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发动对法轮迫害后，崔薇女士因到北京上访遭迫害，原本幸福的她四次被绑架、抄家，送洗脑班、酷刑折磨，送劳教、两次生命垂危，还有两次险被活摘器官、被迫流离失所八年，期间父母家人为她担惊受怕，年仅七岁的幼子无人照看，丈夫在凄苦与无助中苦苦度日，后因无法承受压力及痛苦，被迫与她离婚。期间，单位停发她的工资、甚至开除。

崔薇女士去年六月加入诉江大潮，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下面是崔女士陈述的被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广播开始播要取缔法轮功，我决定到省会上访，反应一下我所知道的事实，我那时以为政府是被蒙蔽了，我有权利和义务澄清事实，告诉政府真相。我和几个同修一起雇车前往沈阳，还没出抚顺就被截回，被大客车送到南阳的煤校，在煤校的一个大教室的地上坐了一宿，一起被截回的有几百人都被送到那。第二天，强制我们听关于取缔的录音，之后，挨个强制登记报名，才让回家。

江泽民开始对法轮功迫害，报纸、电台、电视铺天盖地而来，极尽造谣之能事，用尽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我在单位也三天两头被领导和公安处找谈话，逼迫我放弃信仰，希望我能揭批。但我怎么能啊，法轮功救了我的命啊！怎能做忘恩负义的人呢？我看到报纸电视里报的都是假的，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反映真实情况。

大概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左右，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完升旗准备找上访处，有人问我是否炼法轮功，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不由分说，把我连拖带拽强行拉上警车，一会儿，车就被法轮功学员填满，之后送到一个体育场，在整个操场上坐满了法轮功学员，中间我们不断的跟看守的人（警察）讲真相，讲我们修炼后受益的情况，讲我们修炼后道德的升华，有的人被感动，有的不屑一顾，有的不让我们上厕所，陆续有同修报了姓名地址被本地驻京办的人带走。半晚时，我们不报名字（因为报名会连累单位和家属）的同修被五十人一组，分到各个看守所，我被分到延庆看守所，我被叫成四十六号，后来陆续的报了名字的被他们当地带走，期间我们绝食抗议关押迫害，被灌食，被罚站、罚蹲、或开飞机，种种体罚。

十一月五日，我们九个或十个坚持不报姓名的同修被集中到一起，说马上要把我们送走，有一经常不择手段逼迫我们报名的警察恶意的嘲笑我们：这回可要到好地方去了。

这时，已经来北京找我三天的父母在北京的抚顺驻京办拿我的相片给人辨认时，一个借调到驻京办的新宾的刘姓派出所所长认出了我（他曾在延庆看守所见过我，对我印象很深），带我母亲驱车去延庆看守所，将我带回了抚顺驻京办，而其他人都被送走了，送到哪不知道，但绝不是那个警察说的好地方，后来听说活摘器官的事，慢慢和这事联系起来，我后来也没再见过那些同修，不知那些同修们现在怎样了，写到这我已泪流满面，我不敢再想下去。那些善良的同修们啊，临走前还在想办法让警察们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希望那些虐待他们的警察不要被蒙蔽……

当天抚顺驻京办的李海洋（处长）、沈一平副局长都在，沈副局长在劝我“放弃信仰”无效后，还跟晚上要押我回抚顺的人说：她什么时候说不练了，什么时候放人。第二天回到抚顺后，被东洲派出所的金副所长送进抚顺拘留所，关押了十七天，后被单位担保出来。

二零零零年十月初的一天，东洲派出所因拿到我邮到北京的上访信，而到东洲乙烯小区我的家里抓我，还抄了家，丈夫那时患“腰间盘脱出”病，走路都不方便，儿子当时只有五岁，还在上幼儿园，他们不管我家里的情况，强行将我送进拘留所，第九天时又把我送进武家堡教养院强改班（强制改造），恶人榜上的“吴伟”是那里女队的负责人，有吴伟做靠山的陈明（邪悟者）指使一伙邪悟者围着我打我的脸和头，把脑袋打得肿的很大，满脸青紫，眼睛几乎睁不开，只有一条缝。因为怕这种打人的行为被曝光，而不让我家人见我，直到十余天后，脸上的瘀青退了才敢让我亲人来见我。

