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之后，郭玉珠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

下面是郭玉珠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我是一名国家机关干部，在农机部门上班。一九九七年十月幸运的遇到了法轮大法，每天坚持学法炼功，明白了人得病是因缘关系所致。随着不断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到半年时间，心脏病、手指麻木、脖筋发硬等等疾病全没了。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改往日争争斗斗、目中无人的恶习，和别人发生矛盾能看自己的不足，能宽容别人，家庭和睦了，工作也顺心了。

一、为说公道话三次被绑架到看守所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我去北京依法上访，到了北京通州，在白廟村刚住一宿，第二天就被北京国安跟踪。当天中午宋站派出所去了两辆车把我们非法劫持到派出所，在那里扣押了我的身份证，晚上九点多钟我被劫持到佳木斯市驻北京办事处，男女老少十几名法轮功学员挤在一间屋里。

十月二十二日，佳木斯市公安局政保大队政委赵毅、郊区公安分局警察老韩、单位郊区农机局副书记金明武把我绑架回佳市，当晚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过了几天郊区公安分局汪永胜等人去非法提审，让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被我拒绝，后来他们就把我改为刑事拘留。

看守所里关着的大多是一些杀人、抢劫等行为恶劣的人，他们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语言下流。看守所规定所有人整天坐成三排，不让动，吃饭、大小便都在这一个屋。地铺上睡12至13人，只能侧着身睡，还有睡不下的就坐班（在一边坐着，不能睡觉，看着别人），轮流值班。那里的环境恶劣，有虱子，由于长期潮湿，我们身上长满疥疮，又不能洗换，非常痛苦。有一次我还被姓霍的所长以换床单为名讹去200元钱。

这次我被非法关押了两个月。最后我妻子被郊区公安分局勒索去了3000元保证金，我才被放回。

二零零一年，因为我去北京上访过，单位受政法委“六一零”指使对我进行非法监控。我觉得修大法没有错，就和单位领导于继良说明情况，让他向上级反映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法轮功是正法，我师父是清白的。他说把郊区政法委书记刘书华给约来，让我直接跟他谈。我心想能把政法委书记约来那可太好了，让他了解一下法轮功。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她听后也挺高兴，就叫她的丈夫、姐姐等一起来到我单位讲真相。见领导还没来，她们就到办公室和我单位的同事说起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就在这时，事情传到了于继良那里，不明真相的他很生气，给郊区公安分局打去电话。一会儿，郊区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蔣永新和副大队长李万义就赶到了，他们又给永红国保大队打去电话，永红国保大队警察来车把这几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永红公安分局，后来又把其中一名女法轮功学员邹杰劫持到看守所。警察在我单位吃过午饭，下午把我绑架到看守所，在路上郊区分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李万义对我说：你说句不炼法轮功，我就把你放回去。由于知道炼法轮功没有错，我是冤枉的，我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他们就把我绑架到佳木斯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我绝食抵制迫害，看守所的狱医用盐水和苞米面粥给我灌食，我拒绝被灌食，他们好几个人按着我用钳子把我嘴撬开强行往里灌，管子插到胃里，令人非常恶心难受。我们几位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用脚镣子铐在一起，过年也没能回家，这次我又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郊区分局妄图非法劳教我两年，票子都开了，后来我妻子托朋友给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陈万友3000元钱，我才得以回家。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四月，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长安派出所与我单位局长于继良勾结，打着“全党配合，统一行动”的口号妄图迫害我。那天我刚到单位坐下，一会三个警察进屋让我跟他们到长安派出所一趟，我说我在单位上班，领导不在，我也没犯法不能跟你们走。这时早已心知肚明的于继良局长从里屋出来，说：我在这呢，跟他们去吧，同时让单位王凯贵跟我到派出所去。

我被绑架到长安派出所，所长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做好人本不应该被绑架到这里，因此拒绝回答他的问题，他就叫姓曹的警察把我带到另一个屋，用欺骗的方式问：你去过北京吗？（我很坦诚地说去过。）你还炼法轮功吗？（我说炼。）他们又去我家抄家，我妻子也知道大法好，为了保护大法书籍就放到楼上邻居家。不料这过程已被警察跟踪，就到楼上威胁邻居并抢走大法书。明明四五本书，他们却写成十多本，作为迫害证据。然后又用欺骗的方式把我绑架到看守所，当时因长春法轮功学员用电视插播方式向世人讲真相，江泽民怕的要死，在全国各地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又一轮疯狂迫害。这是一次有预谋的佳木斯全市大搜捕，每个派出所都为了完成任务（有指标）非法抄家、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一个晚上就有二百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

