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旺控告说：“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与妻子被送到保定劳教所，我被非法关押到一大队。在那里，在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越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等及狱医杜宝川的授意及亲自参与下，我被迫害得险些丧命，经历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摧残性野蛮灌食、皮带抽脸、竹板打嘴、打掉门牙、全身遭电棍电击、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结核、杀绳、绑‘死人床’等酷刑。”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十一月十四日，所谓的‘专案组’不顾我带着劳教所留给的伤痛，不顾我的左腿和脊椎的病变仍然没有痊愈，对我施加酷刑：保定公安在保定看守所内图书室对我进行了七天七夜的刑讯逼供。当时我已经绝食二个多月，他们把我固定在提审椅子上，采用电棍电、强光手电照眼睛、用木棍捅、熬夜不让睡觉等手段刑讯逼供。”

“我于二零零六年六月被关押到冀东监狱一支队开始，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内，为我设置‘狱中之狱’，狱警郑亚军纵容和指使监护（专门监视我的刑事犯）刘建立等人对我采取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体罚、虐待、殴打行为，他们以殴打、折磨我为乐趣，蒙上我的眼睛对我群殴，致使造成我休克达三次。”

下面是刘永旺陈述的控告事实：

一、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及修炼受益情况

我叫刘永旺，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由于上学时刻苦好学，成绩一直优秀，一九九零年从我们教育落后的贫困县考上天津大学。一九九四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后顺利落户北京，在首钢上班。可以说我的求学历程及落户北京是比较顺利的。我从小就爱思考，有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亲眼目睹许多稀奇古怪的、超常的事情，一颗探索事物真相的心使我不断前進。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两个志向一直伴随着我。

第一个志向：我立志寻找一个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

从小我就发现现在的科学其实还不够科学，因为它有两面性，会带来副作用，并且可以被利用来干坏事。就以科学界最高奖创始人诺贝尔为例。诺贝尔研制了硝酸甘油炸药 ，炸药既可以被用来开山修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武器杀人。那么，有没有只能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科学呢？我一直在找寻答案。

上大学期间，为了找寻答案，解开一些我亲见的人体之谜，我接触并实际体验了某气功。这是比较新奇的一个领域，这个气功中是鼓励习练者给别人用气功治病的，并且说给别人治病对自己有好处。一九九四年我大学毕业从天津来到北京，更努力的去实践了那个气功，却发现自己每次给人“治病”后身体都会难受，甚至骨头里都疼，而且，我发现这个气功里的人越往后越是为了钱。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我要去寻找真正我想要的。

我修炼的最初原因是我发现法轮大法很科学。在离我单位较近的公园里，每天早上都有人炼法轮功，这样我很容易就得到一本法轮功的书籍《中国法轮功》，我开始认真的看起来，当时发现法轮功与其它气功相比，除了教功不收费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承诺炼功就好病。那么怎么才能好病呢？答案是去做一个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好病。如果只练动作不提高心性，不提高道德水平，那还不如做体操呢。我悄悄调查了几个炼法轮功的学员，从他们亲身实践中知道，法轮功有很好的祛病健身效果。我开始思考：①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说明其有科学性；②不提高道德水平不会从中受益，说明对坏人没好处；③从中得到好处的人（身体健康了），因为你的道德水平提高上来了，你肯定不会再去做坏事了。哦，真是！这不就是我寻找的“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吗？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第二个志向：我立志寻找一个衡量好坏人的永恒不变的标准。我想做好人，可现在社会上的是非观念让我难以把握，比如：你做领导不收礼别人可能会说你“装”；你求人办事不送礼别人可能会说你“不懂事”等等。我不得不思考如何做个好人。这些都是不同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定义的、人为的、带有私念的、并且常常在不断变化的标准。那么有没有超越人类私念、适合全人类的标准呢？我去问我们大学里的博士生导师，去问社会上的乞丐，问庙里的和尚……他们给出的答案我都不满意。我一直在找寻答案……

法轮功的书中有句话：“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心头一震：“这个答案真大气!”于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深入去实践。我越修炼我越觉得法轮大法是超常科学。我学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在工作与生活中逐渐看淡名与利，做事尽量为别人着想。我在北京某外企和私企担任技术部经理、总工程师等职时，经常无偿把自己翻译的资料拿给同事看、把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手下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教同事学习使用绘图软件，出差报销从不多报，等等，我的付出及表现赢得老板的信任，我的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

