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类延军在他的控告书中陈述的情况。

我叫类延军，修炼大法前抽烟、喝酒，身体多病，患有骨质增生、腰腿痛、痔疮。我老伴李志花，也患有多种疾病。我们老夫妻常年药不离嘴，中西药都用，多方治疗无效，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劳动，身体受尽病痛折磨，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经常吵架，全靠三个孩子苦干支撑这个家。

一九九七年夏天，妻子听人说学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便跟人学炼。我因不能干活，买了一头小牛，在放牛的时候，被牛顶断了肋骨，躺在床上，妻子请回来一本《转法轮》，我便时常看这本书，觉得大法太好了，便支撑着病体去炼法轮功。两、三个月后，我们老俩口的身体完全康复，修炼后我们时时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遇事找自己的缺点，宽容别人，善待他人，家庭变得和和睦睦，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正当我沐浴在这幸福的时光里时，自私嫉妒的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掀起了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在这场无人性的残酷迫害中，我家也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迫害，具体如下：

因我家是炼功点，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后，被桃墟镇政府罚款一千四百元。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一日，因我向联合国签名证实大法，本村干部领着桃曲镇派出所的人夜间将我绑架到派出所逼供后，将我关进镇政府大院，后转到财政所三楼，每天晚上打骂我们。

二月初一晚上，来了二十多个气势汹汹的打手，刘星世、莫光亮、周子俊、脱下我的新鞋子乱打我全身，三个人按的按，打的打，有一个穿皮鞋的猛踹我的胸部，强烈的剧痛使我背过气去。他们打累了，呵斥我面朝墙站着，然后逼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从，他们把写成的东西逼我签字，然后逼要八千元，派出所要二百二十元，因没钱给他们，便被天天夜间打骂，期间还被到处游街示众。孩子担心我被打坏了，儿子贷款四千元加上借亲戚的四千二百元交上，两个月后，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一日，老伴和小女儿类桂花同时被绑架到桃曲镇计生办会议室关押一天，后转到司法所关押，每天被人打骂，派出所逼要二百二十元、镇政府每人索要四千元，直到半个月后勒索到八千四百元才放母女二人回家。

二零零零年春天，老伴在地里采桑，桃曲派出所四、五个人冲进桑园，将老伴劫持到花果庄派出所一间小屋里，其中一人扯下老伴的一缕头发扔在地上，一人扯她耳朵，期间又有人去我家绑架我，逼得我跳墙而走。家中被翻得乱七八糟，下午将老伴转到桃曲派出所非法关押，逼她说出别人，狠狠打她几巴掌，第二天光着脚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的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夜里，镇政府来一伙人把家里翻得底朝天，翻到三十多张大法资料。当时我没在家，便把儿子绑去做人质，第二天老伴去把儿子换回家。

酷刑演示：暴打

当天晚上，八、九个年轻人将我老伴轮番暴打，一边打一边问还炼不炼，老伴说：“还炼”，接着打，打得老伴全身黑紫，明显觉得臀部骨肉分开，中间积水，终于打累了，有个人用脚踢一下倒在地上的老伴，说“还活不活”。两个丧心病狂的恶徒抬起瘦小的老伴扔到十几级的台阶下，使她好几天不能动，上厕所都是同屋的一位功友背着去。身体刚刚能动，她又被派出所拉出去逼供审讯，被双手铐在太阳下的柱子上暴晒，连水也不给喝，他们还逼要一万元，说一张资料三百元，无钱给他，便来抄家。将儿子的手扶拖拉机开去，拖走家里的老挂钟、电视机，实在无钱，直到交上一千元，半个月后，才将老伴放回家，回家后，很长时间不能干活，一个多月后，才将手扶车等物归还。

二零零二年六月，610头目石运端，村书记类维庆等人长时间蹲守，半夜来了两车人围住了我的住宅，将我小女儿绑架到县610洗脑班，非法关押，逼迫其放弃大法修炼。小女儿受尽侮辱，还逼交一万元，因家里实在没钱给他们，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后，七拼八凑的交上一千八百元后，才被保释回家。同年秋天，又被桃曲镇一大车人劫持到镇上的洗脑班，非法关押一周左右，还强行收了七十元学习费。

二零零四年的正月初九，我和老伴走亲戚没在家，镇政府一大车人去我家没找到人，于是，便白天、黑夜的到我家逼迫儿子交出我老俩口。使儿子、儿媳妇和孩子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没办法，我老俩口流离失所，我去外地打工挣钱还债，老伴也有家不能回，两年之后才回到家中。

在这十六年的时间里，每逢他们认为的敏感日，都免不了上门骚扰，时常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精神上承受到极限，回忆起来心有余悸。

幸亏我们炼功有个好身体，我们老俩口靠着种几亩地，养几十只长毛兔，给村里人打工挣点钱，省吃俭用，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把帐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