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杨宝英女士和丈夫杨东阁及一双儿女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给他们家庭带来诸多灾难的迫害元凶江泽民。

在《刑事控告书》，杨宝英女士讲述自己身为知识女性，受到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尊敬和信赖，只因为信仰真善忍，却遭警察野蛮迫害，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关押在新地看守所，她讲道：

“看守所副所长王忠宏匆匆从屋里拿来电棍……边说边往我脸上、手上电起来，电棍不停地发出‘啪、啪’响声，所过之处，象滚动的铁针在往肉里边猛扎。我当时心都悬了起来，四肢颤抖，牙咬得紧紧的，感觉脸和手都被电破了、电焦了、电熟了。

演示图：电棍电击

“不知电了多久，接着继续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里插，没插进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两脚，夺过管子继续插。我拒绝灌食，挣扎抵制，副所长王忠宏又拿起电棍疯狂的在我受伤的脸上电起来。”

“灌食后，我扶着墙踉踉跄跄走进牢房，这时灌进去的东西不断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呕吐，好象五脏六腑都倾吐出来，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浓浓的盐水。鼻子流着血，嗓子咯着血，折腾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被电的脸肿得更厉害了。锃亮的大泡象扣在脸上一样，使人见了不寒而栗。”

杨宝英说：“我曾是小学高级教师，有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曾被评为沈阳铁路局的模范班主任，我所教的班级曾被评为阜新市三好班级。由于工作踏实、认真、尽职尽责，为了学生不考虑自己，得了满身的病：神经衰弱、鼻炎、咽炎、颈椎骨质增生、膝关节炎、肺结核等，天天与药相伴，每天冬季更是难熬，感冒一次接一次，鼻子、嘴总是出泡出血，膝关节炎伴随我二十五年，一吃药，膝盖就肿起来，疼痛难忍、到处求医，用尽偏方，无济于事，体重只有八十多斤，每天强打精神上班。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学习了法轮大法，随着我学法炼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不到两个月，全身疾病不翼而飞，体重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斤，第一次品尝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杨宝英的老伴，杨东阁先生，在炼功前有十二指肠胃溃疡、枕大神经痛，曾到沈阳铁路总院看病，多方医治无效，天天躺在床上，并嗜烟如命，严重咳嗽吐痰，瘦得皮包骨，一九九六年，杨东阁修炼了法轮功，烟瘾没了，身体好了，人也精神了，十九年了一个药片都没吃。

十六年来，杨宝英家曾被非法抄家四次，杨宝英被非法行政拘留四次，被非法劳教一次（在马三家劳教关押两年又加期两个月），流离失所七、八个月。丈夫杨东阁被非法行政拘留一次。女儿杨明喆被非法拘留二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后又加期半年），进洗脑班一次，进京回来后，被单位看管，不让回家。

在十六年的迫害中，杨宝英亲身遭到多种酷刑：蹲小号、吊铐、疯狂电击、坐小塑料凳、罚站、面壁、野蛮灌食、灌浓盐水、不让大小便、强制看病、抽血、连续多日不让睡觉、加期、超负荷劳动、两手半残、诽谤挖苦、殴打谩骂等。

下面是杨宝英在《刑事控告书》中讲述的她及家人被迫害的部分事实。

依法上访 多次被关押、勒索 儿女受伤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毫不迟疑，于七月二十一日和女儿（杨明喆）立即进京上访，想说一句真话：“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没到信访局就被巡警抓到北京丰台体育场，受到打骂、暴晒、干渴、饥饿的折磨，夜晚硬把我们拖上火车，押回本地西铁派出所。我和女儿一连四夜没睡觉，三天没吃饭，在派出所的水泥地上坐着，上边热、下边凉、蚊子咬、臭气熏，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公安部门的“黑户”，电话监控、专人监视、特务跟踪、单位通告、上门骚扰、公安抓捕，亲朋好友受到株连，寝食难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女儿第四次进京上访，十二月十九日被抓（我已和女儿分开），次日被送回本地，关押在阜新新地看守所，在这期间我家灾难重重。九十多岁的婆母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离不开人，她想念我，天天喊着我的名字，使人听了很伤心，现已去世。

片警经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骚扰。我的儿子精神受到刺激，达到崩溃的地步，多次用拳头砸碎玻璃，手上的鲜血也多次流淌不止，送进了精神病院，每月费用二千五百元。现在儿子已经四十岁，还用药陪伴，没有工作，还干不了什么，社区也不给办低保。

我老伴杨东阁渴望我回家照顾老人和儿子，因为我坚持信仰不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海州公安分局副局长（李俭）和政保科的人硬是不放。这时，又传来不幸的消息，我女儿在北京因给其他法轮功学员送信，被警察堵在楼房里，万般无奈从四楼跳下，不知怎样我老伴简直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这时正值皇历新年，他吃不下饭，经常望着家中空荡荡的屋子发呆，痛不欲生，这好端端的家刹那间变得如此破碎。我又被关押了四个月，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保释。

