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刘苹女士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江泽民，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提起公诉，根据中国刑法规定，依法追究被控告人江泽民犯下的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绑架罪、侮辱罪、虐待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

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一九九二年公开传出后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广受褒奖和赞誉。迄今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三千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

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被控告人江泽民把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疯狂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

下面是刘苹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我是控告人刘苹，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无穷。

（一）遭强辐射五官变形、晕倒

一九九六年，我在衡水市二院神经内科工作。自《光明日报》事件（污蔑法轮功）之后，科主任袁伟强开始处处刁难我，歪曲事实和编造不实材料到当时的院长徐文华处诬告我，那时我经常被安排值班或替班，袁伟强却制造舆论说我值不了班，最后跟徐文华说我“每天坐在办公桌上念阿弥陀佛”。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不念阿弥陀佛的，袁伟强的这一说法纯属编造。当时他是科主任，我是普通职员，徐文华经不起他的纠缠，在一九九七年四月把我调到放疗科（又称钴六零，是放射治疗肿瘤的科室）。

那时我年轻、尚未结婚，按照相关规定不能安排在此类强辐射科室工作。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出现全身不适、乏力，浮肿、心悸、心慌气短，皮肤菲薄变黑发痒、稍微一碰就出血，头发干枯、月经稀少，面部浮肿到五官都变了形。到检验科查白细胞数目已远不足4.0（每毫升四千个），因当时的检验医生张凤杰不敢得罪院长，跟我说明情况后在检验报告单上写成4.0。

后来我在工作中晕倒，由医院的救护车送回家，是神经内科的护士长田秀满和宋秀云送我回去的。衡水市二院没给予任何治疗和补偿措施，为了推卸责任有关领导声称“这些医疗设备没有辐射”，“辐射量很小，对人体没有伤害”，并从那时起取消了衡水市二院CT室和放疗科的放射假，二零零四年之前未恢复，现在是否恢复不清楚。

在我休息期间，袁伟强扣发了我百分之四十的工资，给了他自己招去的一个临时工医生孙云飞。我通过修炼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又一次恢复了健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滥用职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一时间电视、报纸及各大新闻媒体到处充斥着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创始人的诬陷和诽谤，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种种歪曲报道，谣言满天飞。种种精心炮制的谎言和诬陷，毒害了中国人的心灵，强权和暴政扭曲了国人的人性，加速了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

那天我是下班后才得知江泽民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的事，当天晚上搭乘从河南到北京的过路客车至北京，想要向政府说明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国家领导人我们是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没能进到信访局，只好乘坐晚上的火车回家。到家后即被非法监控，所谓“二十四小时不离开视野”，书记许同礼逼迫我交出大法书，并威胁说不交就抄家，我跟他们说了一句“除非我死了”，他们就没再提抄家的事。

在被非法监控一个星期之后，当时的院长张勇、书记许同礼请出退休院长徐文华，逼我写下“不习练、不参与、不集会”的保证，并软硬兼施让我按下手印，还逼迫我交出了两本正规印刷的大法书和几本手抄本。他们的行为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当时我在检验科工作，由于检验科主任王跃海不想参与迫害，时任院长的张勇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把我调到设备落后、缺少基本防护的辐射量巨大的理疗科。

那时候每天下班后，我的身体都是浮肿的，全身乏力到饭都不想吃。我不敢轻易躺在床上，因为躺下之后也是昏昏沉沉的，再想起来就更困难；我只能回到家赶紧炼功，这样炼完前四套功法后体能基本恢复正常，然后才能正常的吃晚饭，学法。日积月累的辐射，我的牙龈开始肿胀出血，月经量逐年减少，后来出现牙龈萎缩，身体极度虚弱。如果不是我偶有喘息的机会抓紧学法炼功，我想我的生命恐怕早已终结。

（二）被绑架到洗脑班折磨、三次遭药物迫害

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张勇指令王新婷安排我下午一个人值班，在接近下班时间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当时的卫生局长王建军一脸淫笑的对我说：“刘苹，你还年轻，你别练了，我保证你大有前途。”我说，“你看起来像个流氓，你不配跟我说话。”他坐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走了。

当天晚上我出现心悸气短、呼吸困难，衡水市哈励逊医院急诊科医生做心电图显示“室性心动过速，心律超过二百次/分钟”，出诊人员主张接我到哈励逊医院急诊科观察，遭到医院派去的陪同人员苗文明的拒绝，开始她说我是装的，出诊的医生就问她：“症状能装出来，心电图也能装出来吗？”苗文明又说：“要接也得是二院接回去”，“她们炼法轮功的轻易死不了”。出诊的医生只好无奈的离去。我被留在洗脑班继续遭受折磨。

