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母亲郑氏曾以荻画地，教他识字。欧阳修天资聪颖又勤学，其母为他出众的才学而高兴，更希望他成为一个为人做事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常对他说：“你父亲曾做泗州和绵州两地的判官，他仁慈怜悯，办案非常谨慎，唯恐没有查明真实情况而冤枉无辜。对于死刑的材料，总是反复调查、核实，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他俸禄不多，却常接济别人，因此家中没有剩余。做人一定要心存仁义，不要贪财图利，我不知道你将来有没有成就，但是知道你父亲行善积德，一定会有好的后代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脑海里。

秉公直言

欧阳修二十四岁进士及第。他任职馆阁校勘时，一次，时任吏部员外郎的范仲淹因进谏触怒宰相吕夷简，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至饶州，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不少正直的大臣纷纷论救，但均被驱逐或打击；身为谏官的高若讷却因害怕得罪权贵丢掉官位，非但不站出来说公道话，反而竭力诋毁范仲淹的为人。一时间，满朝邪气，众人缄口不语。在这种环境中，欧阳修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指出：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胸怀，因直谏反遭贬黜；而谏官高若讷却“在其位而不言”、“身惜官位”，趋炎附势而不敢主持正义，谄媚权贵以自保，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欧阳修因写了这篇义正辞严的信，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庆历三年，欧阳修知谏院。连上奏疏，针对时弊，知无不言，所论者都是当务之急，其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十卷。如他在《原弊》中揭露社会时弊，《劝农敕》中主张兴修水利、课农桑，促进农业发展。他写的《论救赈雪后饥民札子》《论大理寺断冤狱不当札子》《论不才官吏状》等，无不心系民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

一次，皇帝生女，赏绫罗八千匹，欧阳修上书：“因皇女降生，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染院工匠当此大雪苦寒之际，敲冰取水，染练供应，颇甚艰辛……宫中用度奢侈，皆是亏损圣德。”至和元年，全国大部地区旱灾，国穷民困，然而有的官吏却大肆为宋仁宗营造楼台馆所。欧阳修上书，指出那些竭天下之财兴无用之役的官吏是“但欲广耗国财，务为己利，恣侵欺于官物，图酬奖之功劳。”坚请宋仁宗停修宫殿，养民力，节财用。宋仁宗很赞赏欧阳修“论事切直”的风格，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夸奖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后来宋神宗亦称赞欧阳修“文章宿望，左右三朝”。

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刚到淮南上任，就搜刮十万现钱进献朝廷，以图取媚朝廷，为日后加官晋爵作铺垫。欧阳修上奏：“吕绍宁刚至淮南，竟用何术，于何处得十万钱以进，若以国库钱进献，将来各州县必至窘迫；若是搜刮百姓所得，则百姓一定困苦不堪。”坚决要求宋仁宗拒收，并派专人赴淮调查。结果，吕绍宁以盘剥百姓、谋取私利而被治罪。

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杜衍、韩琦等人，不久，这几人又因直言触怒权臣被相继罢黜。欧阳修为他们分辩说“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君子同道，小人同利”，他因此也被贬知滁州。他虽身处逆境，但忧国之心不改，所写《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此文赞赏唐朝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联系当朝有些人不肯以天下为忧，而真正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却遭到贬斥的现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