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五十九岁的蒋神贵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 以下是蒋神贵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开始修炼大法。此前一直在祛病健身的气功中徘徊。自从得到宝书《转法轮》，我明白了健康就必须做好人的道理。

多次遭绑架、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黄许小学校长尹安帮按上级指令来我家逼着看中央电视台诽谤大法及师父的电视节目。尹走后，教导主任陈太生又接替尹来逼我看视频。第二天我就成了“另类”，被尹、陈送往黄许镇政府，接受当时的镇长和书记谩骂。这种情况不知多少次。其他同事也开始对我避而远之。尹在那个暑假期间组织过三、四次全体教师及其党员干部对法轮功揭批，安插了人对我进行监视，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们还胁迫我写“体会”与大法决裂，并强令我到黄许镇政府在电视上表态。

二零零一年腊月三十，尹派学校会计刘君(党员)来通知我去其办公室然后说上面通知说：法轮功可能在过年时要到天安门闹事，所以通知你及其他人都到镇政府办学习班，过年后再回家，当时被我挡了回去。自从“七二零”开始，我第一次硬了起来，没有去那里。最后才知道北京发生了“自焚”伪案。我们上了黑名单的大法弟子都在镇政府被关了一个多月。原来他们是为导演“自焚”伪案而“清道”。

“自焚”伪案使迫害升级，同时也唤醒了很多真修弟子。从此，我不再龟缩，敢于走出来讲真相。迫害前，我们本地有三百多个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大家都销声匿迹。“自焚”一出台，立即就有一百多人站出来，因为大家看出了破绽后，正义就归于各自心中。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地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聚于圣山村一农户大法弟子家，谈论助师正法之心得体会。被旌阳区“六一零”头目洪琦领着黄许镇政府、黄许镇派出所一帮人包围。他们撬开卷帘门，把大法弟子一个一个架上车，我不配合他们，被四个人扑倒，然后抬上车。中午在拘留所，下午又拉回黄许派出所。 他们对我们非法搜身，然后又分别做笔录。有很多大法弟子被打被铐。邓明亮被吊铐在铁门上，医生米文菊被抱铐在直径半米粗的水泥柱上，杨洪丽也被抱铐在那里。夜里八、九点钟，中学女教师罗英被打的直叫唤。我大声阻止他们，斥责他们执法犯法，被黄许镇妇女主任代瑞林（男）在背后猛蹬一脚（后来才知道臀部留下一个拇指头大的血痂），然后被一些人拖去，用警绳反绑在大柱子上一天一夜，双手腕处留下了指头深的血印。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点，我们被黄许派出所所长袁学东带人绑架入德阳市拘留所。一进铁门，里面静得吓人，只有一个酗酒打架的在里面。其余人都被叫走开会去了。夜里，“老大”及其一干人进来了，一进来就对我吼道：刚才他们都说了，今天不打你，明天我们就走不了。于是就对我一阵拳脚，然后又对其他人说：你们也一样，今晚不痛打这个法轮功，明天也不好过，大家的表现，上面都看着的。于是第二个、第三个……轮番对我拳脚相加。有个姓金的就是最早那个酗酒的，他给“老大”跪下说：看样子他不象坏人，请求不要打他了，我求求你了，你看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老大说：“如果听不见号子里打人的动静，明天我没法交差，你愿意同情他，那你就替他挨吧！”金说：“我愿意。”我听见他被打的惨叫，这样大约一个多小时，由于上面没有发声，我又被推上了挨打的位置。

夜深了，他们个个都精疲力竭了，老大说：“最后问你一句，还炼不炼？”我平静地说：“炼！打死我也得炼。”老大好像散了架子，一屁股坐在水泥床上说：“你真行，你把老子都打趴了。”这时上面的说：“干什么呀？还不睡觉！”才停下来。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早晨，号子的铁门响了，进来了几个警察，但穿的都是便衣，与“老大”嘀咕之后，将我拖进放风室，他们二话没说，就对我实施了很“专业”的拳脚，这个一脚将我踹上那边墙，那个一拳将我打向这面墙，四面围堵，越来越猛。有一个警察，我至今还记住他的样子，对我特别狠，跳起来一脚蹬在我胸口上。我感到嘴里有一股腥味，然后吐了血，整个墙壁、天窗好像旋转起来。然后意识不太清，好象被拖上汽车，拖到医院，又被载回拘留所，不知在哪里躺着没吃、没喝，当尹安帮一行人将我弄回学校时，已经过了七天。

