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淑莲本想靠自己的劳动把欠款还上，没想到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老人就被绑架了，而且中共公检法把老人判了三年刑，投入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三年冤狱回到家后，房子也没了，居无定所，给老人精神、经济到肉体上都造成很大伤害和损失。

下面请听宫淑莲老人的自述：

一九九五年黄历四月初八我老伴走了，他突发脑出血，只一天的时间，好好的一个人就没了，走时才五十一岁。在一九九四年我大儿媳和儿子已经离婚了，扔下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四岁，儿子又下岗无业，我这一家四口人日子可咋过呀？这一下压力重，不长时间我就不行了，身体也不能动了。

儿子带我上医院检查。这一检查有：颈椎骨质增生、脑供血不足、严重的高血压等，眩晕的天旋地转。说住院就住院，住了老多次院了。没钱儿子借钱给我看病，孩子不能看着你死，为了给我治病，欠了四万多元的外债。

后来我是瘫痪在床，身体不会动有九个月，医院已无法医治了，我就在家苦熬着……

一、喜得大法，从瘫痪在床到站起来卖菜

我亲家母、二儿子的丈母娘是学法轮功的。她住在市里，她让我去她那儿。当时我二儿子一家也在市里住。一九九七年冬天的一天，我儿媳妇就来找我了：“妈，你上我那儿去吧，我妈说，炼大法能救了你，你就跟我妈学法吧。”

当时我在床上躺着都不能动，根本不相信。儿媳妇问我去不去？我心想去吧，反正两个儿子，死在哪家算哪家。没想到我一下子就能起来了，能走到汽车站点，站点离我家能有一里地（五百米）左右。当时我半年多脚都没挪动过一步，晃晃悠悠就能走到汽车站，跟儿媳妇坐车去了市里。

去了当天就跟俺亲家母到学法点学法，晚上回到亲家母家我就有感觉了，回来就要拉肚子。我就跟俺亲家母说：哎呀我这要拉肚。她说：哎呀嫂子，师父马上就给你净化身体了。

第二天早晨起早到学法点炼功，炼头顶抱轮时“唿”一下我就堆（瘫软下去）了，我啥也不知道了。两边同修一下子就给我架起来了，要不架我就坐地上了，同修就给我弄到里屋炕上去了，我就明白了，说：没事、没事，你们快去炼吧。这里屋外屋才几步，到里屋我就好了。那咋回事呢？那老同修说我：你身上有附体（当时家里确实供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一炼功，它受不了了，就跑了，它一跑，你一下没有支的了就堆了。就那以后，我就一天比一天强。

刚到市里时我带着药，吃的药好几种，虽然不起啥作用也吃，从得病后一直吃，去的那天晚上学法前我还吃了。第二天我自己就感觉精神了，有精神头了。亲家母问我：嫂子你吃药吗？我说不吃了，我好了，我精神好多了，不吃了。

一开始我走路就象不会迈步似的，慢慢的，天天俩人架（搀）着我去学法，学了三、四天我就不用她们架着了，我自己走，比她们走的还快。那个同修跟我亲家母说：你看她比咱俩走的都快。

在市里学法大约十天左右，我上我小妹家，她在市里开个小饭店，我妈也在她那住。我去了一进屋，小妹就愣了！说：哎呀！你咋好了呢？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咋来的？她们没想到我原本都不会动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好了？我说我学法轮功好了。我小妹就掉眼泪了……。我妈说：真的？我说真的，我真好了，我自己打车来的。她俩都惊奇的了不得。

在市里我学了两个星期的法，身体彻底好了，我就回家了。大儿子一看我好了，心里老高兴了。从市里回来一个多月后，我就能出去卖菜了，那时正好快过年了，是腊月，我一共卖了四个月的菜。以后，我就出来卖水果。

我的孩子还有街坊邻居看到我修炼法轮功身体神奇般的好了，都到我家学法轮功（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后，很多都害怕不敢炼了），都是在晚上吃完晚饭后，有十多个人，那时真美好，让人难忘。