在看守所，对警察的野蛮迫害行径我以绝食的方式予以抵制和反迫害，并要求无条件放人。看守所的恶警对我实施暴力，将我钉在地板上，头上戴上钢盔，两手抻开，用手铐铐上，两脚间支有一长形木方，动不了。两脚被用铁链子钉在地板上，整个人抻成大字，并强行给我灌食，里面竟掺进了让人拉肚子的不明药物，受尽非人的折磨。

中共酷刑示意图：钉大板

后来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直接非法劳教了三年（我人已被劫持到劳教所后，永红分局内保科科长郭维山给补办的手续）。

二、在劳教所屡遭酷刑折磨

半个月后，我被非法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那里的警察表现的更加邪恶。一到劳教所，警察就对我进行非法照像和搜身，并把我扒的一丝不挂，进行所谓的危险品检查，我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到了牢房警察郭刚假惺惺的给我拿来了一床又脏又薄的被褥，然后让我坐小板凳。我看到这一幕，心里很难受，做好人被非法劳教，关到这里来不让学法、不让炼功，还遭受迫害，更不许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说话。我绝食抵制迫害，一连五、六天过去后，他们开始对我强行灌食，每天灌食中灌的大多是盐水，里面掺有少量的奶粉；被铐在床头坐小板凳，长时间如此迫害加之板凳上有棱，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臀部都被硌坏了。十多天后，他们见我身体虚弱，心脏也不好，为了掩人耳目就把我单独隔离，继续灌食迫害。很严重时就给我吸氧，由于迫害的厉害，还把我弄到佳木斯二院抢救过一次。

中共酷刑示意图：罚坐

特别是中共要开十六大的前一段时期，黑龙江省司法厅来了一个姓司的女处长，坐镇本市劳教所强迫要转化率向十六大“献礼”。一时间佳木斯劳教所成了人间地狱，白天一开始还挑小豆，到晚上强行坐“小板凳”。我一看又要实施新的迫害，当时我被迫害的心脏不好根本坐不了。当天晚上值班的警察葛洪博强行把我拖到办公室，当天的值班警察王伟对此视而不见。葛洪博用拳头猛打我的脸部，我被恶警打的鼻青脸肿、眼眶乌青、喘不上气、四处流血、头也发晕，后来警察怕别人看到，就给我弄到另外的监舍。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体重掉了14到15斤。

第二天上班，大队长刘洪光看我被打的这样还说没事。到了九点多钟警察刁玉坤和一个姓张的警察来逼迫我放弃信仰。刁玉坤说：你写个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没人找你麻烦了。姓张的警察说：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我看你就是打的轻。他俩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唱一和。

那段疯狂迫害的日子里整个走廊里阴森森的，半夜里经常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后发出的惨叫声，用地狱来形容佳木斯劳教所一点也不为过。

劳教所管理科姓隋的科长及警察，“转化队”的警察，都不回家，手机全都关掉，恶人们还成立了小食堂，24小时吃住在劳教所。一是要加强迫害，妄图提高转化率；二是怕走漏风声，因为他们的所为都是见不得人的。劳教所管理科的恶人也参与了迫害，到半夜他们吃饱喝足了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不但自己喝酒还给刑事犯喝，让他们也充当打手，并且还给他们制定奖励制度，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给他们一人减刑15天，不配合的就给加刑期，或者逐出“转化队”。特别是刑事犯小偷梁金贵，邱宏斌、杜会君、姚德才、王江、王河、张长海等人出卖良心，被他们利用的非常顺手，把法轮功学员邵殿印的肋骨打劈了，可上医院治疗的费用还得他自己拿。

“转化对”大队长刘洪光；副大队长张利华；警察：唐铁民方立华、钱警察、边警察、张警察、郭刚、阴警察、葛洪博等人都参与了这场迫害。“转化队”还制造紧张气氛，拿出一个比较大的屋，墙四周挂满了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标语，警察站两侧，前台放一张办公桌，桌上放一台大电视，把法轮功学员带到这屋里强行看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电视录像，谁稍微一动，就被拖出去遭迫害。恐怖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张国海被电棍折磨了两个多小时，于雷被电棍电的头皮发木，失去知觉。

