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国艳

2016年2月2日晚10点多，610洗脑班头目闫万江打电话要钱，让家人去接闫国艳。当家人到拘留所看见闫国艳时，她身体已非常虚弱，半仰在床，说话无力，由两个被非法拘留的同修陪着。闫国艳的丈夫质问闫万江：人怎么到这样才告诉家人？闫万江什么话也没说。

闫国艳当天被丈夫赵敬军和儿子由拘留所二楼抬出拘留所接回家。回家后有所恢复，但一直未恢复正常，于2016年3月13日含冤离世。闫国艳出生于1971年2月4日，现年46岁。

在被非法拘留期间，闫国艳一再说自己身体非常难受，头疼头晕，但610洗脑班头目闫万江却置之不理。非法拘留到期，家人去接，闫万江却以不交伙食费罚款1500元为由拒绝放人；家人下午又去，给闫万江打电话，闫万江仍不放人。

以下是闫国艳生前自述自己与家人被迫害的经历：

我（闫国艳）是一个身体弱小的女人，以前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脾气火暴，婆媳不和，整日生活在气愤不平中。一九九八年我丈夫赵净军开始修炼大法，身体变的健康了，性格变的开朗了。丈夫受益了，就对我说:你也炼功吧，要不老了你的身体不一定啥样呢。于是我拿起《转法轮》看了起来。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从此我有了愉快的心情，家庭和睦了，浑身的病痛一扫而光，当时我只感到真幸福。我得了大法了，大法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做事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向内找，我觉得活的真轻松真充实。

可是一九九九年江泽民滥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迫害，给我们全家造成了严重的迫害，给孩子和老人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与不安，整日提心吊胆，备受歧视。

北京上访被绑架关押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我与丈夫赵净军抱着我们四岁的儿子和我姐姐闫国凤依法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北京被关进派出所，后被唐山驻京办事处接走。把我们关进小卫生间几个小时，把我们三个大人戴上手铐像狗一样在宾馆里带着走，并辱骂我们。孩子吓的直哭，我哄孩子说警察不打好人，结果那个人伸出手还要打我。他们大吃大喝，让我们站着看着，还侮辱我们。

夜晚又被遵化国保劫回当地，非法关进看守所。又抢走我儿子，交到接人的公公手中，使我年幼的孩子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回到家很长时间都做恶梦，想念爸爸妈妈。之后把我们三人非法刑拘，在我家没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

在看守所，把我双手铐在一起，双脚戴上镣铐，昼夜不解开，十天后又把我和武立梅我们俩人手脚铐在一起，不能换洗衣服。那里是人间地狱，每天早晚各一碗稀粥，中午一个窝头，每天要给看守所挑豆子，听到的都是管教们的无理智的怒斥、侮辱言词。朋友给送的方便面火腿，看守所全部没收，再转手高价出售给里面的关押人员。为救我们，亲戚给政保科科长张福庭等人员送礼，二十二天后，我和丈夫被家人接回，被敲诈保证金伙食费二千多元，没有任何收据，其它费用不详。

我的父亲半身不遂，高血压，知道我们被迫害，着急上火，在我回家四天后病逝，临终前一直惦念着还关在看守所的二闺女闫国凤，到死都没有合上眼睛。哥哥们又托人送礼，政保科又索要了二千多元钱，前后花了五千多元，才把我姐姐接回来。姐姐到家看到的只是父亲那冰冷的尸体，人间的惨剧就是这样被江氏集团造成的。

从此每逢敏感日，当地610派出所就上门骚扰或抄家，丈夫外出打工都不允许。亲人的不理解，经济上的迫害，肉体上的迫害，精神上的迫害，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夫妻俩二次被关洗脑班

