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镇政府的退休干部，今年六十三岁。十五岁当上了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任教八年；二十三岁就读西南农学院。大学毕业后回乡工作，先后担任过公社办公室主任（秘书），乡政府公安员；镇政府办公室主任；综合统计站站长；镇政府片区行政主任等多种职务。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我人生中发生了不幸。我骑摩托与妻子外出，一辆大货车转弯时行错了道，向我们冲撞过来。我和妻子急忙跳车，翻滚到公路边。命保住了，但我神经受损，从此偏瘫。住院医治了半年，没有治愈的希望，主治医生要我回家疗养。

医疗费花了二万多元，镇长不给报销，说不是工伤，还要我到离家十五公里远的地方继续做片区行政主任的工作。经我请求，才调到附近当驻街村干部。我是一个残废人了，每天去上班都要拄拐棍，还要儿子护送，搀扶。

从医院回家后，最重要、最急迫的事就是求医问药，到处打听名医、药方，谁知越医越糟糕。血压飙升高达一百八十至二百三十，脑血管出问题，引起头部剧痛，疼痛发作时，象要爆炸一样；大小便失禁，小便刺痛，烧裆，痛苦万分。我倒在床上了，左侧肢体麻木，一点知觉都没有了，起、卧、行全靠妻儿搀扶，吃饭靠喂。我在床上躺着工作，接待上门来的村干部，给他们布置工作、指导工作。

我心情糟透了，易急易怒，整天赖在床上动都不想动。正当我痛不欲生的时候，有人来向我洪法。我认为自己是国家干部，对于那些东西不能轻信轻听。来人说：我也有病，是炼法轮功炼好了的。我也是退休干部，还是党员呢，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外地同修来切磋交流，当地辅导员劝我去听一听，说学不学你再作选择。于是当日下午儿子扶我去了炼功点。一看，我镇修炼法轮功的人还真不少，有退休干部，有在职机关人员、公安警察等等，有的退休干部还带来家属参加，七、八十人个个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而我呆立一旁，站都站不稳，感到好自卑，好羞愧。

法轮功学员炼完功，开始读书。儿子就扶我坐在别人身旁，凑着一块儿看书，然后听他们交流切磋。在这个祥和的场里，我感觉人一阵轻松，好舒服。辅导员问我要不要大法书，我一口回答，要！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订购了全部书籍和炼功带、讲法录音带。

起身回家，走出炼功点仅一百米，我瘫痪的左手突然从裤兜里伸缩自如；瘫软的、知觉麻木的左腿也来劲了。我一阵惊喜，便试着自己走。一走，还行，不要儿子搀扶了，我自己走回了家。

回到家，我试试我的左手是否有力，于是一掌拍下去，把那条有些破损、坐下去发出声响的破凳子拍散了架；我再试试看手腕、手臂是否有力，就将一箩筐约一百斤重的大米从门口的摊位提進了屋。从此，我自己端碗吃饭，生活、工作一切正常。

真象神话故事一样，一个满腹惆怅、前途无望的偏瘫患者，出门时还靠儿子背、扶，仅发出要炼法轮功这神圣的一念，回家的路上就能独自行走，从此成为一个健康、幸福的人了。第二天我就独自走去炼功点炼功了，并每天如饥似渴的读着大法书。

我的妻子，家人们见证了法轮大法展现在我身上的神迹，个个百感交集，连声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师父还给我开天目，让我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我精進实修，什么高血压、脑血管痛、小便疼，全都消失的无踪无影。原来我是公斤级的酒量，我戒了酒、戒了烟、戒了赌（打牌赌），妻子打趣说，要当和尚了。

我家祖辈信佛信教，文革历劫后仍有些收藏，想到“不二法门”的要求，我把那些东西全部处理了。

我与现在的妻子是组合的家庭，双方共有大大小小五个孩子，三代人一大家子凑在一起过日子，各执所见，难以融洽。修炼了，我哪有不对，妻子就提醒我：每天抱着大法书看，修的是啥哟？我们都是修炼人，遇事用法来对照，我们的家庭从重重矛盾中解脱出来，越来越和谐、温馨。邻居及亲朋好友们说，你是怎么管理的？你们这个半路组成的家庭怎么比结发到老的家庭还和睦？

我年逾古稀的母亲，三十岁时就患头痛病，无药可治；中风后留下后遗症，右腿行走不便，靠拐杖。我妻子有额窦炎，腰椎盘突出，肩周炎等等许多的病，我带着她们一起炼功，一起学法，我母亲炼功的第二天头就不痛了，还丢掉了拄了两、三年的拐杖。很快，我妻子的什么病都没有了。

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性情古怪，吸烟好酒，性情刚烈，有时蛮不讲理，“名声”远近皆知。她修大法后不仅病好了，而且不再喝酒吸烟，待人温和，象换了个人似的，所有见过我母亲的人无不称奇。一辈子生成的秉性，若不是大法的威力，谁能改变得了她呀？