在洗脑班里，我的一切行动自由几乎都被限制。白天被关在房间里，一群“帮教”和犹大轮番灌输着他们的歪理邪说。上厕所有人跟着，吃饭、喝水由医院跟去的人给拿到房间里。晚上房间从外面上锁，还不让关灯，外面的人可以随时看到房间里的一切，包括我和另外两个医院派去的未婚女孩子上厕所。

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的两个月期间，他们对我实施过三次药物迫害。

第一次是一个犹大端来一碗水，劝我趁热喝下。一群犹大看着我喝完水后全部离开了，留下一个叫赵勋的党校男老师看着我。几分钟后我感到头部发胀，头上的血管一跳一跳的，心脏也跳得怦怦的，全身憋胀出不来汗，皮肤变成紫红色，照镜子发现脸肿了。赵勋害怕了，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刘苹你可千万要活下来啊！等你的病好了我也炼法轮功。”

我就问他“水里下的什么药？”赵勋问我：“你感觉都有哪些药？”我说：“应该有肾上腺素类的，还有阿托品类的，还有其它的，我暂时辨别不出来”，赵勋说具体什么药他也不知道，然后就重复着一句话：“刘苹你这么聪明，你可一定要活下来啊！这件事（指这场迫害）早晚会过去的，你可一定要活下来啊！”

接下来的三天，我感到下腹不适，总想小便但是没有一滴尿。血压持续降到六十/40mmHg以下。六一零把情况通知衡水市二院，衡水市二院派急诊科一个叫韩丽的医生去给我量血压（韩丽目前在衡水市二院神经内科工作）。苗文明跟韩丽商量之后，韩丽趁我脚高头低位侧卧在床上的时候，很随意的量了一下我心脏下方的左臂，说是（收缩压）接近70mmHg.我跟韩丽说想要小便，请她稍等看是否有尿，然后在正确体位下测量一下血压的真实数值。韩丽和苗文明就出去了。那一次仍无小便，我赶紧回到床上躺好请韩丽量血压，苗文明说韩丽已经回医院了。那天晚上六一零值班的人跟陪同我的小同事说：“你们医院不负责任，没有刘苹的名字，非得送进来，血压这么低，也不把她接回去。”

第二次和第三次药物迫害使用的是奶粉。一天非法拘禁我的房间里去了一大群犹大，其中一个叫张俊哲的拿着一袋奶粉，说你吃不惯洗脑班的饭，喝点奶粉补补身体吧。还特意让我看看奶粉是没打开过的。我推辞说对很多蛋白质过敏，谢谢她们的好意，不用了。她们想尽办法的劝着我喝，说什么“多喝几次就脱敏了”一类的鬼话，不经我同意冲了一碗，连哄带骗看着我喝下去，把奶粉留给我，告诉我经常冲一点喝，然后一起离开了。她们刚走我感到下腹疼痛，去厕所出现腹泻。（注：我从小到大喝过很多品牌很多产地的奶粉，从未过敏过，所以我判断那不是正常的奶粉。）过了一段时间她们又去了，问我喝没喝奶粉，我说喝完拉肚子，所以没喝；她们又以“脱敏治疗”的理由拿出去冲了一碗要我喝。很快我就去厕所了，排出西瓜红颜色的细细的大便，肚子很不舒服。这之前我从未有过这种现象。那一次她们拿走了奶粉，表面理由是“反正你也不喝”。我是学医的，我明白她们是怕我把奶粉保留作为药物迫害的证据。

洗脑班的人反复询问我有无精神症状，有无睡眠不良，我猜他们是想把我转到精神病院迫害，就回答睡眠很好，情绪良好，家族中无精神病史。他们又问我有无心脏病，我说修大法后所有器官都变得很健康，如果有一天你们说我“心脏病”死了，那一定是你们害的。他们见我不上当，就没再提过类似话题。

最后洗脑班只剩下我和宋继普未“转化”，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楼，宋继普不知道在二楼还是三楼。每天派大量的犹大们用车轮战术折磨我，白天黑夜都不让我睡觉。犹大们不去的时候，衡水市二院跟去的一个名叫姜秋霞的胃镜室女职工就把房间的电视开到最大声，吵到别人都头蒙眼花的躲到外面去，她自己受不了了也出去散散步，但是洗脑班不让我离开那间屋子。一个多星期的强噪声污染和睡眠缺乏，我再次出现了牙龈出血和皮肤肿胀。我想办法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王跃海，他立即去找了许同礼，许同礼也赶紧去洗脑班看了看我。我提出要张勇到洗脑班，问他不放弃信仰是否就该被迫害死？许同礼说张勇得了红眼病正在住院。
洗脑班的总负责人袁金龙（当时从衡水市直工委抽调到洗脑班）见其它办法转化不了我，就带着他雇去的几个小痞子对我耍流氓。他们先把赵勋调回党校，认为是赵勋“影响了刘苹转化。”事实上，赵勋也确实在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着我免遭凌辱。

