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促使我们深深的反思，都为曾认为他已经不可救药、谁都不愿再与他讲真相而感到遗憾和惋惜。一个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大法弟子都能努力的去救他，那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和胸怀呀！所以不厌弃的接近原来的参与迫害者，抓紧时间解救他们，就成了我们讲真相的一个新起点。

我与妻子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老实厚道人，我在干部岗位两袖清风，她在生产一线勤勤恳恳，纯朴善良，远近称道。可一九九九年邪恶的迫害犹如黑云压城，我们也被直接卷入其中，一下子由被人称道的好人，变成了众人仇视的“眼中钉”，出门就被跟踪监控，上班就面临着逼迫打压。二零零零年四月，单位参与迫害要强行让我妻子去洗脑班，我听说后找到单位六一零头目（此人曾是多年的老邻居），说明我在沈阳的老母亲身患结肠癌，正面临大手术，我已准备好与妻子前去照料一下老人，所以与他商量能否以照顾病人为重不去洗脑班。谁知六一零头目无情拒绝，第二天硬是在工作岗位上像对待罪犯一样拖拽走了我的妻子，那种心痛，那种众目睽睽之下的人格侮辱，曾使我多年不再与其交往。

在受迫害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自己一见到迫害者就有一种抵触和厌恶的感觉，从心里不愿和他们交往和沟通，甚至还时常闪现希望他们快点遭报的不好念头。通过不断学法提高，自己终于发现怨恨的根是情，来源于为私为我，只有舍弃自我，胸怀救度众生，才能走出迫害造成的阴影，真正化解仇恨的冰山。于是就有了我的一次次突破和升华。

师父说：“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1]表面上朋友参与了迫害而实质上他是更可怜的受害者，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能原谅他，那谁去救他，他还能有未来吗？自己受到迫害就忘记了修炼者的慈悲，那还是大法弟子了吗？经过反复思考，自己终于从法中升华上来，向朋友伸出了回应之手。

师父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2]“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1]从师父的法中我领悟到大法弟子不光是要完全化解迫害中形成的怨恨，更要通过讲真相把被谎言毒害的人解救出来，使他们能有弥补过去、走向未来的机会，那才是大法弟子更高的升华。

单位六一零女头目曾是对我们迫害最卖力的一个，曾站在我的家门口指挥绑架我妻子去洗脑班，还积极策划迫害了更多的同修。对这个与我同部门共事多年的领导，迫害后我就一直把她当成助纣为虐的帮凶，不与她有任何往来。后来通过不断学习师父的讲法，自己固守的旧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觉得自己的慈悲太不够了。除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外，能救的我们都应该去救，不记仇恨，不落下一个可救度的世人，我从改变自己做起，仍像老朋友、老同事那样去接近她，把真相讲给她。在五年前的大年假期，我主动登门拜年，她与丈夫开门后惊讶不已，万万没想到我这个“稀客”能来到访，匆忙中她满含愧疚的盛情款待，从此以后就同迫害前一样见面就打招呼、笑谈，我与同修趁热打铁，深入的向她讲真相，劝三退，使她不仅退出了中共邪党，而且对错误参与迫害也有了认识。

原来在单位的一个部下，迫害前和自己关系很溶洽。可迫害开始后，自己陷于被迫害之中，他认为有机可乘，公开表示要接替我尚未解职的领导岗位，而且还积极参与迫害表现自己，在报刊上写诬陷大法的文章，当我被免职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可他年轻的妻子却遭报离开了人世，他后来也由北方去了南方。对于这个落井下石、难中取利的同事，我没有丝毫的耿耿于怀，而是牵挂他的未来，关心他是否已经做了三退。几年前他偶然一次机会从南方来北方原单位探望女儿，我得知后抓住这个机会，自己掏腰包宴请他，还特意给他买了一瓶白酒。餐桌上我与他推心置腹的讲真相，劝他三退，使他很受感动，离开时依依惜别。

我和同修们就这样慈悲的对待参与迫害者，使他们从内心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真诚和温暖，许多以前的迫害骨干都明白了真相，做出了三退，不再参与迫害。在大法弟子诉江大潮中，我和家人都投入了诉江，在控告书中我对除江泽民首恶外，其他的参与迫害者没有起诉，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真诚的想给他们弥补挽救的机会，也期望他们能有新的未来。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