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十月在甘肃女子监狱，马筠女士被转到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专门机构，科长朱鸿、副科长孙立伟指示全科包夹人一哄而上，把她压倒在地上，拳打脚踢，拧胳膊，按脚的，狠踩她的腿，揪头发，一阵乱打，使她伤痕累累，行走需要人搀扶。朱鸿派科里打人最凶的贩毒犯梅菊包夹她，梅菊天天拳脚相加，手用力扳手指，马筠的右手中指至今明显残疾；当时她的左腿被打的青紫，肿得有一拳多高，二年多也没消下去……

酷刑演示：毒打

下面是马筠女士自述她的经历：

我叫马筠（马军），甘肃兰州人，回族,1948年出生，大专学历，1969年工作，兰州市金城旅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干部。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严重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最后发展到手臂不能活动，生活不能自理，连字也写不了，右肩、胳膊疼痛难忍，尤其夜间痛得我整夜不能入睡。再加上患有严重胃病（胃中有一拳头大的疙瘩，一家医院活检诊断为胃癌；另一家医院还没断定病名，我不想再检查下去了，心想都这样了，由它去吧。）胃胀气，经常打嗝且声音如吼，吃不下饭，痛起来要命，搞得我筋疲力尽。但生存的本能让我继续求医问药，均见效甚微，病魔迫使正值中年的我，不得已离开工作岗位，1992年办了病退，因而对人生消极悲观。

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天，我在兰州大学校园散步，看到有许多人盘腿打坐，练过多年气功的我，认定这是上乘功法，当即加入炼功队伍，并得到一本《转法轮》，我生活中的许多困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炼功不长时间，浑身的病不翼而飞，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我按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不断提升。在我被聘用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甲方代表兼工程监理的工作中，从不接受施工单位的礼品、红包，秉公办事。朋友装修房子，找我要几袋水泥、沙子，我都按价替朋友付了钱。为保证工程质量，我兢兢兢业业在工地奔忙，因而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任赞誉。

我全家是回族，父亲是兰州市宗教事务局的离休干部，其实对其它信仰接受起来有些障碍，但大法的博大法理和神奇功效打动了父亲，虽然他没走入修炼，但告诉哥姐弟妹们要支持我修炼。我以前性格固执，脾气倔强，很难与人沟通，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懂得了做事为别人着想，变得善良、宽容、真诚，我的改变得到了家人的认同。

只因坚持做好人，坚持修炼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法轮大法。我数次被非法关押判刑、两年六个月的洗脑班，共十四年零六个月的非法关押。我曾被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派出所、“610”前后绑架四次，非法判刑二次。

一、无辜被拘、上访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晚大约二点，八、九个公安砸门闯入我家，没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抄家，抢走我十多本大法书，大法录像带、录音带、师父法像，录音机等，将我绑架到兰州市伏龙坪龙宝山庄，非法关押期间二女一男警察寸步不离看守我，在这里我被非法关押21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依法上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反映自己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在国务院信访办被兰州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人员押回。当晚乘飞机回兰州，又被城关公安分局警察魏东、张玉霞等人绑架到兰州桃树坪拘留所，给予关押15天处罚，我绝食抗议，九天后被家人领回，敲诈了家人500元。驻京办人员和我的飞机票都从我的工资中扣除。

二、第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零年元月十五日清晨，我在电信局炼功点炼功，并挂“法轮大法”横幅，被城关区公安局公安绑架，他们收走我家门钥匙，在我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抄了我家，具体拿走什么，不得而知，公安把我绑架到桃树坪拘留所关押了24小时后，又转押到兰州城关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元月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期间，我六次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为此女队主管队长秦晓惠打我耳光煸脸，打的我鼻子流血，她指示犯人给我野蛮灌食，七、八个人一哄而上，捏鼻子的，撬嘴的，坐在我腿上压胳膊的，旁边的犯人，用勺把子或牙刷把子撬牙齿，灌食者坐在我的胸部往嘴里灌食，几次我差点被呛死，处于昏迷状态，三次我被送到劳改医院抢救。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兰州城关区法院非法判我三年冤狱，开庭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也不让我讲话，我的上诉被无理驳回。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城关看守所将我转押到甘肃女子监狱。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我到甘肃女子监狱当晚炼功，被值夜班犯罪人恶告，我所在二监区警察监区长安琼、教导员李亚琴、中队长朱媛媛，指使犯人将我双手分开，铐在床架上。每晚都问我“炼不炼”，我回答“炼”，就这样铐了我40多天，铐得我胳膊伸屈不得，疼痛难忍。