一天晚上，警察把法轮功学员杜文福拖过来用手铐铐在我的床头前坐小板凳，过一会一帮警察把鞠在斌拖过来一顿暴打，杜文福看不过去就大喊一声：不准打人。恶人们一见杜文福敢喊，上来照着杜文福的头部就是两巴掌，又用透明胶带把他的嘴给封上了，然后把杜文福弄到别的屋去了。惠岳猛（惠月新）是个残疾人，被一帮警察暴打一顿后用手铐铐在一个光板床上，小便都不让去，我拿个小饭盆给他接尿。

白天被强迫洗脑，晚上又要遭受酷刑折磨，使我们这些好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法轮功学员张祥、马锡林、晶广林、王春光被铐在水泥地上的铁环上，整个人每天都被迫保持趴着的姿势，吃饭也是如此，一连六、七天。直到现在马锡林的手上还留有当时被电击的疤痕。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坐班刑事犯人王江把法轮功学员张长明构陷给恶警，张长明被带到办公室遭受恶人的迫害，后又被关到集训队的小号里加剧迫害。有一天，我找到大队长刘洪光告诉他们：法轮功让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不做坏事，是受迫害的，是冤枉的，我们不应该被劳教，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正确认识法轮功。我现在身体不好，要求“保外就医”，否则我就绝食抗议。他却说：“保外就医不行，抓你的不是我们，你要绝食我就把你关小号，我就是政府，你只有两条道，一个是转化，一个是死在这里。”刘洪光叫警察杨春峰把我关在存小豆的仓库里灌食，过程中还被铐在铁椅子上，让犯人看着。

中共酷刑示意图：铁椅子

有一天，恶警把张长明也从小号抬回来关在这间屋子里。张长明见到我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我胸里面被打坏了，两脚底布满了恶人唆使犯人用钉子扎的钉眼子。他们还把水泥地放上凉水，让我光脚站在上面冻着。赶上过年，给我几个饺子，也不让吃饱。”看得出来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嘴里叨叨咕咕的，后来我们就被分开了。再后来才知道，张长明又被关进集训队小号迫害致重伤后送回家中，到家的当天（二零零三年三月二日）就去世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我在仓库几天后警察又把我弄到南屋，我每天被铐在“铁椅子”上。四、五天后，他们给我强行灌食、洗脑，坐小板凳（高不过二十厘米，直径二十五厘米的工业用漆包线轱辘，上面有一圈小孔，孔里面是带螺丝杆的，有的铁杆凸出线圈的平面，有的在孔里。人坐在上面久臀部上的肉就被孔里的铁杆硌下去一个个血肉模糊的窟窿，肉与裤子粘在一起，严重者不能走路）。

在数九寒天，从凌晨三点一直到晚上十一、十二点，不让洗漱，大小便在屋里，小便只给松开一只手。一个恶警和两个坐班的犯人轮流看着，我的腿肿的都站不起来了，眼里布满了血丝，还直淌眼泪睁不开眼睛，臀部坐烂了，精神也一度出现了恍惚状态。

警察方立华值班，大队长刘洪光也没走，他们看到这些天我被他们折磨的精神恍惚，就半夜来威胁我，刘洪光说：比你有刚的有的是，他们都没挺过去，把你整死了，我们也没啥事，我们所里一年有两个死亡指标，你想占一个吗?你写个决裂书我们就把你放了。

我在被他们迫害的身体承受不住了，精神压力过大的情况下，违心的写了所谓“决裂”的保证书，这样他们才放过我。经过几天恢复后，我知道做错了，我也不是真心的转化。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中午吃饭回来，我到走廊就大声的喊：我不转化，法轮大法好。警察郭刚吓得急忙过来把我推到屋里，怕我喊，怕更多人知道。到下午上班后，把我留下，让我坐铁椅子，手脚全用铐子铐上了，一动也不能动，连大小便都只能在马桶上，只给解开一只手铐，根本不让洗漱，两个恶警和两个坐班犯人轮流看着长时间不让睡觉不让闭眼。我被关了两天两宿后才被放下来，后来又把我双手反铐着铐在没有被褥的光板床头上，一点也动不了，不停的播放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节目，还多次找来邪悟的人迫害我。时间一长看我不转化。

一天早晨他们开完会，又对我进行新一轮的迫害。副大队长张振华把我手铐松开，带到一楼没人看到的一个屋子里，把我铐在一个摄像头照不到的死角，把我双手抻开铐在床头上让我坐小板凳，两个警察两个刑事犯人看着，不让我闭眼。过了一会，大队长刘洪光、警察葛洪博，警察阴某还有刑事犯梁金贵，王河等几人把我按倒在地上，把裤子解开，按着我把大法书《转法轮》往我臀部底下坐，刘洪光还说：你让我拿出来，我就不拿出来，你说不拿出来，我就拿出来。

