰，他为此而欣慰，然而国家朝政的积弊不除，他不忘忧国，表达出其真乐之所在是“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意思是他的真乐在于实现儒家仁政理想：君主宽仁化民，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学者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