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全国系统地推行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无数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亲友深受其害。根据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伤害罪、诽谤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侵犯和剥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罪等罪行。鉴于中国已加入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违犯了国际法，已构成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危害人类罪等公认的国际犯罪。

下面是燕宝萍女士陈述的部分事实：

一、为说句公道话遭受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江泽民政治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用了所有的宣传工具编造谎言、诬陷、栽赃法轮功。我作为一名亲身受益者，一九九九年九月和几位法轮功学员一同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信访办遭一群警察围攻。

江氏集团搞株连，把迫害法轮功和单位的职工奖金挂钩，我为了不影响单位职工的奖金，第二次进京之前，写了辞职报告交上去了，告诉领导们，我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多种疾病：头晕、头疼、两手关节疼痛麻木，疼起来晚上睡不着觉，手拿东西稍微时间一长就麻木的没知觉，两小腿经常疼痛难忍，还有痔疮苦不堪言；后来又被检查出来肝炎、心律不齐。炼法轮功后，身上所有疾病都神奇的好了，我按“真善忍”做人，工作上任劳任怨，并主动到别人不愿去的艰苦地方工作，每月按时做报表上报。修炼法轮大法，于国于民都是好事情。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和几位同修再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附近的前门派出所，遭到非法审讯。我们很快被攀枝花驻京办事处带走，遣送回攀枝花，在单位保卫科审讯人的破屋子里冻了一晚上，第二天非法关押到攀枝花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四十天后释放，强迫签字，我拒签。

我被攀枝花市610、国保、市公安局、攀钢公安分局、单位保卫科（现保卫科长已换）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多次抄家，我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家里有一次被盗（盗的全是大法书籍、师父法像，还有同修放我家的大法书。）每遇到敏感的节假日，便衣警察，还利用社会上的人，对我进行监视、监控、蹲坑、跟踪。还唆使社会上的人举报我的行踪一次，奖励他们1千元至5千元（与监视我的人谈话知道的）。

二、第一次劳教迫害：体罚、冬天冻、夏天晒、剥光衣服羞辱

二零零一年十月底，我被攀枝花市公安局、攀钢公安分局、单位保卫科的人员及警察包围抄家，我和六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攀枝花市看守所，然后又都分别被外提到盐边县看守所刑讯逼供。其中黄世荣被冤判了八年，当时二十多岁的袁玉贤被非法劳教二年，她遭刑讯逼供三天三夜，被打的遍体鳞伤，遭双手吊铐，双脚铐在凳子背上，脸、前身朝下，警察坐在她悬空的背上（鸭儿浮水），被酷刑折磨的至今没有生育。毛林芳被非法判了九年，在监狱遭受了残酷折磨。吴汉萍被非法劳教两年。

酷刑演示：吊铐

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我分别被非法关押过五中队、七中队、八中队、九中队，我遭到残酷迫害包括罚站、罚坐、不许动、不许说话，不准洗漱，不准洗澡，拳打脚踢、冬天在外边冻，夏天穿着厚衣服不让脱在太阳下暴晒，被强行洗脑及各种酷刑。由于环境的恶劣，我与成都的徐思聪等几位法轮功学员身上都长了大片大片的疥疮，整天罚坐小凳子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坐的裤子粘着皮肤揭都揭不下来，躺下翻身都很困难。

法轮功学员张凤清、张士清、詹敏在所谓揭批会上抵制邪恶谤佛谤法，站起来抱轮，狱警队长曹某用电棒电击詹敏，将她的左半边脸电至黑焦糊，詹敏绝食抵制迫害，遭狱警唆使普犯对詹敏残忍灌食，惨叫声在坝子上的人都能听见。法轮功学员张士清被狱警电棒击、吊铐、关小间。

我在恶劣的环境中，身上曾长过疥疮，九中队的包夹就给我身上涂满了药膏，我就把涂的药膏擦干净，包夹发现了，强行把我的衣服剥光，身上一丝不挂，四、五个包夹强制又拖又抬的把我弄到一楼走廊羞辱，当时九中队的队长曹某就在对面坝子上看着。

成都法轮功学员李智，抵制军训走正步，被罚站不叫睡觉，她抵制邪恶迫害，遭到卡脖子差点断气，那几天她脖子上手指卡的紫色手指印还清晰可见。法轮功学员毛坤曾被迫害的昏迷不醒。

周慧敏（被迫害死）抵制做早操，被警察和4、5个普犯拖到一间房子里暴打，周慧敏就盘上腿，他们把周慧敏的腿扳开，毒打周慧敏。这时的周慧敏已被延期快八个月了。劳教所里威胁说：不转化就不准回家。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劳教所才释放我，非法延期关押了2个月多月。这次对我的非法迫害，执法机关没有任何所谓的证据。

三、第二次劳教迫害：殴打、体罚、不准上厕所、不让睡觉、风油精抹眼睛

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个晚上七点多钟，我和女儿在同修家学法遭警察绑架。警察有的拿手铐、脚镣、铁棒、木棍、警绳凶恶的又吼又叫闯进屋里，绑架了那里所有的同修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仁和区公安分局院内。我连续喊法轮大法好，被一警察用装矿泉水的瓶子连续打在背上。之后被强押到弯腰树看守所。

