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健老人指出，“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那些在江泽民的胁迫下参与迫害的具体人员“他们也都是受到了来自高层的压力，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也面临着正义的审判，其实，他们也是这次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为他们鸣冤，是给还有改过的人留下机会和希望。”

下面是文健老人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我叫文健，参加工作后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受到单位同事的好评，连年被评为先进，并评为单位劳模，一九七九年五月援建斯里兰卡排渍电力工程，工作了三年，并评为先进。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被无故打伤，再加上长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的野外作业，积劳成疾，弄得全身是病，心脏，肝，胃，腰腿病，风湿，血吸虫病等疾病缠身，难于坚持工作，为了使病好，身体健康，四处求医，但是中西医民间草药都不见功效，又求了多种气功，寻来找去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个星期日的偶然机会，我在市公园看到了法轮功炼功点，而且免费教功，于是试着炼炼看。法轮功学员热情的教功。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疾病不翼而飞，从此走路生风。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十九年的时间，我没有再上过医院，没有看过一次医生，没有吃过一粒药，终于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味道。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邪党恶首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人称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江泽民秘密下达的任务，实施对法轮功血腥迫害的犯罪机构。从七月二十日开始，江泽民命令“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的对全国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不许修炼，强制转化。但是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的神迹———各种医药手段都治不好的疾病能在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通过大法修炼，得到了康复。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叫我怎能忘恩负义，不感恩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呢？！

但是江泽民却要剥夺我们身体健康和做好人的最基本权利。十年多以来，在江泽民的授意下，公安，国保，派出所，社区，单位，无数次的到我家中骚扰，非法抄家，我被非法抓捕，非法关押，非法劳教，使我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经济上受到了莫大的损失。这种非人的生活直至今天。具体迫害如下：

长期监控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芦淞区国保大队楚光辉，贺家土派出所雷绍波，单位人员刘升国等人在我家威逼我看电视“新闻联播”，看后要我们写所谓不要炼了的保证书，并且抄了家，抢走了大法资料。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进出单位的卫门都要签字，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遭到我们的抵制和拒绝，传达室值班人员只好自己登记进出时间，一直登记至今。如登记本子没有销毁的话，有本子作证，有历届的值班人员作证。七月二十二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还有退休职工龙云航、张国华在我屋前屋后监控，有时还叫“老文在家吗？”白天除了传达室登记外还要安排退休人员非法监控我。

二零零八年，我儿子在广西结婚，请我参加婚礼，警察却不允许我参加。谁能没有亲人朋友呢，这种严重违反人权，干扰人身自由的决定，遭到了我的坚决反对。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剥夺我参加婚礼的权力。最后单位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单位胡玲，社区派出所吴德华各派一人监视我，随我一同参加婚宴。我被非法关在招待所里不能自由外出，不能参加婚宴以外的其他活动。

两次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一年，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一次是在芦淞区武装部招待所内，第二次是在株洲县大京水库内，强迫写所谓的心得体会和保证。我单位专门派人监控我吃饭睡觉，寸步不离。

两次非法行政拘留

第一次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从深圳来了两位客人，客人来家没多久，我和妻子刘小丽就被非法拘捕抄家，非法逼供诱供，不让休息。并被非法送到株洲妇教关押十五天。第二次在株洲市杨柳冲非法关押十五天。

两次非法审讯发生疾病

一次是贺家土派出所到刑侦大队非法审讯我一晚，不让我休息，使我精神极度紧张。突然头疼的很厉害，站立不稳，双脚不能挪步，一站就会往地上倒，他们只好打电话叫单位刘升国几个人把我抬回家，刘升国可以作证。

还有一次是石峰区国保大队（我所住的地方根本不受他们管辖），非法将我绑架，逼供审讯一个晚上，地点是湘天桥路一个宾馆的楼上，他们几个人轮流睡觉，却不允许我休息，使我精神到了极限，第二天上午将我铐在一张铁椅子上，突然头疼难忍，被国保大队送到市二医院，医生确诊为中风，病历在国保大队，然后他们打电话把单位胡兵叫来，才将我接回，胡兵可以作证。

两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四年五月第一次，株洲市芦淞国保大队绑架审讯抄家，送湖南省新开铺劳教所七大队，非法劳教一年半。

在劳教所遭受了被几个吸毒犯贴身监控，不许与他人讲话，坐小凳子，罚站，强制灌输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内容，狱中狱，画地为牢等多种手段的严重侵犯人权和人身安全的非法迫害。二零零五年又以检查艾滋病为由，妄图给大法弟子抽血，当时我们强烈抵制：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正派的好人，没有任何不轨行为，没有艾滋病。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活体强摘器官这种“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恶”做准备。

二零零六年八月，第二次非法劳教两年，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七大队，由于受精神上，肉体上的各种压力，又不能学法，不能炼功，身体难以支撑，旧病复发，出现了高血压，心脏病，心衰能症状，劳教所害怕担人命案子，只好将我放回家，但还是被地方单位监控。

两次被非法刑事拘留

第一次二零零一年五月间，芦淞政保大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我的大法书籍，非法审讯，非法刑事拘留一个多月。

第二次，二零零八年六-七月间，我到广西儿子家玩耍，没有几天被由雷绍波带领的政保大队和当地铁路公安非法拘捕审讯。在柳州监狱关押一晚，第二天被绑架回芦淞政保大队，继续非法审讯我，（后来得知在我不在家时非法搜查了我儿子的家，还把我儿子的房门，柜门锁和一个铁皮箱锁砸坏）。当我被绑架到株洲市第一看守所时，我的心脏病高血压，心衰复发，危及生命，看守所拒收，由我的儿子接回家，芦淞政保大队企图向检察院，法院构陷我，但是因为我的病情只好撤诉，在家被单位，派出所派人非法监视居住半年。半年后又被楚光辉绑架到市一医院，由退休的老院长亲自检查身体，确认病情属实，他们才放过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以后，我家的座机被监控，单位内部电话也被控制，后来根本就打不通。单位维修人员来检查也只是看看而已，不肯予以恢复。

鉴于上述事实，我控告江泽民个人独裁，以个人代法，以权代法，以党代法的严重犯罪行为，全面摧毁了中国的法律、法制、司法体系和道德体系，同时控告江泽民对我犯有以下罪行：

1.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
2.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
3.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4.非法搜查罪
5.非法拘禁罪
6.非法刑讯逼供罪
7.非法剥夺公民通讯自由罪
8.滥用刑法三百条罪
9.非法抢夺他人私有财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