二、迫害发生后，八年冤狱，三年劳教，几经生死，失去人身自由共三千九百六十三天

（一）第一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电视媒体每天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我觉得作为法轮功的实践者，我有责任向政府澄清事实，于是我和家人一起到中办、国务院人民接访室（北京市永定门西街甲一号）上访，按程序填了表，要求停止对法轮功迫害，然而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八天后才放出。

（二）第二次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以此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一天。

（三）第三次被绑架，遭中共胁迫，公司被迫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当时我供职北京某外资企业任技术部经理，正在上海某工厂负责安装调试。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从上海绑架，先后关押在上海徐汇区看守所、北京七处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三天后放出。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强令公司将我开除。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公司直接通知我办理了离职手续。

（四）第四次绑架并劳教三年，期间曾绝食一百零八天抗议迫害

我为了谋生辗转到了上海，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被上海松江公安分局非法抄家并绑架我全家，抄走我五千元现金及大法书籍等物品。在松江看守所关押一个月之后，被转移至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在此期间，因抵制非法关押一直绝食，体重由一百五十斤降至八十多斤，全身皮包骨，说话已经变声，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即使这样还被保定市公安被非法劳教三年。一进劳教所检查身体，劳教所不要，公安局拿钱送收买劳教所，劳教所才收人。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与妻子被送到保定劳教所，我被非法关押到一大队。在那里，在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越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及狱医杜宝川的授意及亲自参与下，我被迫害得险些丧命，经历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摧残性野蛮灌食、皮带抽脸、竹板打嘴、打掉门牙、全身遭电棍电击、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结核、杀绳、绑“死人床”等酷刑。

1.摧残性的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我被两个人架到位于楼道中间正对大门的队长办公室，到了里边，发现有好几个人，有卫生院的庄院长及恶医杜宝川、大队长李大勇、值班犯人：陈文广、王顺伟、赵立新、冉肖。房子中间放一把椅子，在恶医杜宝川的指挥下，我被按在椅子上，有人按头，有人按住双臂，恶警杜宝川一边指挥一边不停的骂“××，让你绝食给我找麻烦，我让你×××绝食。”这样骂声不绝于耳，固定后有人用一个类似钢勺的东西把我的牙撬开（出了血），用开口钳将我的嘴支的大到极限（上腭出血）后将舌头用什么东西固定住，没有任何活动余地。恶医命王顺伟灌食，王说“没灌过”，就被恶医骂道：“××，一勺勺往里灌也不会。”此时杜宝川下令抱头的人捏住我的鼻子，我只能用嘴出气，我正喘气，一勺东西直灌進嗓子眼里，只顾喘气的我没有反应就呛了進去，那种感觉如同被按在水里呛了一口水，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我屏住呼吸不大一会儿，又灌進去了一口，我拼命挣扎，却被他们按在椅子上动也不能动，我有一种被宰杀的恐惧。之后知道灌的是奶粉加盐，事实上，这些牛奶盐水有相当一部分灌進了肺里。灌食之后，我全身疼痛，尤其胸部。

2.休克、大小便失禁、迫害致吐血、高烧四十三度

我被架回到禁闭室，胸部异常疼痛，并且喘气不止，呼吸急促、浑身发烧、心跳加速到一百二十次/分，只能躺在床板上，一旦头抬起来，呼吸几乎喘不过气来，同时胸部疼痛。晚上五、六点钟，一阵痛一阵冷，想大便，我靠着床边下去，刚一下去，胸部一阵难忍疼痛，眼前一黑就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醒过来，我躺在床上，屋里有不少人，没有人告诉我昏死过去多长时间，只告诉我说，大小便失禁，还指给我被子上已经擦过的大便痕迹，这时呼吸急促、心跳疼痛一直在延续。

到一月二日晚上，天刚黑我躺着躺着吐出来一口鲜血，鼻子里也开始流血，一口一口的吐了一地，用电话叫来了卫生院的医生，检查了地上的血，说这不是胃血，叫人用拖布擦了，未做任何处理，值班陈文广发现我的两眼通红，叫卫生院的医生来测体温，不久送到保定二五二医院急救室，输了五瓶液。第二天早上，带回劳教所。

从此我躺在床上只能平躺，头部稍抬高或侧过身即急喘不止，胸部剧痛并吐血，一直到一个月后才好转。从一月三日晚在禁闭室开始输液，体温一直持续四十二度、四十三度，几天后体温降到四十一度以下时，看管我的人都说“可降下来了”。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迷迷糊糊经常似睡非睡。