另外还有强制蹲，强制飞着等等刑罚，一直到十一月六日才让我回家。期间，我的神经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每天都不知道还有怎样的折磨等着我，又担心孩子和家里的情况，真是心力交瘁，度日如年。回家后，东洲街道还跟我丈夫要了一千元钱说做押金，至今没有退还。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九日，我在厂内医院和同事们一起洗白大衣（工作服），抚顺公安一处的郝建光、关勇等八人来我厂抓我，在众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我走脱了。公安一处的人恼羞成怒，严密监视监控我的家人、电话。几天后，我觉得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去北京上访，就和另一个要去北京找女儿的同修一起走了。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一起被绑架，天安门广场的便衣比游人多很多，我们被强行送到宣武门看守所，那一天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有十几个。因我自认为没有罪，所以不配合警察的要求，就被一群警察围住踢打，之后三天我绝食抗议迫害，并躺在看守所的硬床板上不能行动，我告诉看守：我的腰被踢坏了，有血尿。那狱医（五十多岁，较瘦，个不高）本来对我横眉冷对，似乎仇恨刻骨，却带我去医院验尿，我当时还奇怪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好心，结果他看真有血尿似乎很失望（现在知道，因为我有血尿，说明肾不好，就不能给人移植用了）。

三天后，那个狱医不在班，负责我的警察看我生命垂危的样子就把我放了，刚进去时没收的钱和随身物品也还给了我。

我开始了漫长的八年的流离失所生活，到过外地，打过工，风餐露宿，吃过各种苦，最让我痛苦的是不能和家里联系，因为知道电话被监控，不知道家人的情况，担心孩子，担心亲人，我知道他们也担心我，我们就这样痛苦的煎熬着，后来回家后听说妈妈象疯了一样在街上看到一个高个女孩就拽过来看看人家脸，看到不是女儿，失望之极。姥姥从小带我，感情很深，在这期间过世，终究没有在最后看到我一眼；儿子六岁就见不到妈妈，心中悲苦可想而知，在学校和邻里遭到歧视，幼小的心灵受到的伤害无法用语言描述；婆婆担心儿媳又担心儿子、更怕孙子受委屈，苦苦支撑；丈夫在凄苦与无助中默默等候几年，后来终究无法承受压力及痛苦，被迫与我离婚。期间，我被单位停发工资，甚至被“抚顺石化公司”开除。

二零一零年我回到父母家，当年八月十九日早七点我刚出家门要去办事，抚顺公安一处来人绑架我，我随身带的电话簿、两张银行卡、现金四千五百元、手机8部、移动硬盘、U盘、mp3等被抢，随即家被抄，笔记本电脑、五部手机、刻录机、mp3、电子书等被抢。在戈布桥头的石化公安处，给我强行坐铁椅子，我不配合按手印，彭越抓住我的头发，狠狠扇我耳光，晚上又被顺城分局国保大队焦臣、佟年（在顺城公安分局曾殴打我）等人送入抚顺拘留所。二十六日起，我开始绝食抗议拘留所非法关押，三十日始，拘留所教导员张敬慧等极力主张给我灌食迫害，于九月三日前在古城子医院被野蛮灌食三次。九月三日，顺城分局国保大队焦臣（副大队长）、佟年（大队长）、张敏等人将我送往马三家劳教所，欲对我劳教三年。在医院检查心脏及肾脏都有衰竭的情况下，焦臣等人拿出两百元钱买水果为名贿赂马三家劳教所医院院长，使其签字通过体检，而在劳教局最后签字时，因身体严重脱水未予通过，返回抚顺，焦臣回来的路上对其他人说“养两天再送”。 后来得知我父母因救女心切筹借了一万元钱交给焦臣让他帮助疏通，他当时满口答应，却不想被他拿来贿赂医院把我往劳教所里送，焦臣看到我已奄奄一息，做贼心虚，返还了我母亲五千元钱。

这些都是江泽民一手指挥下造成的，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友都承受着这样的痛苦，还有那些被活摘器官焚尸灭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啊！还有他们的亲人呢？

这漫长的十六年啊，多少家庭分崩离解，多少亲人骨肉不能团聚，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栋梁之才被毁，多少执法者变成禽兽，多少白衣天使堕落成恶魔……这真是一场浩劫，一场毁灭人性，泯灭人良知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