二零零二年夏天，我不戴胸牌，管理科科长王燕在全二监人们面前问我“是不是打算永远不戴”我回答“是”，她下令让监区把我铐在一掌宽的矮凳子上，十几天。

三、出狱就被关入洗脑班继续折磨

二零零三年元月，在我期满的前几天，城关公安分局公安张玉霞等人来监狱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炼”，他们说：“你出监，换个地方继续关押”。二零零三年元月十六日出监，兄妹们接我回家，在监狱门口却被贡元巷派出所，城关公安分局公安强行塞到他们的车上，绑架到城关区洗脑班非法关押，在这期间因炼功，时常遭保安毒打。我写书面材料告诉他们对我的关押是犯法行为，城关区洗脑班主任董建民说：“你白告”。

为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寻机跑出，快到山下时，被人恶告，保安将我抓回，一路上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又从头发上揪起来继续打，一直打到住地。回来后又遭所谓的“帮教”干部的毒打，他用皮鞋狠踢我的胸部、脸，挥动拳头在我头上身上使劲打，打得我浑身是伤，脸严重变形，陪员看我这样子，吓得不敢进房间。

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间，城关区洗脑班解体，将我转到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为强制我转化，在主任 韵 玉成、剡永生、祁瑞军等人授意下，我被四次关禁闭吊铐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将我投入禁闭室吊铐，警察指使陪员，将我的双臂拉到身后，再后拽到头部高高吊在铁门上，铐子将我的手磨出了水泡，磨破后流血，手腕上多处伤疤，24小时这样铐着，只有吃饭，上厕所才开铐，打盹时双腿一跪，就拉伤胳膊，脚肿得鞋穿不上，只能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这样吊铐了我十几天。

酷刑演示：吊铐

二零零四年四月又将我投入禁闭室，手臂高举吊在铁门上，一打盹就拉伤胳膊，吊铐八天，我的腿发黑紫到大腿根部，他们怕我死掉，就放下来扔在水泥地上，等腿好一点，又继续吊铐，就这样关了我一月多的禁闭。解铐后，我脚痛的根本不能站立，走路。卫生员天天来量血压，从他们的表情手势，我得知血压很高了。

二零零四年七月中旬，那年正好是高温天气，外面烈日炎炎，5分钟就能把人烤昏，而阴冷的禁闭室里，看守我们的人都穿着棉衣，我穿着单衣，不许我加衣服。长期吊铐，一直解不下大便，精神恍惚，出现神志不清。这次将我手臂后背，铐在铁门上，大约十几天，其余时间都睡在水泥地上。这次关了两个月。

二零零五年五月上旬，第四次将我投入禁闭室，双臂后背铐在铁门上，四天后将我放下来，没几天，又吊铐直到五月中旬，长期吊铐，吃不下饭，腹部胀的很难受，双臂失去知觉，连饭盒也拿不住，一年多才好转，五月下旬我才出了禁闭室。六月我终于自由了。

四、再一次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为了制止对仍在非法关押洗脑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善意的把洗脑班负责人祁瑞军叫到我家，给他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被他诬告，被兰州市公安局二十六处公安绑架。在我离开家时，他们开始非法抄我的家，抢走了两千元现金，没有任何手续，当晚他们就大吃挥霍了。还抢走了我的播放机、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各一台，还有手机、硬盘及耗材。在市公安局非法关押的二十四小时期间，女警察用脚狠踢我的腿，不断紧铐子，辱骂声不断，刑讯逼供。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我被公安绑架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有次警察们的上级来看守所检查“工作”，走到我所在监室时全体都站立欢迎，我坐着未起，遭十四队主管田庆平队长报复，此人非常阴险，指使号室长故意刁难我，不给打饭，不让上厕所，田庆平队长一个眼神，犯人就把我的柜子里放的食品，方便面等全倒厕所里，把我的经文、师父的讲法强行收走。为此，我绝食抗议，田庆平又让犯人给我野蛮灌食，撬开嘴把一个瓶子塞到我嘴里，使劲转动瓶子，牙都转掉了一颗。田庆平又让医生给我插胃管，筷子粗的皮管从鼻子里插进塞到胃里，管子在胃中折叠，再抽出来，再插，反复几次，后来管子出来时满是血，灌的是浓盐水，洒在衣服上，很快结成了白盐渍。还让犯人拉着身心疲惫的我跑步，并拳脚相加狠毒的打我，我的腰、胸部严重受伤，腰直不起来，胸部骨折（犯人医生检查后说）卧不倒，起不来，不能侧身，浑身是伤，本来二零零六年底要把我转到女监，只好等到我伤好，二零零七年四月将我加戴手铐脚镣转到甘肃女监。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六日在女监，邪科科长朱鸿叫犯人强行将我衣裤扒光，说是安检，逼穿囚服，把我的外衣全部收走，由二个包夹人监视，不许说话走动。后把我转入监队，由袁雪英，等三个犯人包夹，监控，跟踪我的言行。强迫在大太阳下军训，背监规，看诬蔑大法的碟片，我不配合，并写申诉真相材料，安检时被拿走。五月十四日监狱管理科科长王燕、教育科科长朱先中，以我点名不蹲为由，关我禁闭，把我双手铐在床板的弹簧上，十几天后，又加码，将我铐在一掌宽的棱角分明的小凳上，只有吃饭，上厕所开铐，二十四小时铐着。我的屁股上磨出了血泡，老茧，腰痛的无法站立，直到七月初才走出禁闭室。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将我转入四监区，由三个犯人包夹，我在从车间到监舍的路上，给犯人讲真相，监区长文雅琴，教导员张燕萍知道后，不让我去车间，把我隔离在监道严密监视我的言行。