3.染上肺结核仍不被释放，左腿致残照样不放

在我吐血前后一段时间里，禁闭室外间隔离着一个肺结核晚期的东北人叫张万新，不久前刚从保定劳教所放出。而我关在禁闭室里间，中间没有隔离措施，不久劳教所带我去南市区医院检查拍×片子，回来后第二天，卫生院庄院长告诉我换药，其中有“异咽胼”（这种药是专治肺结核的），并亲口告诉我以前的药停了，现在的药是专治你的病的。大年三十晚上叫我到值班室看电视，有个队长不让我靠沙发，怕传染上他，特意叫值班人员给我搬了一个椅子。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得了肺结核，也没有给我的家属说过。而劳教条例中明确写着“传染病患者不收容”。可他们视国家法律如粪土。

从一月三日起，我一直平躺在床板上，等高烧稍退时，我发现左腿知觉异常，虽然摸上去知道有感觉，但却不知道疼，并且不受大脑支配了，而右腿跟高烧前没什么差异并很快恢复。到九月份去南市区医院检查，医生只告诉“神经损伤”。

4.强制转化：酷刑杀绳杀進肉里，落下永久性伤疤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早上，恶警命令四个入所班的新学员把我架到东边一间刑室之后，刘越胜（指导员）与李大勇拿来警绳，拎着我的前胸问：“你说你转化不转化。”我说：“你们要打人是犯法。”他们便动手给我上绳，给我上绳的还有恶警刘庆勇。他们先给我脱的只剩一件秋衣，然后把警绳挂在脖子上，从腋下往后去，绕胳膊几圈到手腕系死，之后把左右胳膊在背后相交，两个手腕绑在一起，使劲从背后往上提绳，也就是把两个手腕往上提。

第一次杀绳，恶警刘越胜按住我的头，另两人在背后绑，因杀绳时间过长，双臂会致残，故过一段时间还要松开活动，疏通双臂，第一天共杀绳三次。第二天，杀绳时，他们用酒瓶往腋下塞，为了使绳子勒的更紧，他们还用木棍绞绳子，这样连秋衣一块杀進肉里，两肩处分别留下了几厘米长的疤痕（至今还有）。

5.皮带抽脸、竹板打嘴、电棍电至全身

杀绳一切就绪后，开始拷打行凶，手段极其凶残，恶警李大勇抡圆了皮带抽打我的脸，抽打身上、背部，然后就用警绳折叠到一尺来长抡圆了抽打我的脸，我的嘴里马上充满被牙齿硌出的血，致我的一颗门牙松动,后来变黑脱落。我开始喊“打人犯法”、“法轮大法好”、“修炼无罪”，这时小队长刘亮也上来助打，用竹板打脸、打嘴、打鼻子，打得鼻子出血。打了一阵后停下，松开绑绳，又把我双手反绑在椅子上，李大勇拿起电棍电我全身，并电那只被他下令迫害最终致残的左腿、心脏、头顶及嘴，把我的嘴电得肿得老高，嘴角流血，直到电棍没电。

6.绑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背部硌出血

酷刑演示：死人床（呈“大”字型绑在抻床上）

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起，他们对我连续拷打了两天，杀了五次绳之后，将我绑在床上二十一天，手脚成“大”字形，把两手两脚紧紧绑在床的四角，丝毫不能动，身下只铺一层褥子，我的背部、臀部被硌成紫黑色，后来成疮、皮破，手摸上去全是血，鲜血淋漓。这种酷刑由于血液循环不流通，会导致人肌肉萎缩，而我现在的双脚依然与正常人不一样，一直疼痛麻木。

7.从他们的表露中可看出他们是明知故犯

“你有种你别吃饭，你绝食呀。”在易县法轮功修炼者冯国光（生前为易县一个镇的副镇长）被灌死之后，李大勇曾两次这样对我讲，那意思是不服我把你也灌死。

“你告我呀，没用，你没证据。”在拷打行凶后，我质问他们这种行为犯法时，李大勇这样对我说。他们不让人看见，擦干血迹，掩盖证据。

在我被绑在床上，指问李大勇这一切行为都犯法，他居然厚颜无耻的这样给我讲：“进入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得我说了算！”