后得知，女儿坐骨神经受损，脚严重摔伤已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每翻一次身，都要昏过去，走路一瘸一拐的。刚好一点，在北京又被抓捕，二零零零年二月被送回阜新市新地看守所，五月三十日，被海州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一年，在阜新劳教所后又加期半年，受尽折磨，接着又送到抚顺洗脑班，用歪理邪说给她强制洗脑，使她至今仍不太清醒。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左右，阜新公安局政保科赵某、冯国平等十几个人闯入我家。（四点前已到我所在单位海州铁路小学，校长宋春艳配合公安，事先打电话试探我是否在家）以欺骗手段，说我女儿（杨明喆）在劳教所出事了，叫我们去解决，我们看出是圈套，推托家里没人照顾，可公安局叫我老伴去了，我刚走，警察就进屋了，逼问我儿子：我到哪里去了？就这样我又被抓，硬把我抬到警车上。我和老伴都被押送到新地看守所。我家又一次遭难。家里只剩下九十多岁瘫在床上的老人，和刚出院不久没痊愈的儿子。

亲人们到处托人，说我们家特殊，公安局政保科勒索四千元，把我老伴放回。在看守所，老伴杨东阁被关押八天，犯人轮流打骂他，整天叫擦地，不让喝水，不让大小便，每顿只吃上几口生面团，其余的都叫犯人要去了，人瘦得皮包骨。老伴回家，他姐姐一看就流下了心酸的泪水。我被关押一个月，家里又花了五千元（其中二千元被警察挥霍）。我回来后，听说勒索这么多钱，我和老伴去公安局要收据，一共去了五、六次，警察才勉强的用作废的收据改一下日期，敷衍了事。

二零零二年四月直到十六大前后，以有人举报和到派出所签字为名，公安局、派出所、社区多次到我家骚扰企图探听消息抓捕，我只得在外流离失所七、八个月。

新地看守所：电击、野蛮灌食折磨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西铁派出所五、六个警察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去我家抓人，砸门撬锁，外面警车等候，并说：“再不开门，把你家门砸开。”大约撬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撬开，却把门锁撬坏了，过几天又来撬门。对于公安警察没完没了的骚扰，我想你们公安人员不能这样欺负老百姓，执法犯法，不能不顾证据胡来。于是我就在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去派出所跟他们讲真相。我这一去所长、指导员“如获至宝”，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给市局、分局打电话。市局政保科（冯国平）、海州公安分局（周晓敏）来了，把我软禁在派出所。到了晚上，一屋子警察虎视眈眈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一个彪形警察边骂边把我的双臂紧紧扭在后面，薅住头发，向前用力一推，把我的头发薅下一把，又上来几个警察连推带拽把我推进警车，扔在座位上，押往新地看守所。

看守所的警察和犯人围上来，大声训斥想给我戴脚镣，我硬是不肯，在这里绝食抗议公安部门对我的迫害，看守所警察野蛮给我灌食。把我按在凳子上，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副所长王忠宏听到了，匆匆从屋里拿来电棍，恶狠狠地说：“我叫你冤，我叫你喊！”边说边往我脸上、手上电起来，电棍不停地发出“啪、啪”响声，所过之处，象滚动的铁针在往肉里边猛扎。我当时心都悬了起来，四肢颤抖，牙咬得紧紧的，感觉脸和手都被电破了、电焦了、电熟了。

不知电了多久，接着继续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里插，没插进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两脚，夺过管子继续插。我拒绝灌食，挣扎抵制，副所长王忠宏又拿起电棍疯狂的在我受伤的脸上电起来。

灌食后，我扶着墙踉踉跄跄走进牢房，这时灌进去的东西不断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呕吐，好象五脏六腑都倾吐出来，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浓浓的盐水。鼻子流着血，嗓子咯着血，折腾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被电的脸肿得更厉害了。锃亮的大泡象扣在脸上一样，使人见了不寒而栗。

马三家劳教所：奴工摧残、蹲小号、坐小塑料凳、野蛮灌食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三十五天，二零零四年三月末，海州公安分局政保科周晓敏和西铁派出所两名片警，以我给校长、书记写的两封劝善信为依据非法劳教两年，押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这封信是我给当时校长宋春艳和书记写的。是针对她们亲自把在校职工送抚顺洗脑班的事，可是校长又把这两封信交给了公安局。成了迫害我的理由，两封信判两年。

在马三家劳教所，我受到了非人待遇，讽刺挖苦，强制洗脑，天天放着诽谤大法的录音、录像，不“转化”不叫睡觉，一连二十多天，每天只让休息三、四个小时，强迫超负荷劳动。二零零四年秋，劳教所开始了使年轻人都望而生畏的扒玉米劳动，强度很大，三大队五分队队长关丽英看我“转化”没希望，在她知道我在扒蒜时手就疼（骨鞘炎），有时昏迷，多日不让休息，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故意想用劳动拖垮我、削弱我的意志，从而顺从她，并跟大家说：“只要需要一个人去劳动，也得叫你去。”我每天拖着沉重的身体、甩着难忍的胳膊，忍受着手的疼痛，拽着一棵又一棵玉米秸、扒着一穗又一穗玉米棒。到了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双臂酸痛、不能高举；手指发直发硬，五指难以合拢；腰腿风湿酸软、早上起来不时发出“呻吟”的叫声，到最后几天，我提出干不了，关丽英就是不理睬，造成了我双手半残。

