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淑兰女士坚持信仰，曾经被绑架三次，非法拘留两次，二零零三年六月被非法批捕，判冤狱五年，同年十二月被投入黑龙江女子监狱。

尽管王淑兰女士身陷牢狱，她的善良和对大法信仰的坚贞，感动着迫害她的人，以下是王淑兰女士的自述。

修大法而快乐 再把快乐带给周遭

九十年代初，我单位越来越不景气，面临破产倒闭，丈夫单位效益也不好。那时我一个孩子当兵，一个孩子还在上学。我曾经为生活、为家庭不停操劳，把身体搞的非常不好，心脏病，后背疼，头晕，右腿怕凉经常抽筋。为了治这些病，我练过好几种气功，可是练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效果，还是照样病痛缠身，看病吃药，经济负担也很大，单位面临破产，看病报销很困难。

一九九六年退休后，邻居告诉我有一种新出来的功法非常好，不用打针吃药，病就能好。尽管多次练其它气功不管用，但是能好病又能省钱还是让我心动。一九九六年四月份，我和邻居去了法轮功炼功点，我感觉很不一样，一开始炼，就觉得被一种能量包容着，能量场很强。邻居请了书，因为她没有什么文化，先让我看，我一看就被书中的道理所吸引，很多迷惘解不开的问题也解开了，我马上就请来了大法书和录音带，整天沐浴在学大法的快乐中。

从此每天料理完家务，我就看书、听录音、看录像，处处对照大法修炼自己，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明白了师父讲的有失有得的法理后，我去买菜买肉时，货主把零头给抹掉了，我都主动给人家，不贪不占；买东西多给我找了钱，回家一看找错了，我都是主动给送回去，卖货的都说你有信仰吧，不然的话这样的人太少了，我就告诉他们，我学了法轮功了。通过学法师父告诉我们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就和善对待一切和我有缘的人，所以邻居之间相处的更友好融洽了。随之身体上的所有不舒服也不知不觉中消失，身体从此轻松健康。

一九九八年，我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学校校办工厂的几名老师做饭，早上去买菜，中午一顿饭，我都一分不差的报账。学校工厂的工会主席一看法轮功学员这么可靠，让我去给他看孙女，因为他儿子做生意，每天都拿现金放家里，他说：用修大法的人在家，他们放心。

那时的我非常快乐，并且我把修炼的快乐带给周围的人。

被入室绑架、诬判五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突然两个警察闯入我家，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因为婆婆当时正在病中，为了不惊吓着婆婆，我就跟他们去了哈市香坊区新城派出所。

酷刑演示：铁椅子

他们没说任何原由，就把我铐在了铁椅子上，这时，才填写抓捕的单子，然后又到我家去搜家，四十多本大法书、法像、《明慧周刊》、大法资料、手机、录像带等全部抢走。我小姑子跟他们理论起来，警察扬言还要抓小姑子。婆婆因此受到了惊吓，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

当天下午，我被投入哈市第二看守所，孩子怕我受苦，给我办了“高间”，所谓的“高间”，就是比普通的监舍宽松一些，不用码坐、码睡，吃得好一些，每月的高间费一千多元。家里经济情况，我是知道的，丈夫下岗干临时工，我前两次进京被勒索的钱还没有扣完，每月只能开二百元钱，婆婆长年卧病，我不能再拖累家里了。

因为跟家人不能直接通话，就希望看守所的警察能告诉家里别交高间费，而警察却告诉家里说你妈让交高间费。看守所原来有个洗澡间，后来拆了，家里交洗澡费，他们照样收，说可以从外面买一些洗漱用品，我需要买的东西，他们一次一次拖，直到我被非法投监，东西也没有买来，钱也没有给我。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我被非法批捕，和法轮功学员考秋兰一起在香坊法院被非法开庭，法庭上没有一个家属，只有几个街道办事处的人和法警。考秋兰对他们的问话一字不答，我想我还是讲一讲吧，记得当时有人说，法轮功和刑事犯不一样，有没有罪都得判有罪，上面有指示。

后来，我被诬判五年，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被非法关到黑龙江女子监狱。

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1. 九监区：所谓“转化”： 打耳光、脚踢、小棍抽、关小号

我被分到九监区（原集训监区），刚到监区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得被叫到办公室谈话，进门得报告，当时我没有报告，副大队长王晓莉问为什么不报告？我说我没有犯罪，不是犯人，法轮功叫人做好人。她说，没犯罪，你上这来？就左右开弓打我耳光，一巴掌打在耳朵上，使我耳鸣两个多月。

拳打脚踢

警察陶丹丹用脚踢我，我说你别踢我，她就用小棍抽我。然后，叫来两个做“转化”的刑事犯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开始“转化”我。