在此期间，我与妻子的拘留通知单上是十五天，所以他们就扣了我们十五天的生活费共三百元。当时所长姓邵，副所长姓倪，人称倪鬼子。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二人及黄许派出所所长袁学东有关。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午我回到家，门没法开，妻子还在拘留所关着，儿子当时才15岁，吓得不知躲哪儿去了。他们就通知我姨妹来接，从此姨妹家就再没安宁过，每天都有警察来，还有政府人员和学校领导找上门来，吓得一家人胆战心惊。三天之后妻子因我而被放出。为了减轻姨妹家的压力，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我在家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

再遭绑架　　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黄许派出所曾飞龙伙同协警将我从家中绑架到黄许派出所，然后由曾飞龙、协警刘超、伙同政府代瑞林把我送进看守所。一推进门，他们就溜了，看守所的警察石剑就把我当成犯人，推光了我的头发，然后锁进了17号铁门。

为了抵制迫害，我选择了绝食。七天七夜后，石剑将我拉出号子，由退休回聘警察廖洪金组织一批伙食团的犯人，将我压到长椅上进行野蛮灌食。我的手、脚、头都被牢牢压着，不能动弹，然后廖强迫一个犯人用一双竹筷，横压在我的门牙上，通过一阵暴力与挣扎，筷子压成了三截，我的上下门牙全部从牙床断裂，一股液体冲入喉管，呛入气管，从鼻孔、嘴中喷出来，血水向他们冲去，他们吓的松了手，我也本能的从椅子上弹起来。当我从家中被绑架时，穿的是一套洁白的炼功服。七天之后家人根本不知我在何处，所以我也只有这一身衣裤，血不断流出，我的衣裤全被染红。所有门牙全不着力，只是被肉丝悬着，最后他们以允许炼功为条件让我吃饭。

吃的菜无油无盐，大多都是黑心萝卜，有时可以吃上土豆，吃后碗底剩下一层沙子。有一次我居然从碗底夹出一条老母虫。每周也可见一点油份，但最多也就是五、六个水煮肥肉丁。

二零零三年五月，我被旌阳区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四年。当时的公诉人是旌阳区检察院的何刚，审判长是旌阳区法院周广元，审判员是龙萍、李元俊，书记员是苏全华。同年六月二十三日被送进德阳监狱。

在德阳监狱遭迫害事实

一、历时八个月的入监洗脑迫害：在这期间，我被强迫长时间站军姿、遭烈日暴晒；被强迫看央视新闻以及“自焚”伪案和其它谎言洗脑内容。被警察崔唯刚安排犯人莫小华组织灌输末法佛教邪论；被警察曾贵福指使犯人赵作强用竹棍抽打双脚；被犯人彭涛踢过膝盖；被强制搬废砖；被强迫清臭水沟；在寒冬强制面壁十二小时，手脚都被冻肿；被强制加班折书页《思想品德》到深夜两点过，每张书页都留下了我的血迹，因为我的手又肿又皲裂，不断向外渗血。

二、二零零四年三月，见我还不“转化”，就将我和几个类似的大法弟子送入德阳监狱五监区。警察陈洪把我们领进了这个最邪恶的地方。五监区当时迫害过我的警察有邓德林、陈洪、吴艇海、李潮勇、田勇、赵勇。他们对本监区的每个大法弟子都用了一套最邪的监督程序。给每个大法弟子用两个犯人来夹带，每个包夹背后还有暗线盯梢，后面还有一个最邪恶阴险的杀人犯曾刚，每天都在向这些人收集情报，然后向邓德林、陈洪汇报，不准我们相互说话，不准我们在一起吃饭，甚至上厕所也要跟上，一个眼神都得向他们级级汇报，他们还有权强加罪名，只要包夹动笔一写，大法弟子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迫害。 西昌米易高中办公室主任陈京西曾被这伙人拖进厕所打得遍体鳞伤。那次我因为站出来为陈京西鸣不平，又被包夹鲁兴凯、李天晴按指令栽赃有杀人动机。然后由邓德林、陈洪以我不戴罪犯标牌为名于二零零五年六月九日关进德阳监狱的小间。

这里是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总面积不到三平米，墙高却有七、八米。铁门上有个碗大的通口，只有送饭才打开。一个水泥平台那就是床，在铁门的角处， 有个塑料“马桶”，没有盖。吃、喝、拉、撒、睡都得在这窄小的地方，只有见了房顶的灯光，才知道是夜晚，只有听见隔壁操场的训练，才明白这是白天。随着灯光而坠下的是各种蚊虫，房中的臭味一天胜过一天，我在这里关了十五天。

