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瑛女士学了法轮功后获新生，但在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后，罗女士受到残酷迫害，曾遭受了八次非法关押、二次非法劳教、二次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四次非法抄家，劫走了很多书籍、电器。她说：当时我的小儿子十一岁，一个人在家呆了一年八个月，我由于被非法关押而不能照顾小儿子。这是虐待儿童的犯罪行为。迫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造成了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非常大的压力和损失。

以下是罗瑛诉述的控告事实和理由：

我是罗瑛，原咸宁市咸安区三六电机厂退休职工，女，六十三岁，在炼功前，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夏天不能穿裙子和短袖衣服，不能喝冷水，不能吹电风扇，旁边有人吹风扇，我自己就感到寒冷刺骨；还有长期失眠症，经常到医院诊治，是有名的“药罐子”，西药、中药和民间偏方都吃过了，但是没什么效果，把家人拖累得很厉害，我的丈夫为此积劳成疾，于一九九四年正月去世，把四个孩子留给了我。

我身体本来就差，还要照顾四个孩子，真是苦不堪言。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学法轮功后，疾病一个月不到就不治而愈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道德升华，觉得能得到法轮功，内心感到实在是太幸福了，从此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孩子们看到我的变化，就鼓励我说：“妈，真善忍好，你就坚持好好修。”他们都看了大法书，大法在他们心目中扎下了根，知道做好人。

一、到北京上访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三六电机厂厂长严良成（男，六十五岁）、保卫科科长、党支部书记伙同咸安区南山派出所警察，要我写所谓“保证”、交书。我就写了法轮功如何好的内容给了保卫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借了三百元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乘火车到北京上访。当车快到郑州车站时，被乘警发现了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就在郑州车站被赶下了车，送回武昌火车站。十二月十九日晚上，被送回咸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看守所，狱警曹迎九（女，四十多岁，看守所女狱警）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逼迫我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当我绝食反迫害时，曹迎九就和狱医李国彬（男，五十多岁）对我进行野蛮灌食：先把双手铐上，按头的按头，按脚的按脚，按腰的按腰，按肩膀的按肩膀，让人动弹不得，再用一米五长、指头粗的橡皮管，从嘴插入；如果不张嘴，就用钳子来撬开，或者从鼻孔插入。曹迎九还打过我耳光；在冰天雪地里，曹迎九还逼我到放风场上冻好几个小时；曹迎九还逼我下跪……

二零零零年五月，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六个月后，家里被敲诈勒索了很多钱（勒索了三千元），我才从看守所出来。

二、咸宁市拘留所洗脑班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正月十四日，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邹卫国、南山派出所警察和我的单位设下骗局，在单位董永祥（男，六十多岁，原工会主席，分管迫害法轮功）担保的前提下，要我到派出所去问话。我以为是真的，就去了，结果被劫持到咸宁市猫耳上拘留所洗脑班遭受迫害。

在洗脑班，咸宁市咸安区国保科盛和保（男，六十多岁）说：“邹局长对你们多好，年没过完……把自己家中的钱拿出来垫上，还在正月十五包饺子给你们吃。”我识破了他们的伪善和欺骗，就说：“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回家里吃。”在洗脑班，恶人每天放抹黑法轮功的录像、看山东省转化了的人的所谓“现身说法”、强迫写转化材料，每天到晚上十二点还不让人睡觉。我和另二个法轮功学员（皮妈和李红荷）就很坚定，不放弃信仰。恶人就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想把我们三人分开非法关押，我们三人坚决抵制迫害。

在洗脑班，邹卫国逼迫我们转化，我们不转化，后来，他遭恶报了。在洗脑班期间，他头痛得厉害，他家里煤气管道发火了，把他的妻子的脸烧了。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邹卫国还到我家里胡说，欺骗我只有十一岁的小儿子；还把我的小儿子带到洗脑班里，让他在那儿吃饭，欺骗小儿子，用伪善来欺骗青少年、毒害学生。十三天后，我才被放回家。

