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六月，江泽民下令成立了一个法外机构，称为“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执行机构，简称“610办公室”；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至今，虽然江泽民已经下台多年，但是610组织依然存在并继续凌驾于法律之上迫害法轮功。

下面是李文波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劳教折磨三年、超期关押四个多月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我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被晋宁县国保大队抓去，先是关押在晋宁县看守所；接着于二月五日被昆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教三年，在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关押到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才放回家，超期关押四个多月。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在晋宁县被晋宁县国保大队周某某、杨某某（女）、江某某拘留（晋公刑通字【二零零五】十六号），并被非法关押在晋宁县看守所；二月五日被昆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教三年（自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至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昆劳管字（二零零五）第九百九十一号）。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劳教所非法关押，先后辗转四大队、三大队、一大队迫害。

我刚到劳教所四大队时，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承认强加的各种罪名，拒绝劳教所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警察及包夹每天早午晚集合点名时，就将我从屋子强行拖到“四合院”，当众掐脖子、打嘴巴、蒙嘴、按翻在地、用脚踢踩，还把我的双脚抬起，将头往下压等等酷刑手段进行折磨。

二零零五年九月上旬，我的右脚被踩伤后红肿发炎，高烧四十点五度，血常规化验白细胞高达二万七千，被送到医院抢救，劳教所连夜通知了我的家人，我的家人要求保外就医，劳教所不同意。家人走后，包夹人员李某某（云南禄劝人）、黄某某（云南禄劝人）不准我炼功，也不准我睡觉，掐我的脖子，打嘴巴，把我从床上扯到地上折磨，这种折磨持续了一个星期。

我在食堂吃饭时经常被打的满口鲜血。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三日被大队民管主任黄某某打伤，当天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出现了重影。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日晚，我炼功时被“包夹”石怀林看见后，他就伙同其他犯人对我进行毒打，之后又把我拖到“四合院”门口，一群警察又继续对我进行拳打脚踢。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警察和包夹用封口胶将我的头和嘴封住，警察袁某某在一旁踢我，一边说：“死啦？你蹬蹬脚！”大队长胡某某叫石某某通知我的家人，说“李文波自杀了！”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劳教所警察和包夹人员李某某等先在砖厂坯沟里打，后将我拖到排污沟中，用草席裹住我的头脸，不让我看清，然后反复踢我。再把我拖到砖窑旁泥塘里全身泡湿，把我推进刚出过砖，还有余火的窑里烘烤。我一直往外冲，但都被他们推回窑里。直到左腿被烫起大面积的水泡之后，包夹人员才把我从窑中拖出来。包夹人员将我丢在手推车上，在高高低低的坯沟上颠簸，再用水把我全身冲湿，然后在砖场的坯沟上吹北风（那天刮北风）。

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我又被警察李某某和民管主任黄某某打的满口是鲜血，身上伤痕累累，不能躺下，只好坐着睡觉。

二零零六年，劳教所警戒科科长裘某某带着一群刚从警校毕业的新警察，曾三次对我进行毒打，有一次我被打得昏了过去，醒来之后，那群新警察又继续毒打，裘某某还把土往我嘴里塞。他们打累了，就叫包夹人员继续打，把我踢的满口鲜血，才扬长而去。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夜里十二点，警察石某某伙同包夹人员把我打的满脸是血，满口牙齿松动。

二零零七年八月七日警察石某某带两个刚毕业的新警察打我。有一个警察的手套打掉了，我拾起满是血的手套还给他，这个新警察戴上手套协助别的警察继续打我。这一次我被打掉三颗门牙。另一个警察王某某过来帮忙，将我踢倒在地，他们才离去。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我被转到三大队，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又被转到一大队。

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劳教期满，但是又被劳教所非法延期近四个月，直到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才回到家。

判刑五年，再次受到酷刑迫害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再次被晋宁县公安局抓捕（晋公刑拘通字（2009）115号），关押在晋宁县看守所，取保候审。五月十一日正式被晋宁县公安局逮捕（晋公逮通字（2009）98号，已遗失）。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判我五年徒刑（【2009】昆刑一初字第157号）。在前往法庭的途中，因我拒绝戴手铐，法警对我进行施暴，大腿被踩伤，裤子被拉脱，内裤被拖破，鞋子被脱掉。法庭上不让我自己辩护，安排了一位“法律援助的律师”为我“辩护”。该“辩护律师”肖某，在我被非法判决前后，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判决事后得知，我的家属未接到宣判通知。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被转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我被送到省一监八监区当天，因坚持自己信仰真善忍没有罪，拒穿囚服，受到监狱防暴队与八监区警察和（监督岗）犯人的合伙攻击。李某某（监督岗）等四名犯人将我按在地上，并强行剥去我的衣服换上囚服。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以示抗议，（监督岗）犯人用封口胶布将我的口封住，八监区副监区长叶某踢我的嘴巴，踢得我满口鲜血。随后把我拖到严管室。为掩盖其恶行，在胶布条外面又加戴上一个大口罩。

在严管室内，我被两副手铐两副脚镣固定在严管室的铁栏杆上。人坐在坑里，手被揪起吊铐在斜后上方铁栏杆上，脚被拉伸，用两副脚镣分别固定五十厘米高的斜前上方石坎上。为了不让我盘腿炼功，还用铁链子把脚镣拉直，固定在更远处。长达数月，每天除吃饭和上厕所外，二十四小时都被铐着。

自到省一监后，狱方不准我与别人接触，不准与家人通信，也不准家人探视。

我在云南省一监所受的酷刑难以一一尽述。我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要求找有关人员谈话。有一回，八监区“教导员”对我说：“你必须先认罪，才可以谈话。”我说：“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也不知道国家取缔法轮功到底有什么依据。我看不出真善忍哪里不好。希望你能告诉我。”他没告诉我。主管我的指导员李某某告诉我，“上面规定，只要炼法轮功，就给他吊起来。”

由于反复迫害，我一个健康的人，出现了严重的消化道疾病。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被云南省第一监狱医院诊断，昆明市延安医院确诊为上消化道出血（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可能），失血腥贫血，十二指肠梗阻并胃潴留，反流性食管炎。出狱一年多，通过炼功才基本恢复。

我与劳教所、监狱中的那些警察、劳教人员、服刑人员无冤无仇。我所受到的所有不公对待，都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的迫害政策导致的。江泽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一切罪行的源头。

根据中国刑法，江泽民对我犯有侮辱罪、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枉法仲裁罪、等等罪，本人向最高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