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敏，今年五十岁，家住长沙市雨花区，于一九九六年幸遇法轮大法的，读了宝书《转法轮》后，觉得讲的太好了，自觉做一个好人。唐敏说：“有一次，与同事打羽毛球，同事突然吐了，我端着盆子，让她吐，再收拾干净，没有半点嫌弃，令她非常感动。”

“有一次，学生办借书证，夹了一张十元假钞。我发现了，说：不能用。那男生说，他家困难，损失不起，求我一定要混进去用。我说算我收了，不能去害别人了。当场撕了假钱。”

“我买东西，很少挑拣，多自备塑料袋等等。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做好人，对个人利益看淡了，什么生活费，钱多钱少的，什么家务事，我做的多你做的少了，在这些矛盾当中，渐渐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在学大法之前，是不可能做到或是根本不会这样做的，是大法改变了我。”

学大法后，象光明驱散了阴霾，唐敏性格大变，大法还给她开智开慧，感到从未有的开心快乐。不知不觉中，身体上许多毛病消失了，如：莫名其妙的晕倒，怕冷，起风坨。二十多岁眼睛出现严重问题，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些都好了。唐敏说:“学大法真好，真幸福。我是法轮功亿万受益者其中的一个。”

一九九九年七月恶首江泽民发动对正法正信的迫害，在《刑事控告书》中，唐敏写道：“法轮大法蒙受不白之冤，我也深受其害。十多年来，曾经四次关精神病院、六次强迫洗脑、多次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一年半，遭酷刑折磨、两次被非法抄家、经常被骚扰，监视居住。”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做好人，做好事，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样好的功法，被中共涂抹，上亿人被迫害，这是人类最大的丑闻。尽管唐明屡遭迫害，但是仍然担忧着她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具体责任人，因为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

下面是唐敏在《刑事控告书》中讲述的她被迫害的部分事实。

被强制注射大剂量精神药物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向单位递交一封告白，短短几句，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大法好。此后，我被单位保卫科及图书馆支部书记多次劫持，强制关入学校附属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中岭村丰岭组洗脑班、益阳秀峰公园洗脑班等地，遭非人折磨，逼迫“转化”。原本深受领导器重的人才，因为讲真话，顷刻间，成了“罪犯”和“精神病人”。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因为被强制注射大剂量精神药物，身体出现全身颤抖、坐立不安的症状。对正常人注射此类药物，将导致大脑中枢神经受损、反应迟钝等不良后效应。我的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我的家人也深受其害，还被胁迫配合邪恶迫害。

其中二零零九年，我被关精神病院，长达五个月，我丈夫说单位想叫我永远莫出来。在海内外正义的呼吁之下，脑科医院不肯留人，说单位如果再不接人，过了十月一日，医院直接放人。单位才不得不接我出院。

在此之前，本市很多法轮功学员到我单位，劝其停止非法行为，其中有法轮功学员张新义、贺敏娜两人于九月八日到学校找学校领导，讲述法轮功真相，希望校方不要迫害自己职工。不料校方人员不听善劝，还要再行恶，将二人报警，张新义、贺敏娜遂被绑架到洗脑班。学校在来自上面的指示和高压下，一直对我干着很坏很恶的事。而这些事情都是违反法律、违背道德良知、天理不容的。

在株洲白马垅劳教所遭群殴等酷刑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因发真相光碟，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银盆岭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时遭绑架的还有长沙法轮功学员周润林。在派出所，周润林被几名警察动手打了，脸肿起来了。我因为不配合口供，不按手印，被二个男警扑上来，粗暴的按住，掰开拳头，强行按手印。我俩以“无名氏甲”和“无名氏乙”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转长沙市捞刀河洗脑班拘禁。

不久，我被劫持到株洲白马垅劳教所非法关押一年半。因我喊“法轮大法好”，惨遭劳教所内“严管队”（由一些吸毒的、卖淫的等组成）群殴。我向干警揭发，有一个喜欢跳舞的干警毫不掩饰：没有打人，哪里打人哒？还借口没完成插卡钩定额，罚我不睡觉，要站到二点。

在该所期间，我遭受过群殴、罚站、四次吊刑（双手吊在护窗上，手腕承受全身重量）、长时间站凳脚（一个10多cm高的小板凳上面，翻过来再放一张，人就站在四个不到一寸见方凳脚上）、嘴被塞抹布、封不干胶；强迫看诬蔑的碟，开最大音量；吊起来，在纸上写着师父尊姓大名绑在脚下或踩在脚下，进行人格侮辱；在纸上写污蔑的话贴在身上或直接在脸上写，精神上去打击；吊着，再插上笔，捉住手，在纸上写保证书；做奴工；多人贴身夹控；不准与法轮功学员接触。种种折磨，使我头发都白很多，老很多。一年半，我回家了。

被绑架到捞刀河洗脑班迫害二十天

不久，即二零一三年九月一号，学校开学第一天上班，在校车上，我本着善意与校保卫处处长姚旭东讲十来分钟，讲：法轮功不是非法的，没有组织（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走）；不是X教（2000年公通字39号文件所列14个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等。要他不要在文件里那样写，不能乱讲。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又被学校暴力劫持至捞刀河洗脑班，迫害二十多天。区“六一零”陈姓主任扬言每年关我一次。回来后，姚旭东拿走我挎包里的一本《转法轮》和一盘神韵光盘。我当场指出，这是犯罪，是抢劫。他狡诈的说：“我借去看看，什么时候还就不知道了。”我被他们搜包，已经不止一次了。《转法轮》这样抢去，至少两回了。后来多次要姚归还，未果。

警察撬门 再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两个月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上午，有很多人敲我家门。一定是上门骚扰的，我独自一人在家，不予理睬。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竟叫来“开锁的”，打开第一道防盗门。我只好栓上第二道木门，并责问为何这样做，要他们快走，如果不走，我打“110”报警。那伙人没走，我就用手机打了“110”。

砂子塘派出所来了很多警察。我告诉警察：有人私自开我家门，欲闯民宅。要他们赶走这些人。警察借口问案，骗开房门。这些人都进来了，有单位书记史安民、保卫处长姚旭东、砂子塘社区官员、“六一零”人员。

我控告他们撬门，警察不但不管，还责问我：为何不开门。他们一起翻东西，我说不要动私人物品，你们没有这权力。他们充耳不闻。几个小时翻箱撬柜，录像，并强行把我带走。我问警察：你们是人民警察吗？你们是这样保护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吗？放着坏人不管，反而抓我？我说：现在迫害法轮功的人在遭恶报，你们还干，会害自己，连累家人。你傻了吗？我真为你们担心。

这些人始终无一人出示证件。我没能阻止他们犯罪，还是被劫持到捞刀河洗脑班，又转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直到十月十六日才释放。被抄走大法经书、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至今未归还。

这十多年来，因为江泽民发动、设计、谋划、命令这场迫害，直接导致同单位的丈夫及近亲，经常被人找麻烦，经常被单位、社区骚扰，使他们承受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导致家庭破裂。对孩子心灵创伤也非常大。父母天天提心吊胆，身体与精神备受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