三、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对我的迫害

从拘留所洗脑班回来后，我就开始做小生意，为了养家糊口，我做小本生意，卖饺子。

四月十四日，我照常出去卖饺子，饺子卖完后，我刚收拾好东西回家，南山派出所颜所长（男，三十多岁）就到了，要我到派出所去。我不去，颜所长就说：“你是反革命。”颜所长找到单位的董永祥，强行把我绑架到南山派出所。当时，我正在做小生意（卖饺子）。我想收拾完东西，这些警察都不准。真是做好人都难，他们挑起家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怨气，让法轮功学员的家庭不和。这是中共历来整人的恶招，使用的是邪党基因“间”字诀，想从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内部挑起矛盾。晚上我被非法送到咸宁市猫儿山看守所。

邹卫国带着一伙人闯入我家中，到处翻箱倒柜，把我家的柜子也打坏了，抢走了我的很多法轮功书籍，逼供我承认自己写过给他们和咸宁师专学生的劝善信，逼供我承认笔迹和手印是自己的。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在看守所期间，“五一”到了，警察们为了自己过好节，就给一批法轮功学员灌食。灌食时，他们把一个法轮功学员绑在老虎凳上灌食；还有一次，看守所要用两辆车送四个法轮功学员与犯人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去之前，看守所给几个法轮功学员灌食。吴宗斌带着狱医李国彬等八个男警察，给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李国彬指着我说：“今天把这个死老太婆好好灌一下。”指导员吴宗斌走到我跟前，拍着我的肩膀接着说：“老罗，今天就从你开始灌食。”后来灌食迫害的阴谋没有得逞。
非法关押二十天后，警察就把我送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四、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四日早晨，正在洗脸，突然二个背枪武警闯入监号中，把我从看守所架出来到前大厅。我看见几道门没锁，是敞开的。过半小时后，邹卫国及其他人好象想起什么似的，邹卫国指着我说：“谁叫你们把她放了？”接着几个武警就送我到外边去上车。我一见要上车，就问车上负责的卢成兴指导员（男，五十多岁），这是去哪儿？原来是副局长邹卫国派卢指导员和二个武警送我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我想，我不能去那里，我要回家。结果，劳教所以“身体不适”拒收，邢所长（男，四十多岁，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所长）就打电话请示邹卫国副局长，“劳教所不收，怎么办？”邹卫国强烈要求劳教所收下，但是劳教所不收，邢所长就只好把我带回咸宁。

在路上，邢所长就把我带到好几个监狱送其它监狱，一直挨到天黑了。邢所长等警察就上餐馆吃鸡汤，顺便就要我吃点。我不知是计，就吃了一点汤，警察看到后很高兴，就把我关进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我在看守所里每天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高声背诵《论语》和《洪吟》，每天炼功。

过了四十天后，咸宁市看守所狱医李国彬和曹迎九再次送我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劳教所还是不收。李国彬就开后门，要求劳教所收下。当时劳教所就说“暂时收下。”结果，我就在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了十个月。

刚一进劳教所，正好是吃饭时间，饭已经拿来了，但不准吃。把我带到一楼，那屋里有刑具，一下上来八个高大个男警察，把我按倒在地上，用二根电棍电击我，全身打个不停。

在劳教所期间，当我打坐炼功时，吸毒人员包夹马上报告了高旭梅（女，三十多岁）队长。高旭梅队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不断训斥我，并长期罚站军姿，要背监规、贴墙、一条腿站立，一条腿翘起，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准动。特别是贴墙，邪恶至极。方法是：用五张纸，头、二个腋窝、膝盖之间、背部各一张纸，夹紧，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如果发现有纸掉了，就要被殴打；有一次，高旭梅指使包夹殴打一法轮功学员，我就出面制止。高旭梅队长就给我戴手铐，吊铐在铁门上，并调来五、六个男武警，手拿着电棍，又要电我。看到我很善良后，就说了句“还蛮善良呐”，就转身走了。

