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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两年非法劳教 沈佩敏在日本起诉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日本报道)今年六十四岁的法轮功学员沈佩敏,原在上海市靜安區康定路房地产公司工作,被非法劳教两年后,仍被中共监控、骚扰,不得不和丈夫放弃上海的生意,暂居在日本国枥木県小山市。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沈佩敏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沈佩敏女士叙述的其遭受迫害的部分事实。

法轮大法使我告别了就医的高额消费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三十岁体检验血中,发现有癌细胞,到一九八三年三十三岁时,已经有十六种严重疾病缠身,医院开出证明,要我长期病休,医生告诉我:“你严重的颈椎病,再发展下去将导致你瘫痪。”当时我每月报销的医疗费用高达一千六百多元,大大的超过了我当时一百元左右工资的十多倍。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通过炼五套功法,按照师父的要求以“真、善、忍”为标准衡量自己,做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炼功不久,突然发现走路很轻松,病痛全部消失,身体奇迹般的得到了康复,邻居、朋友们都称赞法轮功的神奇,都说:“法轮功真好!”之后,我再也没有用过国家一分钱的医疗费。

就在我炼功三个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独断独行,铺天盖地的发动了这场针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血腥镇压。我从迫害开始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去日本之前的五年多日子里,曾经被迫流离失所、二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六一零”与警察三次都选择凌晨二点偷偷摸摸非法抄家,我没有犯法,只是履行公民信仰自由与写信的权利,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长期被电话盗听、被关普陀区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江泽民下达迫害法轮功,每天轮番的遭到派出所,六一零,街道社区,居委会及我工作单位领导骚扰和威胁,跟踪监视,家中的电话长期被盗听。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讲真相,被非法关押上海普陀区看守所,曾被扒光衣服,经常会被在半夜突然提审,白天晚上不让睡觉,逼迫精神崩溃。我家凌晨二点被非法抄家,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六一零与上海普陀区真光派出所,抄走了我师父的相片与讲法录音带,等私人物品。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后回家。

被撞伤 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九月七日,我写信给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状告江泽民,以及给上海市政府,各区县,机关寄真相信(写信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早晨出门,被一辆突然驶来的大型摩托车从后边对着我后背撞击,将我整个人冲撞在马路中间,摩托车手逃到远处观望着。我左手被当场折断,手指一下子肿的象胡萝卜,失去知觉,左脚受伤(拐着走路)浑身多处挫伤,头肿大,满脸,满身是血。

二零零一年九月九日,我的左手骨折与撞伤二天后,好心人告诉我六一零要加害于我,我只能带着不能自理的手与受伤的脚,拐着离家出走,流落他乡。凌晨二点,家里再次被抄,警方并下达通缉令。

再次被关入普陀区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半夜十二点,普陀区六一零、真光派出所等十多人开二辆警车,连夜将我从浙江湖州押往真光派出所,将我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不断大叫的男人关在一个单间里,三天不让我睡觉。之后,我再次被非法关押到上海普陀区看守所,第二次被扒光衣服,女警察当着我的面拿走我身上的钱,没有任何签收与保存清单(我逃到外地时,身上带了足够的钱)。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三日,凌晨二点(第三次)六一零警察还是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了我家。

在上海女子劳教所:奴工、洗脑、强制服用不明药物

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我被非法关押往上海女子劳教所。每天与屡犯吸毒人员一起,要做十几个小时奴工产品,强迫洗脑,二个吸毒犯二十四小时前后看管,夏天被强制在太阳下暴晒,冬天逼站在西北风呼啸的篮球场,倾盆大雨天,被推着在大雨中行走。

由于长期的肉体折磨,精神刺激和营养不良,每天三次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致使一度眼睛看不见东西与瘫痪状态,大脑明显失去记忆,曾经三次昏迷不醒。

当那次接见日,丈夫看到我是被人背出来的时候,一个从来不落泪的男人,居然放声大哭,不断的要我挺住。当时,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也远道赶来,被恶警刁难不让见,老泪纵横的父亲几乎跪倒在地上求,才让见一面,流着泪的老父亲,拉着我,痛心的说:“我们回家去吧。”

二零零二年二月,我提出上诉二年劳教是非法的,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上诉无回应。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二年劳教期满,劳教所警察却将我转移给了 六一零,派出所,里委都派人专门监管我,六一零与警察经常上门骚扰,进门就违法的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到处看。我出了劳教所,又进了一个“大监狱”。

暂居日本 无法为父亲尽孝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女儿、女婿(日本人)邀请我来日本探亲,女婿听说了我被迫害的经历后,目瞪口呆。二零零五年五月,在探亲六个月即将回国之际,先生从上海来电说,普陀区六一零与国安不断骚扰他(先生那时未修炼法轮功),要他交代我在日本网上签名‘全球审判江泽民联盟’,并且要他告诉我,在限期之内讲清楚,用利诱手段逼我讲“是有人逼你签名的,”遭我拒绝后威胁:“你还想不想回上海?”等,六一零与国安特务居然连已经在日本的我也要监视操控,女儿女婿再也不敢让我回国了,立即让我先生带着小女儿来日本,只得放弃了在国内很多年的生意。

二零一二年九月,我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在医院病床上几次提出要我去见他的面,只是因为江泽民血腥镇压还没有停止,我无法去见我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面。是江泽民剥夺了我回家的根本权利,更是江泽民剥夺了我们父女见上最后一面,送父最后一程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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