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杰在控告状中说：“二零零四年上半年，试训中心新政委苏保成上任不久，找我谈话说：‘不管心里怎么想，要想到自己身上穿的皮，如果出事影响到我，我会往死里整。我上任前乔（清晨）司令跟我讲试训中心有九大事项，其中之一就是你这事，所以我才找你谈话。’由此也反映出迫害的严重，被盯的这么死，没有半点自由。其实在江泽民的‘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邪恶疯狂政策下，全国到处都是红色恐怖，哪有不受迫害的地方。”

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五年， 江泽民个人或伙同已知与未知的共同犯罪参与者，发动、设计、谋划、命令、主导、落实、管理、参与或煽动了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以及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与惩罚，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中国宪法”或“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中国刑法”或“刑法”）第二百四十七、 二百三十二、二百四十八、 二百五十四、二百三十四、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二百九十七、三百九十九、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七、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五、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四、二百五十一以及第二百四十六条。

以下是张凯杰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我于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十月在空军部队服役，一九九八年年初回老家过年时，听说左邻右舍很多人炼法轮功，并且反应健身效果奇佳，随后找来法轮功的书籍一看，感到内容非常好，认定做人就是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修炼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唯一目的，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修炼法轮功使我变的心胸开阔，做事替别人着想。比如：很好的处理了赡养老人的问题；当年主动把多发的工资还给部队；买东西时多次把多找的钱退还给人；妥善处理在北京的一次撞车事故后，对方几次感动的说遇到好人了，来北京一定请你吃饭。修炼法轮功使我认识到做人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处事把真诚、善良、宽容留给对方，哪怕当时自己吃点亏、受点委屈。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身心都获得了很大的受益。炼功前我有头疼、消化不好、腿关节炎等病，炼功时间不长这些疾病很快消失，身体感到很轻松健康。炼功前面对部队请客送礼、争功争奖、跑官要官的现象感到很累心，炼功后明白了不失不得的做人道理，心里平和轻松了，感到做人就是要吃苦、付出在前，把本职工作做好，其他一切随缘，有了良好的心态。

在迫害前，法轮功在我所在的部队得到广泛传播，深受欢迎，有职工、家属、干部、战士等几十人修炼法轮功，在外训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炼功、晚上学法常去的就有十几人。有时兄弟部队来我单位改装培训时，也有炼法轮功的军人临时加入我们的炼功队伍。

一、列入黑名单

一九九九年法轮功遭迫害时，我在空军试训中心试飞站结果评定室任副主任，技术十级、少校、工程师。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轮功遭迫害，至二零零六年十月我被复员回原籍，直至现在我所遭受的迫害如下。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北京直属部队炼法轮功人员登记，填表上报后，我遭试训中心常委会讨论如何处理，当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从此入黑名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团伙在全国公开迫害法轮功时，我被迫交书、写不炼功保证，被试飞站协理员卢万照、保卫科副科长黄文普等，直至试训中心李锁林司令员谈话才过关。当时老家的老母亲、哥哥姐姐等五人，心急火燎地被召集到部队对我施加压力。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因写一份真实反映法轮功的材料给本单位的卢万照协理员，而遭受查抄宿舍二本法轮功书籍和一个铜的香炉，并限制在部队一个半月（四十五天）失去自由，不准回驻地沧州家中的迫害。

二、两次长时间被非法限制自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因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劫持到广场派出所，又被空政保卫部刑侦处刘处长挟持到空军监狱，又被我单位保卫科副科长黄文普和政治部副主任赵建国接回，被连夜非法受审、在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上按手印，遭受半个月行政看管，并被迫写对法轮功虚假认识的材料。妻子、妻子的哥哥、老家的哥哥姐姐被召集到部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恐吓。接着我又受到近三个月限制在部队，时刻被人监视的迫害，后被列入复转人员行列。