当时我被折磨的很虚弱，也看不到大法书，还不让离开房间。我感觉光阴虚度的很可惜！但平时也只能躺在床上，因为没事可做。有一天晚上袁金龙带着几个小痞子去了，先摔了我养在一个输液瓶子里的菊花，又去掀我的被子，有个小流氓还往下拽我的上衣。后来陪同我的同事张萍对他们发了脾气，警告他们如果胡闹，她自己也不留在那里看着我了。他们怕陷入僵局停止了耍流氓，但我们两个女孩子也意识到了处境的险恶。

后来，我就想通过文字游戏离开那个肮脏的地方，随便写了几个字。六一零那些人想见好就收，赶紧结束洗脑班。可是两个犹大，其中一个叫靳丽红，说“不行，她这根本就没转化。”几个犹大又逼着我从新写。在结束洗脑班的大会上，袁金龙说我写的不合格，我说“要不是因为你耍流氓，这些我都不会写。”我想撕掉那两张纸，被于娜一把按住。过后她解释说：“别跟他们激化了，赶紧离开这里吧。”

那段时间，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逼良为娼”！我的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变得道德高尚，我却要违心的说自己不再修炼法轮大法。此后很长时间，我的精神压力很大，可能还有他们对我实施药物迫害的后遗效应，我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低热和乏力。当时主管院长金辉要带我去查发热因子。我说谢谢他的关心，但是不用，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我。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我哥哥去世一百天，当时我正常休班在家看护着年迈的父母，怕他们承受不了失子的巨痛。张勇派医院工作人员催我去医院报到，我说家中有事，去不了。十月三日，张勇和王新婷要停我的工作，我当场揭露他们的迫害，副院长金辉送我去科室上班时发现王新婷已准备好替我上班，金辉问王新婷“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王新婷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在身体上每日承受巨大伤害之时，理疗科主任王新婷还随意侮辱我的人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四日，王新婷以她自己“更年期”为由，将我的脸抓伤，抓痕之深令皮肤科大夫也不敢断言“留不下疤痕”。几天后张勇的弟弟张猛到理疗科要求我给他按摩，我说“我不会按摩”，然后走到外屋。王新婷听见了，赶紧凑过去说她会按，以后的几天王新婷一直帮张猛按摩。之后院长张勇不许主管院长金辉处分王新婷。理疗科属功能科室，金辉当时是主管功能科室的副院长。我的叔叔找到张勇为我讨公道，张勇说“刘苹是炼法轮功的，这事儿没法处理。”

（三）在衡水市看守所遭迫害、非法劳教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上班时间，我被绑架到衡水市看守所。具体情况如下：那天上午理疗科同事张雪莲的丈夫刘增泉（在衡水市监狱做饭）去了理疗科，缠着我一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耗时间，大约十点以后他不停的看手机，十一点左右他收到一条短信就下楼了。他走后不到十分钟有人打电话要我去保卫科，说是核实一点事。我说工作忙，他们说很快就问完，并威胁说不要逼他们上楼造成恶劣影响。结果我刚走到门诊楼门口，就被几个人强行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警车里面。车里几个人连推带骂，我看到一个人的警员证上写的名字大概是“刘明礼”或“刘明励”，至今已记不清楚了。回想二十三日下午本来应该正常休班，但王新婷非要换成我上班，我没同意。后来听同事说，二十三日下午，公安局的车在门诊楼下转了一下午。

六月二十四号中午被关在公安局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没收了我的电话。下午绑架我到衡水市看守所的路上他们打电话通知了我丈夫，在警车里还询问我丈夫的收入。我丈夫闻讯骑自行车追赶绑架我的车辆，到了看守所跟他们论理，问他们凭什么随便抓人。衡水市国保大队的左铁汉打了我丈夫一巴掌，打坏了我丈夫的眼镜。当时我的儿子读小学一年级，那天是他的七周岁生日。我丈夫被打的时间正是孩子的放学时间。我忍痛嘱咐丈夫：赶紧去接孩子。

在衡水市看守所，我们被迫剥蚕豆。同修王芳的手指因每天剥蚕豆而变形。我们和家人的来往信件被强拆检查。有个犹大听说我可能怀孕了，就装作无意狠命踢我的肚子。在月经过期一个多月后，一天晚上我突然出现了大出血，那些刑事犯还以为我是正常来月经，就对我进行人格和人身侮辱。我当时紧邻厕所休息，她们故意在洗澡时把凉水撒到我身上。之后的时间，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每天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我会裹着同修王芳的毛巾被去晒太阳，全身出汗但是仍然感觉冷。