到期的那一天，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咸宁市公安局邹卫国和我的女儿、外甥等上午九点就来接我回家，但是劳教所一直不放人，还想给我加期，一直到下午四点才放人。在劳教所期间，狱警能毫无顾忌地迫害我，其背后有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六一零”江成方（男，五十多岁，后来任湖北省洗脑班党委书记）的指使。江成方还威胁我说：“你要不转化，对你小儿子不利。”其意思就是要对我的孩子加以迫害，其邪恶至极，可见一斑。

五、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对我的再次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正值中共邪党“十六大”期间，由于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邹卫国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说我已经转化了说了什么，我觉得邹局长的这种说法干扰了法轮功学员、欺骗了法轮功学员，误导法轮功学员怎么做，实质上我没有转化。我就去邹卫国的家里去讲真相二次。第一次，邹卫国不在家，他的妻子在家；邹卫国就用电话叫看守所狱警曹迎九送她回家；第二次，邹卫国恰好在家，但是，邹卫国不但不听，反而叫“110”来绑架了我，邹卫国还叫警察殴打了我（扇了一耳光，踢了一脚），并把我直接送到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二个月。在看守所期间，我出现“高血压”的症状，后来又出现“抽筋”的症状，知道年底快过年了，我才被放回家了。

二零零四年四月份，我正在家里洗被单，家人接到单位的电话，是单位保卫科科长马卫华（男，三十多岁）打的，说是厂长要找我。善良的我信以为真，就放下手中的被单，去厂里了。一到门卫室门口，我没有看到厂长，但却看到了很多不认识的人，我认出其中一个人是派出所的，我感到不对劲，就掉头走，但是却走不了了。他们一伙人马上围上来，将我拦住，并开车过来，把我绑架到车里。我问他们到哪里，他们说“到湖北省学习班（实质是洗脑班）”。我就不断地高喊“法轮大法好”，同时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并向他们讲真相。

一进洗脑班，恶人就对着我照相，我就抵制不让照；洗脑班里的“犹大”就围上来，问是不是累了？到床上休息吧？我就说：“你别管我。”看到我趴在桌上，犹大就来问：“是不是不舒服？我去给你叫医生”。我就让她叫医生去了。结果狱医就来了，给我检查身体，也不知道叫什么病，就叫“快送医院抢救”。洗脑班的人就跟着到医院了，看到这个情形，洗脑班的人到上午十一点多就溜了，洗脑班拒绝收我了。我就随着回家了。这次洗脑班还要我单位出三千元钱，并从厂里抽了一人去做所谓的“陪教”。

六、湖北省沙洋劳教所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去咸宁师范专科学校，邪恶之徒就跟踪我；在回来的路上，在咸宁高中门口，咸宁市咸安区国保大队队长曾国华带几个警察就绑架了我，把我带到国保大队非法审讯，并非法搜身，强行拿走我的钥匙，到我家非法抄家。回去后，就把我非法送入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我一路上高喊“法轮大法好”。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天期间，我每天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每天炼功；还跟人讲真相。有一次，看守所来了九个人，是一家人，属于烟贩子，重刑犯，长期在铁路上作案，他们感到没希望了，其中一人用头撞铁门，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夏征彬就对我说：“老罗，这个人交给你了。我去找医生”。他去找狱医，狱医却迟迟不来。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请师父帮助。旁边的吸毒的女牢头就说：“你还来凑热闹，不要喊。”话音刚落，这个女人身体立即就震动了，就连说两句“你快叫她喊法轮大法好”。这说明此女人已经受益于法轮功了。因为这个人平时只相信“人昏迷时，掐人中才能奏效的”。但是，这次掐人中，却没见效；是“法轮大法好”救了她的命。等到狱医和夏征彬狱警来时，她已经好好的了。从此，这个监号（包括烟贩、毒贩、吸毒犯、杀人犯等）都喊“法轮大法好”，并从此改过归正，回归正道。我在监号里炼功、学法，都是堂堂正正的，狱警和牢犯们都不再干扰了。