我们家的传奇传遍了乡村，很多人因此得法，走進了大法修炼。

做好干部却遭迫害

我修炼还不到半年，就遭遇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我与每个新老学员一样，都得面对这场生死的考验。那时，镇上对我们管的很严，派出所每天派人上门骚扰，还送来洗脑的资料要我们看，我严词拒绝了他们。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反迫害中与该镇最高领导直接交锋，他们是当地实施迫害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该镇邪党党委、纪委，以“上级领导”、“组织原则”的强势命我写“三书”，强令我放弃修炼，背叛信仰。我拒绝服从这所谓的“上级”命令，并一再向他们重申，我是修大法瘫痪的身体才得以康复的，修大法使我家庭和睦。修大法，严要求，做好人，我的工作尽职尽责，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法轮大法我不可能丢，骂大法、诽谤师父的事，我也绝不会去做。

邪党书记说，你的情况呢，事实如此。但“上级”的命令我们不好交差，你还是不能学。邪党书记见法轮功学员不象历次运动的人那么好对付，就使出“重用”的手段来迫害我，让我身兼数职，几个部门的活逼迫我一个人干，还声称，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行，企图拖垮我的身体和意志。我当矿山交通安全办公室主任；当穷困村联系人（这个村远离镇政府二十公里以外）；在一些单位我既当单位的领导又当具体的办事员，如：政府综合统计站主任，统计员；乡镇企业办公室主任，企业统计员等等。

我想，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按照大法“真善忍”原则去做一个好人，面对千头万绪的、超负荷的工作我没有退缩，并且把各项工作都完成的很好，连年被上级主管部门如市矿管局、县乡镇企业局，县经贸局、统计局及安监局评定为先進单位、先進个人。

有时政府某部门有难解的矛盾和棘手难办的事都推给我，让我去办，去解决。本着修炼人为社会负责，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心态，许多难解的问题我都能迎刃而解，管辖区内没有出现百姓上访的情况。镇领导及县级单位对我的工作十分赞赏和敬佩。

江泽民见迫害好人难以为继，就伪造了“天安门自焚”的特大谎言，煽动迫害升温。二零零二年镇政府邪党党委、纪委掀起了又一轮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三书”的迫害。于是我就向他们写出了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与证实“法轮大法好”的诸多事实真相，证实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镇邪党书记和纪委书记都说，你所写的情况属实，我们党委都是亲眼看见的。只是你写的材料我们交不上去，那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要求。根据你的情况，我们按上级的要求给你写好了“三书”，你签个字交上去，就可敷衍了事了。你不要出去公开宣传，自己在家里悄悄学就行了；否则弄你去学习班，直到转变为止。我说，任何诽谤大法的字我都不签。就在此时，本镇发生了煤矿安全事故，来电话要我赶赴现场处理，写“三书”的事才就此罢休。

从我身体康复后，工作一直出色，获得了很多奖项，但镇纪委书记却说，你学法轮功，能力多大，成绩多优，都是一票否决。我得到的先進单位奖的奖牌挂在镇政府办公室里，我应得到的个人奖金却被他们克扣。如，矿管资源局发给我个人先進奖奖金一千二百元，被他们全部侵吞；给我贫困村烤烟发展奖个人奖金二千元，他们只给我五百元；二零零三年年终目标奖从八千元到二千元分四个档次，我得到的奖金五百元，连最低档次都不是。因我掌握着县、镇政府官员贪腐的违法事实与证据，他们惧怕我的正气，二零零四年后任的镇邪党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逼迫我提前退休，还以“否则调到偏远山区”要挟。

当时我只有五十岁，按法定退休年龄还差十年。依照当时提前退休工资要连加几级的政策，我提前退休后每月工资收入应增加八百元。可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一律不按政策行事。

这些被江泽民操控、利用的邪党官员们，明知我是一个修炼法轮功、有口皆碑的好人；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事实真实可见，人人皆知，却对我進行高强度劳动的迫害、改变信仰的精神迫害与经济的迫害。他们的人性被扭曲，不在乎人的善良，不在乎真理与事实，只在乎“上面”的意志，哪怕是违法犯罪也卖力去执行。二零零三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时任镇长、书记遭恶报，因贪腐被“双规”，被撤职；前任书记指使后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对我强退（逼迫提前退休），我要求恢复工作他不签字。这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后任书记因贪腐遭到判刑五年的恶报。这些所谓体制内人，被江泽民胁迫充当了迫害的工具，他们才是真正被江泽民迫害的人。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遵照师尊的教导，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我们在各行各业中修炼，在各行各业中证实法。得法修炼后在岗的短短几年中，我在政府机关，在所在的部门、行业，留下了修炼人证实法的足迹。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个人所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