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间，太守远远就看见府吏的家中有光亮闪烁，寻迹象查看，并不是火光，感到很诧异。第二天早上，太守问府吏昨夜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府吏说：“我家生了一个儿子。”太守联想到昨夜的光亮，就说：“这一定是个贵子，待满月后，抱来让我看看。”孩子满月后，府吏抱他到太守家堂屋里去，太守一看又惊奇又羡慕，对他父亲说：“尔子上应天象，必非尘凡之器，他日必为朝廷大瑞，与国家增光者也！”

府吏家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商辂，自幼天资聪慧，才思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后来中乡试第一（解元）、礼部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连中三元，正如《明史》所述“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明朝三百年，科名第一人”。商辂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人称“三元宰相”，他的父母也都受了诰命，人们都说这是其父当年为民洗冤，累积阴德之报。

下面再说商辂秉承父志，心系于民，正义敢言，为国家增光。明宪宗时，商辂根据当时多地区出现的水灾，提出了首先要修德消除灾祸的八件事，即《修德弭灾疏》：学习圣贤之道；允许众臣直言进谏；分别派遣刑部使者审查囚犯案卷，纠正冤假错案；停止不急需的修建项目；减省多余官员；设置义仓；尊崇先圣名号；广泛制定士法。宪宗赞许并予以采纳。商辂还上了《政务疏》，强调君王要纳谏言，“伏望自今以后，凡遇建言之人，乞赐优容所言，可用即可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

仁寿太后家管田庄的内吏与百姓争夺田地，侵占民间地产，众民与内吏发生争执。太后大怒，宪宗想把百姓迁徙到塞外，“欲尽徙苏民之边者，计八十余家”。廷议中商辂正色道：“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吏侵占民地，未有平民百姓敢侵占官地者。”一语甫出，震惊四座，阁议不能通过，宪宗不得不收回成命，商辂替百姓说话，使众民得以安宁而免徙边庭。宪宗想在宫殿的北面修建一阁楼；工部请采木修筑乾清门，商辂皆极力谏阻取消。当时有开封、凤阳诸府流民流徙济宁、临清一带，均被有关官员驱逐，商辂于是招集他们开垦京城附近的闲置田地，发放粮种，使百姓有了归宿。

商辂在任内的一大功绩是力谏撤销特务组织“西厂”，为民除害。宦官汪直掌管西厂，横恣胡为，越过刑部、都察院任意抓人杀人，制造冤狱，官民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商辂率领同僚毅然上了著名的《请罢西厂疏》，奏说汪直和西厂是国家一大危害，主张撤掉，并分条列出汪直的十一条罪状，宪宗看了大怒说：“朕用一内臣，怎么就危害天下了？”商辂严肃地说：“陛下听信汪直，而他安插耳目在群臣中，如韦瑛、王英等这类小人。他们假传圣旨或都称自奉密旨，滥杀无辜，作威作福，欺虐善良，有时一天擅拿十几人，如此国法安在？害得士大夫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旅行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此辈不罢免，天下怎么会无危险呢？”这时大臣万安、刘翊、刘吉等也站出来参劾汪直，商辂向他们道谢说：“诸公都为国家这样做，我又有什么担心的呢？”在商辂等人的力谏下，宪宗下令罢免汪直，废除西厂，朝野肃清，人心大快。商辂的《请罢西厂疏》也成为历代相传的不朽之作。

商辂秉公执法，屡次平反冤案，极力营救受奸佞诬陷的正直官员及无辜百姓，伸张正义。他不计较个人官职升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凡所做的事，都是有益于国家、生民之事。《明史》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

商辂在《咏梅》诗中写道：“玉骨冰肌不染尘，雪霜深处倍精神。莫言岁晚无生意，南北枝头总是春。”这也正是他是非分明、不趋炎附势，持操守正的写照。他的同事去看望他时，看见他子孙众多且贤德，不禁感叹道：“与公同事历年，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宜天之报公厚。”商辂也深有感触地说：“正不敢使朝廷妄杀一人耳。”

商家善报不断，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多数科举及第。商辂之子商良臣任翰林侍讲，商良辅任礼部少卿；其孙商汝颐官至吏部司务；其曾孙商承学官至监察御史；其七世孙商周祚官至吏部尚书，可谓富贵荣显。人们说这是商家累积善行，上天给以其子孙贤达的福报，这也是古语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一个范例。人在做，天在看，无论在任何时候，为人为官须心存天理，明晓因果，懂得“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的道理，仁爱他人，维护正义和善良才是人明智的选择，才会有好的际遇和未来，也会使其后人蒙福受益。

（资料来源《太上感应篇汇编》《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