二零零零年六月四日，因被怀疑在家炼功或对社会上法轮功有联系，我被站长王振东、协理员覃哲平等人从家中带回部队，再次被非法限制自由，长达八个半月直至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被非法劳教。这期间，协理员覃哲平派战士王庆涛、胡召华等人寸步不离、二十四小时不离视野的监视，不时派人谈话威胁、开批斗会，走形式开邪党小组、支部会劝退党等。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某日空军魏队长找我谈对法轮功认识，谈话前被告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们把我支派到一个座位上，对面坐、站十几号人气氛紧张的问我问题，记得魏队长最后问：你还炼不炼法轮功时，我说现在不能炼，以后肯定炼，并说等这事（指迫害法轮功）过后，以后允许炼功时，你也要记着炼这功，健身效果太好了，当时引来一阵唏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某日保卫科干事骆国增等二人找我谈对法轮功的认识，最后还问我对组织有什么要求，并特意问是不是要求给法轮功平反，我回答说：是，要求给法轮功平反，让正法流传，百姓受益。当时做笔录按手印等，为进一步迫害准备材料。

这期间由于受到长时间非法软禁、和外界断绝联系、失去人身自由、有家不能回，被人嘲弄等迫害，导致我身体健康下降、面部浮肿，心里脆弱、有时产生寻死的念头，被逼的产生对抗心理、感觉走投无路、慢慢长夜无尽头，心理伤害很大。

三、遭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嫁祸法轮功的天安门伪自焚案发生后，江氏集团加紧迫害法轮功。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上午八点，刚到上班时间，站长王振东跟我说，给你找了一个“学习”的地方，随后保卫科罗科长带两个战士将我挟持到阶梯教室，由中心副政委尹东升、政治部主任冯玉华、副主任赵建国三人，随意的安了几个名目：现在不转变对法轮功的认识，以前曾给过多人《转法轮》等，宣布对我非法劳教一年半。

酷刑演示： 电棍电击

随后我被协理员覃哲平、保卫科干事骆国增劫持到空军监狱，刚一进监狱，监区长杨保华带五、六个战士带警棍、电棍，将我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将我打翻在地，当时门牙一颗被打断，满嘴流血。被脱光衣服“安检”后，戴上手铐关入禁闭室面墙罚站。中午过后，刑侦处一军官饭后来到三楼劳教区，透过禁闭室门的小口，对我说“这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没有灰色！”。

在禁闭室里每天早起五点五十起面墙而站背监規到晚十二点，被提审、被打耳光、被踹翻在地、被胶棒打，七天禁闭室出来，前胸后背、胳膊、大腿全被打成黑紫色，手脚、前臂、小腿全都浮肿。以后又是长时间罚站，曾三天三夜由二个劳教人员王洪波、涂海波包夹看着不让合一下眼。练军姿、长时间下蹲，长时间跑步，内衣出汗湿透了自己暖干。被逼看胡编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后又被空军转化组魏书章、石稼祥以及总政宣传部张姓处长带队的四人“全军转化组”强制转化。一天，空政副主任房建国带二十来人，在我被非法劳教的空军监狱的会议室找谈话，造成很大的思想压力。后又被逼写悔过书和揭批书，尤其被魏书章带监狱人员逼迫我回我单位（试训中心）在几百人的阶梯教室做所谓揭批法轮功的假报告，这个做人的耻辱和污点，在我的内心留下了深痛一直延续至今。

“全军转化组”由总政宣传部的张姓处长带队，国防大学（黄姓教授）、西安政治学院、石家庄机械学院的三个教授组成，张处长说：“江（泽民）主席亲自主持会（镇压法轮功），特批我们几个看《转法轮》。”我被非法劳教时，空军监狱的狱长是史资本、政委是张方红、监区长是杨保华，当时被非法劳教的有空军指挥学院的教授张健（ 二年）、一基地刚大学毕业一年的郭长永（3年），被非法判刑的有空六所的一位高工（2年）、空军指挥学院的教授于长新（18年）。

被非法劳教时，一天我单位保卫干事骆国增拿一张纸叫我签字，说是在我家搜到一本《转法轮》，方知又对我家进行非法搜查，不知我的妻子和儿子当时又受到怎样骚扰和害怕。

四、持续迫害、反复强制洗脑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解除劳教后继续迫害，直至二零零三年一月又遭一次洗脑迫害。这期间一直把我限制在军营，不准回驻地沧州的家中。刚解教回部队时，安排我妻子、孩子随时来部队看我，可妻子工作忙、孩子又上学，所以只能周末全家人能一起吃吃饭。站长张继红、协理员覃哲平要求定期写思想汇报，平时安排干部、战士明里暗里监视、跟踪，借口是上级领导有要求、不放心，大会小会提“重点人”、保证了安全等等。对此我的抵触心理逐渐增强，思想汇报也搪塞不写了。

