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是七二零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一直没放弃过大法修炼，可从来没有在人的表面空间跟中共邪党发生过任何正面交锋，也就误以为邪党根本不会注意到我，所以一直用固定电话和手机跟本地同修联系，也跟外地同修联系，把手机当成必不可少的联络工具，好几年来的确也没有发生异常迹象。故此，对保持理智正念的同修的再三奉劝一直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误认为同修们是在怕心驱使下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因为我承担着本地区的协调重任，我的这种不正确状态影响了周围不少同修也认识模糊，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

直到二零零九年夏天的一天，我所在乡邪党政法书记带着俩个陌生人来找我，政法书记和我的关系仅仅是相互认识，他说是带着他的老同学来跟我聊天，引起我的警觉，我一边与他寒暄、周旋，心里发着正念。他的两个所谓老同学却极不老实的在屋里屋外张望。政法书记故作随便的问了我的子女们的一些近况就走了。下午就有村支书和治保主任来告诉我，要我在“十一”期间不要去北京。并且有内部知情人透露给我信息说：“上午来找你的是国安人员，你和你儿子都被当成法轮功的重要人物。”

我一时有点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说我吧，我一直是以能成为一个大法弟子而引以为荣的，可能真的是“小有名气”，而我儿子当时尚处于带修不修的状态，怎么会把他也列入邪恶的黑名单？猛然想起，我所使用的手机卡是用我儿子的身份证办理的。很显然，是我的电话和手机都被他们监控了！这是唯一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一直在这方面执迷不悟，不得不用重锤来敲醒我。自此之后，我才在手机安全这一方面保持了相对清晰的认识，最起码在这一方面没有再走弯路，没有因此而给大法和同修带来损失。深深的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

沉痛的教训发人深省

在新年来临期间，我所在周边市县发生了一系列大法弟子被抄家、绑架事件，其中最主要的当事同修就是始终认为自己正念强，把在真名实姓诉江状上标注过的手机说成是“法器”，无论在任何证实法和大法协调工作以及不同规模范围的交流场合，都随身携带、随时拨打通话。邪恶就是以此为线索，在表面诱因发生后，顺藤摸瓜，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在方圆二百多公里的大范围内非法搜查、绑架、抄家。涉及五个市县的大法弟子协调人及骨干同修；十五个同修被绑架，其中大部份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同修至今流离失所；十多个资料点被破坏；大量的现金、设备、耗材被洗劫一空，直接经济损失据不完全估计将近十万元之多。特别是所涉及范围内的很大一部份同修都在此种表象带动下人心浮动，影响了讲真相救众生，在世人中也造成了相当不良的负面影响。

在师父用最大的承受为我们和众生延续来的时日里，救度众生的最关键时刻，由于执着自我的一己私念而给大法资源、同修安全和救度众生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怎么能不引以为鉴呢？！

师父的慈悲点悟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感悟到师父在接二连三的点化让我把这些前车之鉴和心得体会写出来跟大家在法上交流。

比如：我们鉴于在“诉江”后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迫害情势下，地区局部整体上怕心浮到表面，导致邪恶迫害的假相更加频繁、加剧；在此假相下，又出现了消沉、涣散、甚至几近停滞和瘫痪状态。我们周边几个市县的协调人都心急如焚。在师父的看护下，在我们尽可能周密的具体安排下，顺利的召开了法会。可是就在大家离去刚刚三个多小时，就有消息透露给我们说，邪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活动。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就立即给相关同修写了一封“紧急交流”信通过站内信箱发了出去。

同时，就在我构思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儿子从“同学聚会”处回来跟我谈了一个相关信息：儿子的老同学在地级市的“截访办公室”工作，他谈到在邪党地级市的“国安特务”组织内就豢养着一批整天专门研究电话、手机的监控技术和实施的专业人员。一旦被列入他们的监控对象，他们会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加以分析判断，分门别类的施以各种不同类型的监控手段，如：通话监控、跟踪定位、窃听录音等等，甚至连被监控者的职业、工作情况、家庭生活、衣食住行、性格爱好、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包括在哪一个银行有多少存款都掌握的清清楚楚。那些人神神秘秘，不光监控他们认为的所谓“社会不安定因素”，就连他们自己内部相关系统的人，包括他们这些“截访工作人员”也在监控之列。

听到此信息，我想到，此刻我能获悉这种信息绝非偶然，一定是有用的素材，可以用来告诉大家保持清醒、警觉；保持真正的理智和正念。

先交流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