由于没达到五分队关丽英的要求，又给我调到三分队。这个队长姓董，也是百般刁难，叫我去撮雪、抬雪，干不了，就大声训斥，叫我去花钱看病，加期等，一不随意就叫去蹲小号，那里又冷又潮、饥寒交迫，我被队长推进小号蹲了十天。又加期十天。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分到严管一大队，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不穿劳教服，不干活、不挂牌，当时狱警是张垒，都管她叫恶警，她一会儿踢这个人两脚，一会儿又踢那个两脚，最苦的是坐小塑料凳。这种小凳面积小，面质坚硬，坐时间长了，骨头尖都疼，肉皮发黑发紫，肉皮咯破出血。我就是这种情况，一坐上就闹心，坐小凳也是一种迫害，于是我拿个小布垫就坐在地上，张狱警看见了，不允许，就多次踢小布垫，推我、拽我，把我弄到办公室把我的双手铐在暖气管上，并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谁叫你带头来的？”有一次，把我拽到库房去，逼我写“转化书”，我不肯，就用力把我推倒，在寒冷的冬天，叫我坐在水泥地上冰着，我起来，就推倒，足足冰了半天，冰得我腰疼、肚子疼、双腿更疼。

在黑窝里，我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曾三次出现生命危险：一次去洗漱，刚走几步没出屋，腿就软下来，摔倒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次去洗手间，我扶着同修的胳膊，就慢慢的往下坠，昏过去了，几个同修把我抬到床上。另一次，张垒准备给我灌食。当时有几个狱警一拥而上，死死的抱住我的身体，牢牢地抓住我的双臂，掐脖子的，捏嘴的，没有一点活动余地，憋得我喘不过气来。心想：不好，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于是我用全身力气，使劲挣扎摆脱，她们把手松开了。我深深的喘了一口气，大声说：“你们干什么？想把我憋死呀！”

在二零零五年七月末，我连续绝食六十一天。在这期间，我又感受到另一种灌食的痛苦。灌食时，队长带着几个穿白大褂的警察，从监室把我拖到灌食室，按倒在地，四肢压住，医生拿着长长的皮管，通过鼻孔插到胃里，我不知道皮管触动了身体哪个部位，心里猛一震，疼痛难忍。皮管插到哪里，疼痛就来到哪。灌食后，全身不停的颤抖。有时竟大哭起来。他们灌的东西，什么颜色的都有，不知是什么。狱警看到我这种状态，就强迫我去医院检查，抽血化验，每次去医院，灌食都叫我花钱，大约用去一千五百元。现在我明白了，强迫我看病，抽血化验，就是不怀好意，就是为了寻找“供体活摘”。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本应劳教期满，但又加期两个月。这时“马三家”又调来一批更邪恶的警察，马吉山、刘勇等。他们不管你身体状况，老的、少的，挨个收拾。不穿劳教服、不干活，就拳打脚踢、面壁蹲小号、吊铐、反铐、脚镣等。当时我全身浮肿厉害，右脚肿得锃亮、不敢碰，每当夜深人静时脚更痛，心难受、睡不了觉，我坐起想缓解一下，坐起来就被训斥。早上起来就开始罚站，刚动一点，马吉山就大喊起来，随着喊声他的大手就从我的头顶“拍”一声凿下来，我险些昏倒，扶住了床栏。

家人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

在我劳教期间，我老伴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操尽了心。家里两个病人靠他照顾；为我的非法劳教，多次去公安局讲真相，找律师写诉状，向有关部门投诉；为我的退休金被扣发而奔波，每月老伴只有六百元，养活一家人，还得给被关押的我送钱财；我不穿劳教服，不叫家人看望，害得老伴多次白来，伤心而去。有一次，老伴与裴队长联系，说叫见，可一去，队长说我正蹲小号，不让见。劳教两年期满，我老伴与朋友去接我。大队长李明玉说我被加期两个月，她不穿劳教服也不能见。我老伴与大队长喊起来，叫她们拿出文件，并说：“今天我一定要见，抬也得给我抬出来。”大队长只得叫我们通了电话，总算没白来。

这些年来，我们不但肉体上受到迫害，精神上受到摧残，而且在经济上也遭到了很大勒索。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女儿杨明喆，单位军政招待所王大江等人向我家勒索二千元，又给她下岗。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在阜新看守所关押，退休金停发，至今没给。二零零一年六月，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只给半个月退休金。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我和老伴先后被阜新市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七千元。二零零五年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强迫看病和灌食，勒索大约一千五百多元。二零零四年二月～二零零六年四月，在马三家劳教所两年多（二十六个月），退休金和后来补发的退休金全部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