一次协理员覃哲平说（邪）党组织还考虑你让你重新入党，被我苦笑着称之为“瞎胡闹”，坚决地拒绝了。二零零二年年底，又把我的思想情况上报试训中心、以至空军，又招来空军六一零人员、教员石稼祥和臭名昭著的王志刚，在二零零三年初对我又安排一次洗脑迫害。空政保卫部杨副部长说，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各单位对反弹人员统一举办（洗脑迫害）。洗脑班迫害前，站长张继红逼迫我打扫单位的楼道、厕所卫生；让我单独穿迷彩服在全试训中心出早操时出操，而全大单位的人都穿制服出操，以此方法羞辱我。听到要遭受洗脑迫害，我曾三天绝食绝水抵制。洗脑班迫害时，每天派战士给打饭、定量，每天下午定时派一干部监视跑步，胡说是为了关心我的身体健康。这次的迫害对我的伤害非常大，每天被监视失去自由、有家不能回、被当作异类当众羞辱，被迫写侮辱大法侮辱师父的文字。

部队对我最后一次的迫害：二零零六年十月我被复员回原籍，弄得从此全家户口分为两地。

二零零三年年底快到二零零四年过年时，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允许我回驻地沧州家过年，以后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后又改为一个星期，直到二零零六年十月被复员回原籍，当时我要求按自主择业回地方，被搪塞要向空军请示，后被拒绝。

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被列入部队黑名单开始，到二零零六年十月彻底离开部队，长达七年多的时间，我在部队只因修炼法轮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期间遭受三任协理员卢万照、覃哲平、郑中允，三任政委柳学顺、胡玉堂、苏保成的特殊“关照”。 经历行政看管一次（半个月），经历一次一年半劳教，经历一次洗脑，经历无数次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迫害，经历全单位批斗会，长期大小会点名、被冠以“重点人”的精神迫害。迫害结果导致我的技术十级、军衔少校，从一九九六年直到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年不动。

劳教期间，我对空政的魏书章说，我说我的问题都解决了，都准备按转业处理了，为什么劳教我。魏书章回答说：你单位上报说跟你谈话三百多次，你都没改所以才劳教你，我说哪有那么多次谈话？那非法限制我自由八个半月，人都快得抑郁症了，能不能算在一年半劳教期中去掉，魏书章说限制点自由那不能算在这里面。

二零零三年初的洗脑班迫害时，空军指挥学院的教授石稼祥透露，说我有“四罪”，他说：“你痴迷程度最深、痴迷时间最长、领导批示最多、反复次数最多。”我一听是这“四最”，我立刻感到无颜面对师父，无颜面对大法，同时感到被随意多次、长时间迫害，人都被迫害傻了，被这些怀有不同目的人象烙饼似的反复折腾来折腾去。

五、对家人的迫害

从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到二零零六年十月我被复员回原籍，七年半的时间，离老家只有二百公里，一天就能去能回，可是我却六年没能回家过年。哥哥、姐姐两次为我的事惊恐万状的被召到部队，老家里的人传说，因炼法轮功我被逮起来坐牢了，让他们遭受别人的非议、白眼，抬不起头来。

高龄的岳父母因为我不时地暗自流泪，常常因我忧虑、叹气。妻子的哥哥为了我的事也跟着操心、着急。

受迫害最严重的是我的妻子，一次次因我担惊、受怕，一次次被部队招呼、谈话，每次象犯罪似的被问话。妻子说那时的天是昏暗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出门不敢见人，不敢和同学同事聚会、怕提起丈夫，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早就不想活了，多少次都到精神崩溃边缘。在这种压力下还要工作、抚养孩子，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到现在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接到来自街道、居委会的骚扰电话，或者是从哪里传来迫害法轮功的消息，就又勾起痛苦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忧虑。由于看不到迫害法轮功的结束，妻子近来多次提出离婚：说你没社保、我对你负不了责，你的事我也担当不了，弄不好再把我连累了，老人孩子谁管？

迫害十六年来，多少人被劳教、判刑、被关进洗脑班黑监狱，多少人被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悲剧在神州大地上演。这场对中华民族的浩劫，已经远远地超过“十年文革”，如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马前卒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因作恶都已经得到了报应，死的死、坐牢的坐牢，更大的报应正逼近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法办江泽民上承天意、下顺民心，还公正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