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赵晓平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一九九八年，一位法轮功学员送给我《转法轮》一书。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打动了我，我感到“真善忍”的普世价值，是送给人类社会的伟大礼物，是教人道德回升的无价之宝。祥和的功法带给人健康的身心，使我的人生观和态度都变得很豁达。同时，过去严重的风湿病、胃痛、颈椎病不知不觉就完全好了。我妈曾问：“你很严重的风湿怎么好的？”我说：“炼法轮功就好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了疯狂的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所有法轮功学员都遭受了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法轮功学员李新平结婚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张永旗建议找同修在我家聚一下，以示祝贺，同时交流学法体会。两小时后，有人陆续离开。突然自称北京房山区国保和窦店派出所的警察破门而入，当时张永旗问，你们有搜查证吗？国保人员不容人说话，立刻用胶条手铐将张永旗铐住。然后问：谁是房主？我说：我是。他们立刻又将我铐住。然后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法轮功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录音机等和同修的包，内有很多现金。

当天绑架十五人，其中有杜巧梅、李新平、郎天咏、吕静、潘登、孙廷富、孟宪兰、常普鄂、刘怀茹、刘景兰、王世惠、刘晓峰等。我们被绑架到派出所，又被押到北京房山区看守所，我与张永旗被非法拘禁在房山看守所一年零两个月，期间又被转押到北京第一看守所（七处）两个多月所谓“立案”。

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有个姓窦的预审说：“我审法轮功六年了，见你们多了，天安门自焚里的刘葆荣就是我审的，满屋汽油味。”我说：“那些自焚的不是修炼法轮功的，听说刘葆荣是公安内线，你不要在干这个了，对你不好。”他说：“我就是混碗饭吃，你做个假转化吧，你那几本书不算啥，我们抓的法轮功成卡车拉资料，你判不了几年。”我说：“你凭什么判我？我往哪儿转？”他拿不出依据，没话说了。

房山区国保科人员姓李的（是个头），姓尤的等人，我跟他们讲：“法轮功讲真相是合法的，公民有言论自由，我们违反了哪一条？”他说：“刑法第三百条。”我不签字，他说：“我把你手指剁下来两根看你签不签。”姓尤的还说：“你知道法轮功某某某被打死了，就在这打死的。”“你知道王志文吧？就是我们抄的。”我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对你们不好，你们抓好人拿奖金，那钱好花吗？我就只写法轮大法好。”他们无言以对。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一日非法对我和张永旗开庭，北京房山区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隗永贵出庭。没有一个人旁听，当我们质问怎么没人旁听？公诉人员说：“这不有个人民陪审员高润田吗？”其实是由他们指派的。法庭上，审判长蒲延红对张永旗说：“你文笔不错，”张永旗说：“那还没唤起你的良知？”蒲延红说：“法律就是法律。”

我在庭上讲真相，在场警察面面相觑，蒲延红让警察把我带出法庭，休庭。再没开庭，判决书通过看守所警察送到我们手里。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张永旗和我都被非法判刑八年（2005刑房初字第619号），审判长蒲延红、审判员李建云、陪审员高润田、书记员陈悦。

我和张永旗提起上诉到北京人民法院，北京法院维持原判。我被转到北京天堂河监狱，每天被监管，睡地板，不准说话，有个女警察对我说：到这里来的法轮功都没有好下场。我给她背《洪吟》，她说：“我知道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我被转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强迫转化，坐小凳。每天强迫我们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好多法轮功学员被罚站到后半夜，几个月，脚都肿得穿不上鞋。强迫在所谓悔过书上签字，我说：“骂我师父，骂大法不行！”在非法关押期间，监狱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揭批”，写“思想汇报”，这种斗争式的丧失人性的做法，逼人说谎话、说假话，不可理喻至极！

长年被强迫做役工，每天从早六点到夜里十一～十二点，用有害胶做月饼盒，缝帽子、挑冰勺、棉签、牙签，车间胶味令人窒息，包装上居然还写高级消毒棉签。我的身心被迫害到无法承受，穿纸袋绳、挑冰勺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法轮功学员张雅琴被迫害得心脏病复发，腿肿得穿不上裤子，保外回家就去世了。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高秀荣在天堂河监狱被恶人同时用几个电棍电嘴，被迫害得奄奄一息，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累得休克过去，没休几天又被逼迫干活。此同修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又被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昌平看守所。

在我被非法判刑期间，我与我的家人遭到身心与精神的摧残，都无法偿还，我母亲急火中风瘫痪在床（现已去世），父亲做了脑淤血手术都无人照看，房子有贷款，无力偿还，卖掉房子还贷款（当时四十万卖的，现在价值二百多万），我不能正常办退休金。父亲听信了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诬陷谎言，至今理智不清，害怕，不准我在家修炼，两次找大兴派出所抓我，至今我无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