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三，我去北京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清晨在火车站下车后，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靠近天安门的地方，有两个人上来与我打招呼。我一开口，他们便知我是蒙阴人。我马上意识到他俩是便衣，就说自己是蒙阴的，但在外地工作。他们是临沂市专门来寻截法轮功学员的，对我说：老乡注意点儿，这广场上到处都是便衣警察。

我一边走，后面就有几个便衣跟着我，我就向南走，甩掉了那几个便衣。在升旗处的南边，我放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几个便衣警察冲过来，把我踹倒在地，然后把我绑架到依维柯警车上。车里已满是上访的同修。车上一警察一脚把我踹倒在车座中间的走道上，我听到有女同修在哭。然后，我们被拉到前门派出所。

铁笼子示意图

逐个登记后，我们就被关进铁笼子里。而后，就有山东省公安厅的人喊着我的名字把我叫出来，交给了泰安市公安局驻京办的警察沈大勇。沈大勇和司机把我推搡进桑塔纳警车，他俩左右一边一个，照着我的腮帮子同时用重拳猛力击打起来。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就喊师父。此时我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觉不着疼了，只听到嘭嘭的击打声。当时我就被打掉了一颗牙，落在口腔里，同时我左右两边的牙齿都被打得向里倒下去。口腔里满是血，沈大勇却不让我吐出来，逼着我咽到肚子里。后来我两边上下两排牙齿陆续都掉了，总共二十五颗，给我吃饭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两个恶警累得呼呼直喘气，实在没劲了，才停下来。他们把我带到驻京办，吊铐在卫生间的水管子上。晚上十点左右，我被放下来，那个与沈大勇一起打我的司机，又当着四个法轮功学员的面用力打我的后背、后脑勺。一边打一边说：我就是看着你不顺眼，你是个老党员，你还带头上这里来闹事。最后累得他坐在床上，才住了手。然后我又被吊铐在水管子上。

第二天，厂里和保卫科的人去接我，乘火车回到泰安时，已近夜里十二点。我被关进泰山区上高乡派出所的厕所里。天气很冷，零下十几度，厕所里都结了冰，我就坐在一张连椅上挨冻。

腊月二十八，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关进泰山区拘留所。出来后又被关在厂里，天天让写检查，我不写。厂党委书记就说：你不写检查，不放弃炼法轮功就判刑，这对你的子女可没好处。同时还拿来共产党员不准炼法轮功的文件给我看。我说：那我退党。书记说：行，你写申请吧。我就书面退出了中共邪党。

我原本是管道方面的技术人员，厂里却安排我去体力劳动最重的车间组装三轮车配件。两年多的时间里，下午下了班不让我回家，给两个馒头、一包榨菜吃了，叫我跟着第二班接着干，直到夜里十二点下班，才让我回家。

市、区公安、上高乡派出所、社区居委会骚扰不断，厂里还专门派了两个人看着我干活儿，晚上回家也有人看着，甚至我带着老伴回蒙阴老家，也有公安人员跟过去，给我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冷眼相看。

从北京回来，我被罚款五千元，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厂里就从我工资里扣，每月只发给我一百九十五元，直到二零零七年退休。我老伴常年有病，我和闺女、儿子的工资都给老伴治了病，还借了亲友一万多元。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一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七元钱，生活之艰辛难以诉说。

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给我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却始终不能动摇我对师对法的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