二、被绑架、冤判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勃利县元明街片警庞伟等经常到我家骚扰，没收我的身份证至今未还。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污蔑我师父，污蔑大法，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作为修炼法轮功的受益的人，我有权利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让人们明白真相。

二零零二年五月的一天，有一对母子娘俩发送真相资料被人发现跟踪绑架，警察逼迫她俩说出都谁给的资料和谁联系，不然就把她儿子劳教，不让上学了，她们无奈把我说出来了（后来警察还是非法把她娘俩劳教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七日，元明派出所片警一个姓韩、一个姓孙的，开两辆车，在县国保大队白玉刚的带领下，一行八、九个人，突然到我经营的水果摊，把我绑架到勃利县元明派出所，让我坐铁椅子，让我说出认识的法轮功学员，我没说。然后就对我家非法抄家，把我家翻的底朝天，把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我身体好了卖菜两个月后就把母亲接来了）吓得当时就不会动了。他们将所谓的证据：抄我家的一些空白纸，空白不干胶，就给我诬陷成罪状，将我押到看守所。在看守所吃大馇子（玉米粒抛光后破成大块煮熟的饭）都是酸的，大头菜汤里还有大虫子。

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我被勃利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在看守所不让学法、不让炼功，整天坐着，在屋吃在屋拉。十多天后，我血压就高达一百八十，他们让家里拿钱给我打针。后来公安局提审了我两次，让我说出同修，不说就给我判刑，当时我就有一念，任何人也不说。

二零零二年六月四日经勃利县检察院下逮捕我的通知书，给我强加的所谓罪名是：组织利用×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七月八日勃利县检察院代理检察员袁晓春以“勃检刑诉（2002）99号”向勃利县法院递交对我的非法起诉书，借口是说我书写法轮功标语“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勃利县法院以“（2002）勃刑初字第112号”下达对我的所谓刑事判决书，审判长是王昕；代理审判员是韩成国和吴沿涛；书记员是冯海洋。给我非法判刑三年，在勃利看守所关了半年多，送到哈尔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大约是十一月份送走的。送走的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个大雪天。

当时和我一起被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的还有勃利马场和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郝玉英、杨孝松、于桂荣，我们都是被勃利法院冤判的。

三、被囚禁在黑龙江女子监狱

到哈尔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让我们全身脱光一丝不挂进行搜身，所有的物品全搜一遍，连被子都给拆开了，看看有没有藏东西。去的当天给我量血压，是一百八十，那也不放我。一开始是在“新收”（集训监区）呆了能有十天左右，当时的监区队长是王大队，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在“新收”就是逼着转化，恶警们逼我放弃修炼，我不会写字，他们就用写好的转化书，逼我签字。

然后分到三监区，只记得副队长姓郑，在这个监区我还是血压高，不能出工，就在监室里呆着，在这里呆了能有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看我身体实在不行，就把我和杨孝松送到病号监区，量血压达到二百三十，身体颤抖的很厉害，一开始头两个月是身体越来越不好，在病号监区呆了一年半，后来又转到一监区，监区队长是崔姓队长，在一监区要么就出工，不出工就在监室里被犯人看着，坐在小塑料凳上被逼着看污蔑大法的电视，我不看电视，只有出工。

在监狱，我被逼迫写完转化书后我身心压力很大，对不起大法和师父，我心里特别难受，好象有个东西压在胸前，憋的喘不上气来，能有五、六个月身体都要不行了，我知道我错了，后来我写了严正声明交给了三监区郑大队长，因为这就没有减刑，期满才回来的。

当时女监用刑事犯人监管法轮功学员，五个刑事犯包夹一个法轮功学员，走那跟那，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法轮功学员学法炼功。

一个星期才能让和家里通一次电话，要打电话的人很多排着队，在电话里不让多说，只能说上几句话，能说半分钟，不到一分钟吧，儿子就为等我这个电话，这一天都不敢离开屋，怕接不着我的电话。

