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今年五十二岁的岳阳市君山区妇女赵群兰,在她三十多岁时常常是病不离身,家中药不断,什么偏头痛、妇科病、腰痛、感冒不断等,一米六的个子,才九十斤重。一九九七年一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一身轻了,再也没打针、吃药了。家中父母、兄弟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不修炼的丈夫都说: 炼法轮功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造成赵群兰全家十六年来遭受种种酷刑虐待:多次被非法抄家、骚扰、抓捕、关押、拘留、劳教、非法庭审、无罪判刑、流离失所、离婚、经济截断、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导致精神失常、致伤、心脏病、心灵及精神上的创伤等。二零一五年六月,赵群兰与父母、弟弟、弟妹五人一起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以下是赵群兰在控告书中陈述的被迫害经历: 一、第一次被绑架、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公然违背宪法,发动了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迫害。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宣传,使家人和亲戚朋友都听信了一言堂的谎言来反对我、打我、烧我的大法书,当时就象天塌一样,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造的假,因为我体会到修炼大法后亲身受益得到的好处,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没有错。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我们几位同修正在炼功遭钱粮湖派出所彭常华(现任君山钱粮湖政法委书记兼610办主任)、邓红球(当时的610副主任)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岳阳湖滨拘留所四十多天。 二、第二次上访遭绑架、关押 五月份,我要为大法讨回公道,为自己申冤进京上访,遭北京便衣绑架,把我们关到北京不知什么地方的一个铁笼子里,有好多大法弟子也关在里面,几个小时后,又被当地派出所驻北京的邓益桃抓回(邓益桃于二零一四年七月死于突发心脏病),非法关押在岳阳云溪看守所一个月。其中还向家人索取了生活费才放人。 三、第三次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经济上勒索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发真相资料告诉世人我们是冤枉的,我又被派出所所长姜仁武绑架,遭到君山区国安大队长余致和,赵文华,李其良等警察用刑讯逼供酷刑折磨。他们把我双手绑住,二个警察将我双脚悬空吊起,还拿着我荡秋千,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淋,全身虚脱,人就不清醒了。当被放下来时,我双手已经失去知觉,之前还被打得红一块紫一块的,后全身浮肿,生活难以自理。又被非法关押在岳阳一看守所,当时关在一起的犯人还取笑我被打得象个大熊猫,四十多天后我以超期关押绝食抗议,君山国安就诈取了家人三千元现金才放人。 在几次的被非法关押中,丈夫为了妻子不遭到迫害,四处找关系,其中被骗,诈取,罚款钱财和交纳几次被非法关押的高额生活费达二万元左右(多次关押中吃的饭菜是连猪都不吃的食物,还变相收取关押人员的钱财)。 四、第四次绑架、关押 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 我从看守所回来不久,于二零零一年一月又被余致和(原君山国安大队长)和派出所的二名警察从家中骗走,晚上偷偷把我转到君山一个黑屋子里一天一夜不给饭吃,后又转到岳阳一看守所关押,期间因反迫害绝食,遭到看守所野蛮灌食,几个大男人按腿、按手按、头的,再用铁起子把牙撬开,用削尖的竹筒伸进喉咙里灌食,食物都呛到喉管里去了(后来非常吃力的咳嗽了几个月),五天后没经过任何手续就把我们送往湖南白马垅劳教所非法劳教,说是判一年半。 到劳教所的时候只有几天就过大年了,当时有很多同修和我一样从家里骗出来的,有的还穿着睡衣、拖鞋,什么也没有,过年时很多同修包括我都哭了,人家过年都是欢欢喜喜的大团圆,眼看要过年了还把我们这些做好人的人往这儿送,这不是明摆的要拆散人家的幸福,团圆吗?过完年劳教所就开始全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各种酷刑迫害。目的逼迫个人或群体放弃其信仰意识。我每天也遭到了各种折磨。经常手铐铐在铁栏上、洗脑:如冬天晚上长期在外面罚站,北风头上冻,不准睡觉,六月天站在外面晒。长时间坐小板凳,不准动,多次捆绑灌食。吃饭,睡觉,上厕所,洗澡有夹控监管,不准出门,长期关在房子里,监房里阴暗、潮湿、霉臭,身上长满了疥疮,其痒无比,流水不止,腥臭难闻,晚上难以入睡,全身糜烂,(直到回家才好),还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mh/article_images/2010-8-29-poison-feature--ss.jpg)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