我觉得她们很可怜，我眼睛直视她们，给她们背师父的经文《法正人间预》，一个叫王凤英的刑事犯不叫我背，她叫喊着：“再背，就送你去小号。”我一直眼睛直视她，不停的背给她听。最后她说，你回去吧，再也不“转化”你了。以后，她们这伙人真的再也没有“转化”我。

2. 九监区：刑事犯被当作“转化”工具

九监区（原集训监区）占整个楼的一层半，分东西两侧，都有铁栅栏锁着，每侧有三个监舍，一个洗手间，一个厕所，还有一间装杂物的房间，教室最多时装下七十多人，三个人一桌，两个包夹一个法轮功学员。刑事犯负责打饭打水。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九点回寝室。

酷刑演示：半蹲反铐背挂（就是站不起来也蹲不下）

教室每天播放诬陷大法的邪恶电视，强迫法轮功学员听。警察会突然把法轮功学员叫出去做“转化”。刑事犯的包夹“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可以加一分，所以刑事犯想尽办法“转化”法轮功学员。玻璃门窗用纸糊上， 屋里怎么折磨人，外面看不见。折磨办法其中包括把人绑在床头，蹲不下，站不起来、背铐着、开飞机、站地砖、不让睡觉，如果要喊，就把嘴用胶带缠上。

酷刑演示：开飞机

3.九监区：我的“包夹”被感化

刚到九监区，包夹我的是乱砍乱伐树木进来的，判了六年，五十多岁，家住河北，开始对我看管很严，企图“转化”我想多挣分，多减刑期。我跟她讲：你为了一分“转化”我，我真“转化”了，没有修成，是因为你的原因，你说你造了多大的业吧，这不是罪过吗？不是说给僧人一碗斋饭都是功德无量的事吗？她开始说这是迷信，不听。后来，我们在一起，总是谈论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这方面她知道很多，嘴上说是迷信，心里是相信的。

她家在河北，这里没有亲人，没有人管她，她靠给有钱的犯人缝被、洗衣服等挣点零花钱，因为她负责包夹我，不能离开我，所以她干什么都得我同意跟她去，她才能干，我就跟她去，并且帮助干，她真正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可靠，后来她处处都维护我，我看大法经文，她给我挡住别人的视线，帮我传递大法经文，我们相处的很好。几个月后，她下队分到水房烧水，因为工作的便利，经常托人给我送她做的吃的，比如，把土豆切成丝，用开水泡，然后放上盐、味素，就能吃，这在监狱是吃不到的美味，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了，或者泡点冷面捎来。

4.九监区：因炼功 被反复关“小号”折磨

二零零六年元宵节过后，我们开始炼功，被监区大队长吕静华送进小号，当时在监舍比较暖和，我没有穿棉服，直接被铐上手铐，送进小号，小号阴森冰冷，没有暖气，没有阳光，手被铐在地铺的地环上，坐在冰冷的地铺上，不给坐垫，又没有穿棉衣，同被关的法轮功学员要给我棉衣，我不忍心要，就向大队长要，左一次右一次的要，都不给，四、五天之后，监狱长刘志强视察小号，我向他们揭露了吕静华的报复行为，这才送过来棉衣。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监狱规定在小号关押不能超过半个月，半个月后，我们被接回，在洗漱间没有洗漱完，就又把我们戴上手铐送回小号，再重新填写关押单。吕静华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关着你们。我又被关押半个月，才接回监区，又把我关押在一个没有监控的屋子里，双臂成大字形拉开，扣在写字台的拉手上，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扣了一星期。又过了没有几天，我就从九监区分到了六监区。

5.其它监区的迫害

在六监区也是每天码坐，用不同的方式“转化”法轮功学员，我说精神上的压抑不亚于肉体上的折磨，比如，包夹我的刑事犯，三十二岁，判了十几年刑，她本人很认同大法，她帮助我藏经文，也帮助过很多大法弟子。可是为了减刑，她也是不准我炼功。我很想炼功，可是因为她，我又不想连累她，心理压力很大。在六监区待了四、五个月，我被分到了二监区，二监区相对宽松一些，可以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学法炼功，刑事犯也帮我们挡着。

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左右吧，监狱开始大规模的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加大了迫害力度，所有的刑事犯都不出工了，全部回监舍监控法轮功。不许法轮功学员之间说话，每个监舍的法轮功不许碰面，洗漱在监舍里，每天严格码坐，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刑事犯记录汇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把谁带走，转送十一、十三监区了，被送走的法轮功学员的衣物用品由刑事犯来取，送衣物的刑事犯说十一监区特别阴森。

监区形成“五连保”，四个人看一个法轮功学员，有什么事，这几个人一起都受罚。有的犯人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他们不想干包夹的坏事，不想管法轮功学员的学法炼功的事，所以他们宁可下队干活，宁可挨罚也不当包夹。后来我被分到三监区。

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结束五年的牢狱回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