二十天后，我就被非法劳教三年，咸宁市咸安区国保大队黄顺安（男，四十多岁）就把我非法送往沙洋劳教所迫害。

在九队，狱警要求我背队规，我不配合；包夹（劳教所里的女劳教人员，如吸毒、贩毒等，专门有警察抽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般都是心狠手辣的变态人）要殴打我，我就抵制；对这里的一切活动，如喊报告、跑步、转化等，都是坚决抵制的。狱警怕我再次喊“法轮大法好”，影响其他法轮功学员，就在第二天转到了劳教所的医院里。

在医院里，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好”，沙洋劳教所“六一零”（专司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只听江泽民的指挥）的一个男人就殴打我，扇耳光，把嘴打出血了；两男两女把我的双手反绑起来，准备注射药物；我就极力反迫害、不配合，结果没绑上，结果注射药物的迫害阴谋没有得逞；“六一零”头目说：“快要死的人，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劲？”狱警不让包夹抽烟、卖卫生巾等，以引起包夹的怨恨，好利用包夹来把她们的怨恨发泄到法轮功身上，借此来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把已经写好的“转化书”念给我听，逼迫我转化，我全力抵制；包夹还不让睡觉，熬夜等等，她们把气出在我身上。

在劳教所的第十五天，沙洋劳教所打电话要咸宁去接我，咸宁市咸安区国保队的黄顺安就来接我回家。黄顺安来后，要我保证回家后不再出去讲真相。我说：“不可能。你不接我，你可以走了。”三六电机厂保卫科马卫华（男，三十多岁）就签字与劳教所结账。我回家后才知道，黄顺安在家就敲诈勒索了我家人的三千元钱。

回家后，黄顺安二次打电话骚扰。电话是我自己接的，问他打电话找谁？他说找我；我就用第三人称的语气问他：“找她干啥？”他说找她上街。估计是黄顺安没听出我的声音，我就继续说：“你是个男人，找女人上街什么意思啊？”结果他无言以对。以后就再不来电话了。

七、再次被非法关进拘留所

二零零八年七月的一天上午，正值北京奥运之前，我和三个法轮功学员到贺胜桥讲真相，一家人明白真相后，隔壁的一个老太太也来听真相，也接了法轮功的小册子，回家时被不明真相的媳妇说了一顿，骂了一通，老太太就返回想把真相资料退给法轮功学员，刚好碰到贺胜轿车家村的队长（男，四十多岁）。他刚从贺胜桥派出所开完会回来，会上曾布置上级要求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任务。那时我们还没有离开那里。当得知这里有法轮功学员在发真相资料后，他一边主动打电话给贺胜桥派出所，一边说想听真相。其实，听真相是假，想拖住我们是真，等待派出所的警察来抓人。我们就真的给他讲真相。

我们正在给他讲真相时，一辆警车停在了我们身边，要我们上车。我不上车，那个诬告的队长要打我，说：“你不上车，我就打死你。”到了贺胜桥派出所后，他们就非法审问我们，我们不配合。他们就打电话，请咸宁市咸安区国保大队来人。咸宁市咸安区国保大队曾国华带几个警察去了，一看是我们，就认出了我们。当时我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曾国华就大声骂我们。曾国华交代要派出所送人后，就开车跑了。当晚八点左右，派出所警察就把我们送到咸宁市猫耳山拘留所非法关押。在车上，我们给警察讲真相，其中有些人明白了。

在拘留所里，咸宁市咸安区国保大队的樊忠（男，三十多岁）非法提审我，并扬言要送我非法劳教，国保的陈某某（男，五十多岁）司机还骂人。我们不断地给那里的狱警讲真相，救度众生，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