后来我被关小号受迫害的事被传了出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来骂迫害我的警察郭刚。外面的法轮功学员把我遭受的迫害在市内大面积曝光，国外的法轮功学员往劳教所打电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警察才把我放下来回到楼上，仍然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屋。

一天晚上，刑事犯于海洋被警察臭骂后就往我身上发邪火，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立掌砍我的喉咙。我见他魔性大发对我施暴，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他才停手。有一次在干活挑小豆时我要求调屋，大队长刘洪光说；没有理由不给调。我在无意的情况下把一个长条板凳推到地上，他觉得没有面子，冲过来挥拳往我脸上猛击。打了一气儿，不解恨又打，我看他打个没完，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他才停止行恶。

三年劳教冤狱折磨，我所受到的迫害实在太多了，这只是举几例身体上的迫害。还有精神上的迫害，也很严重。在里面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一进劳教所就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坐小板凳，唱红歌，背监规，吃饭去食堂得站队报数，在劳教所被抽过血化验，把人编号，每人都建立档案，不知有什么阴谋。

劳教所冬天吃冻白菜，土豆很少见，更见不到油，没有大米饭，用劣质面蒸馒头。

三、长期遭单位监控险些被开除工作

我去北京上访，被郊区分局绑架回来后，被送到看守所非法拘留两个多月，郊区监察局发文要给我开除工作。我去找监察局张局长，他蛮横不讲理，污蔑炼法轮功犯法，就应该开除工作。回到单位，局长于继良不给安排工作，我多次找他，他才给安排在农机局当更夫，同时负责院内及厕所卫生，然后又让我看了一年收发室，负责单位和局长办公室卫生，冬天还得清扫院内积雪。

我是属于国家正规院校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是本局的业务骨干，曾当过农机站站长及郊区农用油料处经理，本应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却被压制受监视。同时不让单位的同事管我叫科长，或经理。工资被克扣，每月只给500元生活费，同时还被人监控，失去人身自由。郊区政法委，610及公安分局政保科还和我单位签订包保协议，郊区目标责任制里也有此内容，如果哪个单位有炼法轮功的人去北京，单位不被评先进，实行一票否决制，领导和科员得不到奖金。弄不好局一把手还要动动地方，让别人干。层层签合同，实行株连制，我被迫成了单位的异类了。

四、家人遭受经济和精神双重迫害

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妻子受到的精神打击就更大了，她非常着急上火，无依无靠，为了不让我在里面受苦，遭罪，四处托人想把我弄回来。一天听朋友说她儿子认识郊区公安分局局长，说拿2000元钱就行，结果钱拿去了也没办成。又过几天，他的侄子看到他姑姑这样着急上火，就说认识一个朋友，他和郊区一个副区长关系非常好，求他帮助办一下吧，结果又拿去4000元钱，事也没办成钱也没了。

我妻子在无望中听同事说单位开介绍信，再找市“610”的人就能办，我妻子硬着头皮去找我单位领导，局长于继良说：郭玉珠是我什么人，我帮他办？他给我什么好处了，我凭什么帮他？我妻子被气得哭着往外走时头发晕，眼前一片黑，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

我的孩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当时大女儿在外地上中学，读书时全校搞反对法轮功的签名活动，孩子被强迫签了名。我家的电话是受到监控的，一次一名法轮功学员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到了晚上九点多钟，我家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来了一帮市公安局的警察陈万友到我家敲门，见不给开门就使劲砸。我和二女儿在家，孩子还小，吓得浑身哆嗦。我让孩子把灯关了，不出声，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离开。

我被长安派出所绑架后非法劳教三年，我的二女儿受到很大影响，当时赶上孩子上高中，她看到爸爸被劳教不在家，妈妈着急上火，受到惊吓，经常犯心脏病，就对妈妈说：我不去外地学习了，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在家陪着你，有一个学校能上学就行了。这样孩子在本地附属中学念了三年高中，此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差，管理跟不上，孩子放松，学习成绩差，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就自费上了两年大学，也没拿到毕业文凭，没有就业机会，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一份象样的工作。

一到所谓的敏感日，长安派出所的人就来敲门，不时还让签什么字，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进行报复。我到派出所办事犯卡，最近到派出所办二代身份证就不给办，片警宁振海让签字或写配合派出所工作，说是上边要求的。到现在也没给办二代身份证，给正常办事带来诸多不便。

我在被劳教期间我家人都跟着着急上火，尤其是我的大哥为我担心晚上睡不着觉。全家人都为我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