在强制押进看守所时，看守所的岗警看不打报告就对男法轮功学员一阵拳打脚踢、暴打，进到看守所院里警察邱天明、张柏林失去理智的暴打男法轮功学员，警察将双手背铐的男法轮功学员打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使劲踩在一位男法轮功学员的半边脸上，脸压在地上的小碎石碴上；不准女法轮功学员说话。一位年纪大的女法轮功学员喊不准打人，被警察张柏林挥动着手臂不停的在她脸上左右打耳光。我喊：不准打人，警察张柏林挥动着手臂不停的在我脸上左右打耳光，口腔打肿出血。法轮功学员岑梅喊不准打人，警察邱天明将她的手使劲扭伤。

在弯腰树看守所，我和同修都绝食三天，抗议非法迫害，被强行野蛮灌食，灌了很多很咸的玉米粒和糊，都要窒息了，难受的躺在水泥地上，上身的衣服被打湿，下身的裤子、地上，被来的例假打湿，难受的都昏过去了。一个月后，我再次被非法两年劳教，我和女儿都被劫持到资中楠木寺劳教所，女儿被非法关押在九中队迫害，我被非法关押在七中队迫害。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的警察残酷折磨正念正行的法轮功学员，长期罚站、罚坐、关小间，有的被关在二、三楼一间屋，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几名刑事犯“包夹”监控，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许说话；由队长管教组成的打手亲自上阵，用尽各种残忍的手段和刑具，迫害坚定不屈服的法轮功学员，打骂声不绝于耳。警察还唆使犯人赤膊上阵，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冬天寒风冻，凉水浇身、逼长期坐小板凳，从早五点到夜里三点，臀部溃烂，十分痛苦。我刚到七中队被罚站三天三夜不准睡觉，罚站鼻尖、脚尖挨着墙不许闭眼睛折磨的很痛苦，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折磨，被迫害的停经九个月。

二零零三年九月至十一月，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七中队就如魔窟一般，狱警和普犯随心所欲地折磨着法轮功学员，暴力“转化”，整夜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灌水喝不让上厕所，还被罚蹲军姿十分痛苦，有的三天不许喝水。关小间的门下面都被踢坏了（七中队的张队长在院坝上大声说：外面有人来检查，把破门换掉）夜里的惨叫声，恶人的吼叫声，不断地在翻着花样折磨法轮功学员。

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手段罄竹难书。在四川省女子劳教所（即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我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同样受到那样的迫害包括：唆使不准上厕所、不让睡觉、不准眨眼睛、用风油精往我眼睛抹，殴打、体罚、限制购物，精神上侮辱谩骂恐吓“不转化就火化”，站军姿，坐塑料小凳折磨，不让上厕所尿顺着腿流到鞋里，我的脚趾盖被鞋里的尿泡的都变了形。

狱警告诉普犯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减教一个月，一次我从一楼往三楼上走着，被5、6个包夹拽着，普犯张燕（音）让我转化，我说：不可能。她就用拳头朝我的后脑勺重重地打了一拳，当时把我的脑袋打的闷糊糊的。有一次一个星期不让我喝水，吃饭时碗里一点米一口汤，体罚每天坐在小凳子上不准动，从早上5点到晚上2点，我两个星期没解大便，感觉都要憋死了，可是又解不出来。这天下午，我感觉肚子痛，就给狱警说：我要上厕所，直到晚上2点才同意，晚上是不准上厕所的，监室里有个马桶可是我蹲在马桶上又解不出，憋的又难受，普犯张艳（音）看我没解出来说我撒谎，大骂连拖带打（用拳对着我的脑袋上打）的情况下，我只有用手指掏，手指触及到大便很硬很硬，抠出一点，她已经把我拖下马桶，我用自己不多的衣服擦干净，（每次不让上厕所，一、二周换下的衣服不让洗都给丢掉了）。每天掏一点，掏了三天才掏完（上厕所的时间是狱警安排，到二楼、三楼上厕所，时间限制2分钟、3分钟），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这期间，法轮功学员朱银芳被迫害致死（一天狱警指示着3、4个普犯，关在澡堂里活活把她折磨死的），韩杰、高燕被迫害的精神恍惚。我被迫害的头撞墙缝了七针。被迫做奴工勾花、把猪毛刷混合毛拣成一个颜色，经常加班都是通宵，被迫害的高血压、冠心病（在劳教所医院医生检查说的，他们不给我单据）、身上浮肿（攀钢公安分局的一个警察与单位保卫科2个人开车到劳教所接我，路上他们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你靠在后背椅上吧，看我迫害的很严重）。做奴工勾花我的大拇指都变了形。

直到二零零四年九月我才回家（又一次对我的非法迫害，执法机关没有任何所谓的手续证据）。单位就叫我内退（单亲家庭）。

会理县的法轮功学员罗俊林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七中队遭狱警和普犯随心所欲地折磨，暴力“转化”残酷的折磨和迫害使她回家没几天就离世了。

女儿被迫退学　父母相继去世

我的女儿燕洪，因修炼法轮功，曾被绑架、非法拘留，关洗脑班迫害，经常遭警察及学校、居委会骚扰，经济上被迫害的没有来源，她没毕业就被迫离开学校；后她被非法劳教一年，身心备受伤害。

在这多年的迫害中，还有两个受害者：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如果不是江泽民的信口雌黄、污蔑、诽谤法轮功，我的父亲也走入修炼了。母亲（张士英）也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俗话讲：“母子连心”，每次我被绑架，母亲总是彻夜难眠，无助、伤心、悲愤时常缠绕着这位善良的老人，母亲到看守所给我送东西，向那里的人员说：我要看看我的女儿，她又没干坏事。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父母亲还要遭受世人的白眼，家人的埋怨与不理解。眼看到女儿多次遭绑架、受迫害，我的父亲、母亲精神与身心都无法承受着巨大恐惧与痛苦，先后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零零七年六月相继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