据说我站着的时候双下肢是青黑色的，有的刑事犯就告诉监室里负责分活儿的赵敏，说“让那个刘苹多干点活吧，反正她也干不了几天了。”“她活不了几天了，你还护着她干什么？”气得赵敏大骂她们没人性。有个叫温成久的狱卒还扣下我家人给我送到看守所的钱（大概是二百元，记不太清楚了），回家后我看到了他写的收据，上面有日期，回想起来那天我只收到了衣服。我问家人为什么不给我送被子去，家人说一开始看守所就收了被子钱（忘了是一百元还是二百元了），哄骗家人说会给我们被子。但是我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看守所从未给过我任何被子盖。

那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为身体太弱被高阳劳教所拒收。大约九月六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上午被绑架到高阳，下午回到衡水，第二天又被关进洗脑班。犹大张俊哲、许玉慧、徐杰给我和温书巧、朱心款洗脑，逼我们写所谓“四书”，还勒索我们每人四千元钱。

（四）被剥夺工作、扣发工资、跟踪监控

回家之后，我去医院找张勇要求上班。张勇多次避而不见，且绝口不提他对我家人许下的将我调回临床的诺言。当我提出先回内科门诊跟徐文华院长学习一段时间时，张勇说：“刚从监狱出来就跟着院长（学习），影响不好。”并说其他内科无岗位。

我是衡水市二院的正式职工，由于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张勇就敢滥用职权不让我上班，不让我晋职称，在我正常上班时随意绑架我，默许对我的种种故意的人身伤害和名誉损害，并从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起扣发了我全部的工资。

张勇作为院长，为所欲为的剥夺了我在衡水市二院工作养家的权利，但是每到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一日和十三日、六月十日、七月一日和二十日、八月一日、中秋节、十月一日放假期间、元旦、正月初一、二月到三月好象是开两会的半个月，以及平时任何江泽民犯罪集团认为“有事儿”的时候，张勇都会派上一支“队伍”监视我的居住和出行。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张勇居然派了一伙人租房子，居住在我租住的房子对面，从窗户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有时会跟踪我接孩子。奥运将至时，竟然找了一伙人摆了一张桌子在我居住的胡同门口，说是出入人员都得登记。

因为张勇曾多次配合六一零和派出所迫害我，年迈的父母日日担心我的安危，最后不顾自身的病痛和孤苦，劝我远走他乡。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带着年幼的儿子含泪辞别了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坐火车到了广州。

过了几天，张勇派衡水市二院的孙文豹、张健追到广州，自称是衡水市公安局的人，谎称我的丈夫在老家犯罪了，从我们所住辖区的派出所骗取了我们当时租住房屋的地址，刚好那两天我搬家，他们在那里没找到我，又从那个房东处打听我搬到了什么地方。我丈夫知道后找到他们，要拉他们一起去派出所澄清事实、恢复名誉。他们答应第二天上午去。第二天我丈夫去找他们，旅馆的人说那两个人早上不到四点就走了。过了几天，张勇又派衡水市二院办公室的彭春联和柴建鹏到广州监视我。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办理出国护照时，发现早在一九九九年自己就被限制出境至二零一九年，共二十年。我找到衡水市二院相关人员进行了交涉，并给张勇写信希望他能撤回他当年对我限制出境的申请。张勇装聋作哑，回到衡水后我又多次打电话给他他不接。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和七月二十日两个晚上，我母亲打电话给我，发现电话被监听。

我回忆起一九九九年八、九月份，我记得是衡水市河东派出所，但前衡水市二院办公室主任刘新宁说是东门口派出所，曾向我索要照片，说是发到网上，当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曾给过他们一张照片。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才明白，这些恶人们在十四年前就害怕迫害正信的罪恶曝光，从迫害一开始就在限制部份法轮功学员出境。

（五） 父亲含冤离世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被非法关押在衡水市看守所时，我年近七旬的老父亲摔伤了髋关节。当时全家人包括我父亲都在想办法营救我，谁也顾不上我父亲的病。两个多月后，我回到家中，发现我父亲的右腿已经股骨头坏死。我是学医的，我父亲的腿如果能得到及时治疗是能够恢复的。

二零零八年我无奈离家时我的父亲仍然有病，我却不能守在身边。二零一二年五月，我父亲因行动不便不慎从椅子上摔到地上，感觉腿很痛，但怕我担心，总是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和妈妈都很好。二零一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我父亲突然离世，哈里逊医院急诊科的医生考虑“动脉栓塞”，分析原因可能是摔伤后自己愈合，形成的血栓脱落堵塞了肺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