三、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从小间出来，又被劫持到严管队。在德阳监狱很多老犯都知道：小间是牢中牢，严管队是狱中狱。这里迫害过我的警察有曾贵福、崔唯刚、张俊、邱慎、陈平等。张俊是与上面“六一零”直接相连，表现得很伪善。他平时很难对大法弟子发高腔，但这里一切严酷的行为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曾贵福也没对大法弟子出手过，但是我在这里所经历的酷刑却是他安排指使的。留在这里被他们左右的犯人必须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心狠。直接负责严管的犯人是兰伟，打手是杨双全、杨阳等。一到那里，兰伟就罚我面壁两天，每天十六个小时，直到我呕吐出胆汁，才让我睡觉。

在这里，我见到了两个大法弟子。一个是广汉的杨友润，那是我刚入狱时，他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很有精神。这次见面，他居然变成个“老头”，头发白了，双眼深陷，面色乌黑，像个骷髅。他已经不能站立，但每天还是被拖出暴晒。另一个是上月从五监区拖走的王化章老人，七十来岁，曾是驻藏干部。因为拒绝抽血被送到这里来的。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有活摘器官这种罪恶，任凭他们抽血化验，而王化章老人在西藏知道的事情多，就拒绝抽血。此刻老人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但还能站立。

在这里，我们每天的饭、菜、水加在一起只有八两三钱。每天的十三点至十五点，必须在酷日下站军姿，从早到晚在院子里跑圈、军训。不到十天，我的身体就接近杨友润了。头上、脸上、手脚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

有一天，警察曾贵福突然来巡察，叫我们唱犯人歌。我不唱，我说自己没犯罪。他气得冲走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我会找人教你唱。第二天下午三点半，杀人犯杨双全、杨阳把我拖上楼，二话不说，杨双全用右手卡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使劲把我顶在墙上，不让我动弹。然后杨阳从台阶上飞起一脚，正好踢在我的左肋上。当时我上不来气，眼前一片黑。等我的意识比较清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那间黑屋里已经躺了好几天了。九月二十四日我出严管时，已经连拿衣物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跌跌撞撞走入五监区，同监舍的人居然不认识我，有的说你老了十岁，有的说你称不够八十斤。从那以后，我满口的牙无法嚼饭菜，吃东西只能整吞。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我终于期满回家，黄许镇政府“六一零”头目唐克兵、方军还多次伙同黄许派出所、黄许小学一些人来我家骚扰、监视。他们安排学校党员轮番对我进行监控跟踪，聘用社会闲杂人员跟踪我，在大小会议上要求学校老师都得避开我。

从九九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们夫妇都受到相应的迫害。我儿子正在读初中，在班上是学习委员。因为迫害，旌阳区电视台将我恶意亮相，学校老师敌视法轮功学员，歧视孩子，给儿子带来精神压力极大，从此一蹶不振，成绩骤然下降，染上抽烟、饮酒、打群架。读职中时，副校长刘某专门找儿子谈话施压，使他又一次逃课，后来在校园参与打群架，副校长刘某将另一学生的责任转嫁于他，致使儿子被开除学校。我被判刑后，家中断了生活来源，他才十六岁就远走浙江、广东、河北打工。在学厨初期，因无力气无经验，左大拇指关节处筋被砍伤。十多年来没挣多少钱，还染上了打牌的坏习惯。女朋友也因不堪我家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而分手。如今已三十一岁还是单身。

我哥蒋神富在我冤狱期间来看我，政府逼他到派出所开证明没炼法轮功，否则不准来。他只好承认没炼，吓得他从此一提法轮功就浑身胆寒。他给我送被子来，监狱因我拒绝转化，逼他将被子背回去，回家后他痛苦不堪，因为心理因素转化为功能性疾病，才五十六岁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哥、姐、妹、姨妹、弟等亲人都因为我入狱担惊受怕，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不同的伤害。

这一切的苦难都因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而起。十几年来，不止我一人、一个家庭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中华大地上上亿的好人、他们的家庭都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对真善忍的残酷迫害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假恶暴的泛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自然环境破坏殆尽，江泽民对中国的危害深远而广泛，其罪恶罄竹难书，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被害者。认清它、起诉它、审判它，终结它，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