二零零七年除夕那天，监狱头头搞团拜，为给监狱长摆功，文雅琴让包夹人把我从来不按规定打的被子，折成了豆腐块。我不愿意拍监狱长的马屁,就用手抹去了折成的楞子，犯人安莉报告了文雅琴，文让安抱走了我的铺盖。告诉我要被子就要保证以后按规定打好被子，我拒绝。在寒冷的冬天，我在空床板上睡了12天。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撞头

二零零八年三月，为逼我转化，文雅琴调一名吸毒贩毒惯犯李小红和一名经济犯包夹我，并授意在没人时或监控盲区狠毒打我。李小红时不时的打我，她手卡住我的脖子，拽着头发，使劲往墙上撞，用针扎我的嘴、手、脸部，在我的胸部，腰部垫上一本厚书用拳狠打，用脚踩，用棒子打，她告诉别人这样打只有内伤看不出外伤。打得我坐不下，起不来，腰弯着胸痛的喘不上气。有次，我上厕所，刚蹲下，就被李小红一把拽下来，拉到宿舍里拳打脚踢，揪着我的头发狠命往暖气管上撞，拧我的大腿，打的我连续吐血，连内衣也被撕破了，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起不来，还不时的辱骂。

就这样折磨了我三个月。接见时，大哥和妹妹看到我腰直不起来，行走艰难，向监狱提出抗议，要求带我到外医院检查，并给监狱和劳改局写了控告书。在家人的干涉下，我的情况稍有好转。二零零八年底文雅琴的丈夫得了白血病，治病花了不少钱，不长时间死亡，人们说这是文迫害大法弟子遭的恶报。

二零零九年三月，在管理科科长王燕和监区教导员董尚恒的授意下，将我关在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不到七平米的黑屋里，早饭后锁门，中午12点开门，吃饭、上厕所只开几分钟就锁门，晚上六点半开门，限制我的活动和上厕所，妄图把我关出神经病。二茬包夹人受不了被关黑房子的寂寞，痛苦，也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关节变形，大便解不下，湿疹，神经紊乱，心脏病等症，包夹人纷纷要求调离了，我在这里关了一年三个月，但身心健康。

二零一二年十月，我被转到邪科（这里是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专门机构），第一天，我过警戒线没喊报告，朱鸿科长、孙立伟副科长指示全科包夹人一哄而上，把我压倒在地上，拳打脚踢，拧胳膊，按脚的，狠踩她的腿，揪头发的，一阵乱打，我的脚、胳膊多处成青紫色，脚肿得穿不上鞋，行走需要人搀扶。第三天，朱鸿孙立伟授意二名回族贩毒犯，以我是回族炼法轮功违背了伊斯兰教为由，对我搧耳光，拳打脚踢，毒打半个多小时，使我伤痕累累。

酷刑演示：暴打

朱鸿派科里打人最凶的贩毒犯梅菊包夹我，并传授折磨我的伎俩。有朱鸿暗中支持，梅菊时时，天天对我拳脚相加，飞腿踢我的胸部，我倒地后，她用脚狠踩踏我的腿，手用力搬我的手指，我的右手中指被她扳得弯曲，活动受限，至今中指明显残疾，左腿被打的青紫，肿得有一拳多高，二年多也没消下去，肿包处有积水。扇耳光，拨头发，随意体罚，罚站，罚蹲，稍一动或打盹，就是一顿毒打，打的满头疙瘩，痛得不敢洗头，脚肿的鞋穿不上，浑身发紫发黑，洗澡时人们见了都害怕。不准上厕所，要上厕所非要你喊上几十遍某包夹人，我要上厕所。更甚者让你骂师父，我不骂，二昼夜不让我上厕所，屎尿弄到裤子上是常事，还不让洗。一连好几天不让洗漱，时常把痰吐在我的脸上，骂人的话不堪入耳，梅菊在座垫上写上师父的名字让我坐，不坐就罚我一直站着。她们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往死里折磨，逼着我们放弃修炼大法。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城关区法院非法判三年冤狱，单位以此为由，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八日第二十一号文《关于对马筠开除公职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将我非法开除公职，并将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二年三月，共计两年四个月的工资非法停发。

二零一五年三月，我去市社保局办理养老金手续，市、区社保局副局长蒋剑斌等人以各种理由搪塞，不发给我养老金。1992年就已经病退的我，现在因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好了，快七十岁了却没法退休。只因修心向善做好人，就剥夺我享受养老金的权力，是严重违犯《劳动法》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