2000年，东旧寨派出所骗我丈夫去谈话，赵净军跟他们讲大法真相，连警察都很感动，说也想学大法，但迫于610的压力，一位姓乔的警察把赵净军非法扣押，傍晚我去要人，又把我扣押不让回家，非法送拘留所洗脑班关押40多天，强迫做奴工，吃喝拉尿都在一个屋里，经常不给饭吃，侮辱我们，诽谤大法，临走敲诈伙食费一千多元。我五岁的儿子一人在家暂随爷爷奶奶过，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二零零一年夏，我和丈夫贴大法真相，被政保科科长张福庭带人和镇政府张利民非法抄家绑架，不顾我那半身不遂的母亲无人照顾，强行绑架我们夫妻，非法刑拘三个多月，国保大队恶警刑讯逼供，张桂生狠抽我七八个耳光，致使我头疼了很长时间。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期间，我为维护我的基本人权，绝食抗议，被强行野蛮灌食，在遵化看守所在610人员看管下，把已经绝食绝水五天的我由七八个男人按在床上，强行撬开嘴，插管灌食，当时我感觉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搅烂了相当痛苦，之后又给戴上手铐。当时我对参与迫害我的六一零人员说：我没有犯法，你们在犯法，我要控告你们。

在看守所，还要干奴工，我没有钱，没有任何洗漱卫生用品，来月经卫生纸都没有。三个多月后又把我们关进洗脑班一个月，敲诈伙食费近千元，家人又请国保人员吃饭送礼。（花钱不详）

丈夫被入室绑架、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八年夏，我邀请朋友郑保华到我家吃李子。郑保华在路上给人讲大法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遵化国保绑架，被送唐山非法劳教，现在已被迫害致死。当时国保大队王坤元等人发现郑保华手机里有我家的座机号，就非法抄我家，抢走电脑一台、大法书、VCD、电视接收机等很多私人物品，强行绑架赵净军，踢倒我3岁的儿子，又向赵净军的脸上脖子上，我十三岁的大儿子和六十多岁的婆婆脸上喷射不明药物，使我的大儿子眼睛很长时间疼痛，流泪看不清东西，使赵净军的耳朵脖子很长时间溃烂流脓。非法抄家过程中，我大儿子用手机想照下他们的违法行为，被国保大队长抢走。几个恶警强行拽我上车我不配合未得逞。

当时我家的李子都熟了，我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卖不了，结果一千多斤早李子全烂掉，两千多斤晚李子两三毛钱处理了。我们娘仨艰难度日，赵净军在家每天挣一百元钱，我经常给两个孩子买些他们爱吃的东西，他被迫害后没有经济来源，看到别人的孩子买吃的，我就拽走我的小儿子，心里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赵净军在看守所长达11个月的非法刑拘期间，刑警大队在看守所非法提审，过程中威胁赵净军如果不说，下次就把你带到刑警队收拾你。之后国保大队长王坤元、韩贵林、孙浩又给赵净军戴上手铐脚镣蒙上双眼押往公安局提审，在车上，王坤元威胁赵净军说，这次一定判你个五六年，到遵化公安局，孙浩用装满不明液体的注射器威胁赵净军说，不老实交代就整你。在提审过程中，由于脚镣铐的过紧，使赵净军的两个脚腕全部磨破流血。

遵化六一零和国保勾结要给赵净军判刑，两次被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第一次非法开庭在上午九点，可是八点才通知家属，法庭上赵净军不用法庭指定的律师辩护，自己为自己辩护，过程中法庭庭长赵福财阻止了赵净军为自己辩护。无奈之下，我为赵净军聘请了北京张凯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但遵化看守所六一零国保百般刁难，不让阅卷，不让和当事人见面，还威胁律师，跟踪我的一切行踪，在我和律师见面后回家的路上，绑架了我和陪伴我的朋友刘宝霞，又绑架帮助我的同修李海东等七八个人，后来李海东被枉判刑五年，刘保霞被非法劳教二年。赵净军被非法劳教二年，送往唐山——河北省第一劳教所迫害，被强迫劳动，穿一次性卫生筷，完不成任务长期延长时间，最长可达十五六个小时，修炼人与修炼人之间不许说话，并单个做转化，诬蔑诽谤大法。