二次被关进“攻坚队”迫害,被迫劳役等等。 情况如下:二零零二年八月被关押在严管队的我和其他同修全体绝食,很多同修都到刑期还不放人,我是七月刑满,要求放人,又遭到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使人出现神志不清,只知道要睡的感觉。 后来我二次被关进“攻坚队”。“攻坚队”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不分日夜,三个打手(吸毒犯)被指使在一个房间迫害一名大法弟子。共四个房间。由队长郑霞指挥总台值班人员刘小玉(吸毒犯)等人折磨。我双手吊铐在铁床(上,下两层的床)的两边,脚尖触地,背后抵个矮凳,身体不能站立。还不准睡觉,一闭眼就往眼睛,鼻子里面抹清凉油,风油精之类的,被打、揪、掐是常事。几次被吊的昏迷过去,她们就用水洒,用“十滴水”灌,用清凉油、风油精抹眼睛等手段直到整醒来为止,然后继续上铐,甚至有时不下手铐也是用同样的和各种方式整,就这样不长时间双手被吊残,肿起很大,手铐卡在肉里很深。 二零零二年十月,劳教所又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强迫劳动迫害,我被迫劳动到二零零三年三月,非法关押二年二个月后才放回家(超期关押八个月)。刚回家时,由于被注射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记忆力减退,连亲戚朋友、家人的名字有时都想不起来了,长期精神恍惚,说话也不清楚,眼睛模糊不清,很长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 五、家庭破碎 被迫流离失所 在白马垅被关押期间,丈夫由于下岗多年,家中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要管,又找不到工作做,生活上出现危机,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承受不住,提出了离婚。钱粮湖法院参与了这桩离婚案。儿子上到了高一就被迫辍学了,十七岁就和父亲分别到外地打工谋生去了。(儿子还不到十三岁就被迫和妈妈分开了,别人每提到妈妈被迫害时,儿子总是伤心的泪流满面,原本从小活泼、调皮的儿子,由于妈妈受迫害,也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了,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 到今年二十八岁了还没结婚。) 是娘家收留了我,回娘家后,君山区国安队的李其良,赵文华和当地六一零,派出所的一些不法人员还经常上门骚扰、抄家。搞得全家人都不得安宁。直到有一次又被李觉民(专门监视,跟踪大法弟子的警察)、段得良(现任派出所所长)等几个警察强行闯入我父母房间翻箱倒柜抄出大法书籍和资料要抓我时,在二零零四年我不得不流离失所。 六、第五次绑架、关押 精神失常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那天君山区国安大队长李其良、姜仁武和一帮武警,私自打开我们三位同修(彭小辉、冷雪飞)租住的房间, 强行把我们拖下楼, 绑架到君山公安局,对我们刑讯逼供,抢走我们个人财产现金二万元及几万元的电脑设备,抢走我身上一千多元现金,没有给我们任何凭证、字据。 几天后又把我们押送到岳阳一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又遭到各种折磨,被脱光衣服在放风场冲凉水,遭到监号犯人的性侮辱、谩骂、打、掐,造成我精神失常。 二个月后弟弟们接我取保回家时,看到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回家后慢慢地身体恢复了正常。 七、第六次绑架、关押 无罪在被判刑 为了生存,我到外面自谋生路。二零零九年五月的一天,我在岳阳湘阴县步行街行走,突然被后面四个君山区国安的大队长沈文欣和蔡德纯、邓红球、李姓等四名警察一拥而上,没出示任何证件, 就把我往车上拽,当时我还不知道咋回事。就这样又被他们绑架到岳阳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审讯时蔡德纯又拿着我的长头发把我的头往地上扔,一把头发被拽下来,头上一个大包。同时还得参与看守所不合法的利用被关押的犯人参加生产劳动,否则,我是二次被戴反背手铐。 二零零九年八月四日上午,岳阳君山区法院对我非法开庭。金光鸿与另一律师为我作了无罪辩护,律师质问:“法轮功到底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真、善、忍邪在哪里?”律师要求无罪释放我,并高度赞扬了法轮功是“人类真正的英雄!”中途进进出出旁听的公检法人员都感到吃惊:这律师胆子真大,敢为法轮功说话。公诉人胡杰被律师驳得理屈词穷。 结果非法冤判我三年徒刑 (对法轮功根本不讲法律),送往湖南长沙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二年多,我一直被关押在六监区二中队的四监室,房间有上下十二个床位,面积二十来个平方。吃、喝、拉、撒、睡觉、劳动都在一个房间里(其它监区都有专门的劳动车间)。是全封闭式的管理。一直不让出门,紧张的劳动任务,从早晨六点起床到晚上完工睡觉,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夹控(犯人)看管:长期关在监房里,散发出来的都是人体、厕所、凉席片的气味(凉席片是用有毒成份制作出来的,刚来的人闻着都脑袋晕)。被利用指使的夹控不准我们互相说话,不准谈论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更不准学法、炼功;还不准闭眼;不准坐床上,上床必须立即睡倒;身体坐直了,坐久了不动也不行;伸伸手想运动也不行等等方式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明情况的人都说:法轮功坐的是牢中牢,而且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都被夹控记录着,再交给监管的队长。 八、长期被迫害得了心脏病 由于长期被非法关押在监房里,眼睛视力明显下降,身体长期虚肿。于二零一一年十月身体出现了心口痛、发慌、呼吸困难等症状,要求到医院检查。经医生检查后才说是心脏病,供血不足。是功能性的,不是本性的,缺氧和营养的原因。还伴有高血压。监狱不肯承担责任,还要自己出医药费。劳动任务还得照样完成, 就这样我坚持到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刑满释放回家。 大弟弟把我接回到父母家中,没康复的身体越来越糟,现在每天在家都出现心闷、心痛、呼吸困难,上楼都气喘吁吁,无法干活。 十六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年轻对社会与家庭贡献的最好时期,却在江泽民集团制造的各种迫害中度过,就是对我赔偿一亿元,也无法弥补对我身体上、身心、精神上的损失和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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