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三十六岁的李学贻于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控告元凶江泽民。以下是李学贻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部分事实：

高中期间被殴打失聪　　大学期间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临夏中学上高三的我被临夏市公安局警察从家中绑架到临夏市公安局五楼非法拘禁。第三天，临夏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王万平把我从门里叫出去，狠狠扇了一记耳光，导致我耳朵听力严重下降头昏，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因用力过猛，打人的警察差点从五楼楼梯口摔下去。我被释放后回到学校，遭到临夏县政保股及南塬乡政府王会中的骚扰，他们对学校施加压力将我开除出校，后经过正义人士的帮助才回校读书。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在西安上大学，在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迫害下放弃学业，流离失所在外。六月十日，我回家途中被恶人跟踪，经过永靖县柏林子洞时被等候多时的永靖县政保股李广西、南继红为首的不法人员绑架。我被劫持到永靖县看守所遭到非人折磨（暴晒、操练、劳动等），最后被非法劳教一年所外执行。

再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我被西安雁塔邓家坡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雁塔国保大队阎楣明指使邓家坡派出所警察对我进行残酷折磨：三九寒天夜里扒光衣服，身上浇冷水，用木棍在身上毒打，恐吓。在雁塔看守所非法拘禁期间，我被强迫劳动，劳动任务繁重，被剥夺睡觉时间，生活条件极差，这样折磨了四十五天。

酷刑演示：毒打

最后我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宝鸡市枣子河劳教所二大队劳教一年。在那里，在警察杨建斌、杨亚龙的安排、授意下，我遭受“熬鹰”的酷刑：关小号，一天二十四小时坐在小凳上，不让睡觉，两眼直视前方，抬头挺胸不准低头，还有三个吸毒犯包夹，他们可以任意打骂。我遭受此酷刑长达五十天左右。出来后我多次找警察阎楣明要回我的东西，他都以找不到为由搪塞或直接躲开，直到现在还没有归还。

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在西安郅辉房地产盛龙广场项目部担任工程师期间，被临夏州公安局警察从方新小学绑架后，劫持到西铁看守所。前后五天，他们多次到我住的地方非法搜查及询问房东，还到项目部多次询问我的有关情况。然后将我劫持到临夏县看守所非法拘禁，半年后，临夏县法院、临夏州中级法院枉法裁定有期徒刑四年。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我被劫持到天水监狱。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我因替法轮功学员张植杰伸张正义，六大队大队长董兆吉、刘江涛为首的不法狱警对我使用催泪瓦斯，七个恶徒轮流用电棍电我，大约从早晨七点半至中午十二点，我两肩膀被电击出血，直到现在被电焦的部位还留有痕迹。酷刑过后，我被所谓关禁闭，当时是寒冷的冬季，身上仅穿一套囚绒裤、光脚穿拖鞋，戴脚镣手铐，睡的铺盖破烂肮脏、无法形容，铺在水泥地面上，而且只有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才有，跟睡在水泥地上没啥区别，寒冷异常，铺盖其余时间收走，一日小三盒稀玉米粥。非法关禁闭长达整十九天。

父亲、姐姐多次被关押　妹妹被迫辍学

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到现在，我家庭遭受了江氏集团的种种迫害，年迈的父亲李建魁多次被非法拘禁、劳教、判刑，临夏公安局曾向中国核工业部西北地质局212大队施压，无理停发父亲退休（因公受伤）养老金。本来上有老下有小，儿女们上学，原来经济上并不宽裕，这样一来给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母亲张万兰多次遭到恐吓、威胁、勒索。

二零零六年，我家三口人都被非法判刑、劳教，在不同的地方被非法拘禁，家里只有母亲和八岁的妹妹，还时常遭到警察的骚扰，村上因受到江氏集团造谣污蔑法轮功的蛊惑，把我们一家给予除户。

我二姐李永兰被非法拘留两次，被绑架洗脑班半年，非法劳教一年。

妹妹李萌炳从小品学兼优，在班里始终担任班长等职，经常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二零一二年六月份被临夏县公安局绑架到积石山县看守所非法拘禁四十天左右，那年妹妹才十五岁，被绑架后她所在土桥中学将她开除，转到积石山县中学后，临夏县公安局局长汪建林开着警车到该校骚扰。并向校方施加压力，最后妹妹被迫辍学，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只得被迫走上了艰辛的打工之路。

以上所述，我所写的这些只不过是江氏集团对自己及家庭部分迫害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