再次被迫害的生命危险

我被送进洗脑班（遵化拘留所）八个多月，迫害我高血压二百多，经常浑身抽做一团，相当痛苦。国保非法提审我时，我浑身麻木手脚的筋往一起抽，动不了又伸不开，他们不给我治疗，一女恶警骂我说这样的不如死了省心，610的王继国说你不是说有活摘器官吗，明儿就摘了你。

迫害的我生命出现危险才被放回，又敲诈伙食费七千多元，期间我那未成年的两个孩子远离了父母，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艰难生活。

二零一零年夏天，东旧寨镇管政法的张军和东旧寨镇派出所所长突然闯进我家，进屋乱翻乱看，发现我的大法书要给抢走，我不给。张军就报告遵化国保，遵化国保韩桂林、孙浩等人强行抄家，抢走我两台电脑、DVD、MP3、大法书等许多私人物品，在许多乡邻的劝说下才没把我绑架，但威胁说，第二天让赵净军到国保大队去一趟。为了远离骚扰，过个安定生活，我们离开了家乡。

被非法劳教 生命垂危

二零一二年，我夫妻在遵化市租房住，一边打工一边陪我两个孩子上学，六月九日清晨，遵化国保大队王坤元一伙突然闯进我家，我丈夫走脱，他们当着我七岁的小儿子的面，强行抄家，几个恶警扯着我的头发抬着我强行塞进警车，孩子从吓得哇哇大哭到不知道哭了，吓呆了，抢走了我两台电脑、现金三百元及一些私人物品，并扬言我小儿子若无人管，就拿抄走的钱送孩子去养老院。多亏我姐姐知道消息后把孩子从公安局接走。

后来国保大队威胁房东，赶我的大儿子搬迁，在房屋租期还差三四个月的情况下，被迫搬家，上千元的房租未退。我们被绑架，小儿子的学校遵化第五实验小学老师知道后，老师把孩子叫到办公室，威胁说，如果你炼法轮功，就把你开除，小儿子赵宇新由于转学，交了二千四百元转学费，我们被绑架后，孩子被迫回家上学，转学费学校不给退。遵化国保对我强行采血、按手印、体检，在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情况下非法送进看守所，非法采血，做奴工。

被非法关押十八天时，我被迫害的出现严重心脏病，被戴上脚镣叫120车送遵化医院抢救，只输了一瓶盐水。之后非法劳教我一年。

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恶警把我隔离，四五个包夹寸步不离，不许睡觉，不许和别人说话，管 教郝明指使包夹偷着往我的饭里下药，使我浑身虚脱的走路都困难，腹胀出气费劲，解不出大便，费很大的劲才排出象老鼠粪一样的大便。后来一个同修偷着告诉我饭里有药，我才发现粥里飘着黄色药面， 五个普通劳教人员受管教指使，扯着我的头发，扳着胳膊，抠着嘴，捏着鼻子强行灌药，强迫抽血，强迫奴工，我就坚决不配合。把我迫害的生命垂危时才通知家属接回，所谓的“保外就医”。

持续的骚扰

回家后直至今日，镇六一零的张军和派出所又多次骚扰我们。

2015年7月13日上午9点多，东旧寨镇派出所五名警察非法抄家。一张姓警察拿出所谓“搜查证”让我签字，我拒签，并正告：我已把控告江泽民的诉状递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你们不要再做替罪羊，你们的行为是在违法，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说这是“公务”，一名警察从进屋就开始非法录像。警察要强行非法搜查，无奈之下，我要大队干部在场做证，拒绝他们的非法行为，我光着双脚驻着双拐走到治保主任家，控告警察的违法行为。警察要治保跟着搜查，我说，搜查可以，但必须有我家人给你们录像，作为我以后控告你们非法抄家的证据。在我的强硬抵制下，警察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