在女监的第二年，我大孙女十七岁了，在佳木斯上学，那年十月一放假，她大老远到哈尔滨来看我，女监一听我孙女是看炼法轮功的奶奶，就说不是接见日，没让孩子见我，孩子没见着奶奶，哭着回去了。

在女监吃的很差，每一碗大米粥里都有五、六粒耗子（老鼠）屎，有一年给我们吃冻大头菜汤，吃了好几个月，我们一闻着气味就够了，想买点东西吃，但卡里却没钱，不对啊，儿子几次来看我都给我存钱了，四个月每次存二百元，我和儿子通话，找到狱方才给我存上，能有八百元，要不找，她们就给占有了。

在监狱我非常惦记老妈和两个孙女，我被抓被判后，结果老妈一股急火就去世了，我也没见着我妈妈。

下面是我在黑女监听到看到的其他大法弟子被迫害情况：

在女监病号区听说一个同修是山东人（我见过她是个大高个），就要学法、炼功、发正念，被监狱的犯人给绑在床上十天，八天不让起来，强制在床上拉尿，最后血压高达二百七十，导致死亡；在病号区还有个叫曲杰的大姐被迫害致死；我亲眼见到天天让她在监舍走廊里手背在后面大撅腰，进行迫害；在病号区还有个姓李的姐姐，是哈尔滨的人，不喊报告不让接见，双手给背在后面锁在门上进行迫害；在一监区有一个小同修叫汤靖芬，让她拖地。她说不给他们拖地，我们没有错。管教利用犯人将她绑在床上；在病号区还有王晓翠同修七十岁了，因为盘腿发正念，给她押在小号里，她口喊法轮大法好，把她嘴用胶带给粘上。我出去倒垃圾看到，九号队的大法弟子让穿着单衣服在三九天强行的被拉到外面站立冻着，让犯人看着。犯人穿着棉衣服捂的严严实实手脚都冻了，脸都冻起泡。

二零零五年五月八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以“（2005）黑女狱释字第129号”给我释放证明书，说我所谓的刑满，释放了我。从勃利国保大队绑架我开始到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非法囚禁我三年零一天。五月九日回到家是儿子租的房子，原来我自己的房子没了。

四、迫害我造成的后续影响

我家原来是好地点，好房子，地点在城镇中心，我家房子前后两座房是一百二十平方米，前面是门市房，三十五平方，既能做买卖，又能出租，后面正房新盖的没几年，八十五平方，之间是三十五平方的院子。我被非法判刑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儿子也找不着工作，为了还四万元的欠款，为了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儿子被迫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只卖了八万元（我邻居的房子比我家差后来还卖了三十三万元）。

我儿子卖了房子心情也不好，妈妈在监狱，房子也没了，为了照顾孩子，也无法找活打工，卖房子的钱，除了还债，就赌博耍钱，我回到家，这八万元就剩下一千元了。

我在监狱里失去自由，在家里儿子和孙女没有生活出路，有几天家里没啥吃的了，儿子就跟孩子光吃面条，顿顿吃，吃了一个星期，把孩子都吃恶心了。那时候没钱买菜，孩子从邻居家要点酱对付一口。

我回到家也不得安宁，我儿子接回我那天，儿子为我接风在饭店吃饭，县610（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宪法和公检法之上）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找我。由于我总租房，610找不到我，以后还给我儿子打电话，儿子气的把电话卡换了。

我们在家呆了一年多，为了躲避610的骚扰，没办法，二零零七年一开春，我们一家只能远走它乡。在外地也不容易，做点买卖，除了房租，也没多少了，到了二零一一年秋天我才回来，回来还是租房。

我从二零零二年被绑架到回到家这些年，我原来的正常生活都被打乱了，我学法炼功修炼基本就被迫停止了，身心无法改变，从二零一二年开始我的身体就一关接一关的来难了。这几次过关，我其实都是靠师父帮助才闯过来的，是师父让我坚强，不然的话，我精神一垮，一崩溃就完了，根本活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