从我的经历可以揭示了保定劳教所对大法弟子所谓“春风化雨般关怀”的实质，当时保定劳教所转化率很高，大部分是采用酷刑致使人被迫放弃修炼。

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日，他们一看能用的恶招都用完了，仍没使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这样就将我与唐山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对一的互换，我被换到了唐山劳教所非法关押。二零零四年六月，由于我左腿神经坏死，脊椎部位也出现病变，后去唐山工人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这是罕见疾病，即使治疗也没什么好办法，唐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给我做了保外就医。（附保外就医释放证明书）

（五）第五次被绑架，判八年重刑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在北京工作单位被北京国安局绑架，借口是我利用电视插播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后被劫持到河北安全厅看守所（石家庄）和保定市看守所，二零零六年的五月十一日中共保定新市区法院抛开法律，枉法对我作出有期徒刑八年的非法判决。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把我劫持到唐山的冀东监狱关押迫害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期间曾绝食六百五十二天抗议迫害。

在保定看守所，对我刑讯逼供，熬夜不让睡觉达七天七夜。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十一月十四日，所谓的“专案组”不顾我带着劳教所留给的伤痛，不顾我的左腿和脊椎的病变仍然没有痊愈，对我施加酷刑：保定公安在保定看守所内图书室对我进行了七天七夜的刑讯逼供。当时我已经绝食二个多月，他们把我固定在提审椅子上，采用电棍电、强光手电照眼睛、用木棍捅、熬夜不让睡觉等手段刑讯逼供。参与的人员有：当时任保定国保支队长的吴宪，保定国保队长冯勇，国保警察范勇、孙力，侯瑞伟、刘金滩、解清水、李俊岭、刘海兵、谢国斌。

在冀东监狱：

1、专门为我设置“狱中之狱”打我、侮辱我，使我休克过去三次

我于二零零六年六月被关押到冀东监狱一支队开始，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内，为我设置“狱中之狱”，狱警郑亚军纵容和指使监护（专门监视我的刑事犯）刘建立等人对我采取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体罚、虐待、殴打行为，他们以殴打、折磨我为乐趣，蒙上我的眼睛对我群殴，致使我休克达三次。

第一次是在二零零七年一月，我抗议他们虐待，他们对我野蛮灌食时导致休克。第二次是二零零七年五月在监舍里，监护刘建立和李金成一人拽着我一只胳膊，强行拖着、吊着我往前走，导致我休克。第三次在二零零七年六月在基木中队大厅，我坐在椅子上，监护犯人姜鸿彬和李金成两个人抡起拳头没头没脑的打我，生生的把我打得休克过去。后来有个监护犯人告诉我，当时我被打得休克了不到十分钟。另一个监护犯人高建民说：“他们看你翻白眼了，也就不敢死乞白赖打了。”

他们打我时，为了不让我喊就用臭袜子、脏内裤塞住我的嘴。我在呼救没人理睬的情况下，被一次又一次殴打折磨，殴打休克后，每次醒来，殴打与侮辱都不会停止，甚至变本加厉……

2.犯人强制我小便尿在裤子里、床上、椅子上，八个月时间不让我洗漱，一个月不让用卫生纸

监护公开表示就得象牲口一样的虐待我，骂我“让你走人道你不走，那我们就牲口一样对待你……”有时甚至说我连牲口都不如，说“牲口可以随时拉尿，你不行，说让你尿裤子里就得尿裤子里，让你尿椅子上就得尿椅子上。”高建民和姜鸿彬曾两次强行按着我，逼我尿在床上。有上百次我被他们强制着尿在裤子里、椅子上。

郑亚军还指使他们，在连续八个月的时间里不让我洗漱。由于数月不能洗漱，手上一层皴。夏天只能借出汗干搓，冬天不出汗只能在马桶里面洗。他们还不让我用卫生纸，逼得我没办法，只好脱下自己的袜子，擦完之后洗一下装起来下次再用。这种情况持续一个多月……

3、对我进行恐怖的侮辱戏弄：强制运动、强制“按摩”，活生生把我的肉皮搓下去二块

我在里面身体被残害的极度虚弱，在狱警郑亚军授意下，监护们还强制我“运动”。监护王建国一边用脚踹我一边说：“牲口不走就得用鞭子抽”。二零零七年五月上旬一次在监舍里，我走不动了刘建立和李金成强行把我架起来拖着走，虚弱得我实在承受不住又一次休克过去了，出了一身虚汗。

长时间的绝食，我的双腿已肌肉萎缩，他们以给我“按摩”为幌子来增加我的痛苦，强行用力捻搓我的身体，并趁机对我的身体恶意推拿玩弄，就这样，他们用拳头把我的双脚内外踝骨都砸成了青紫色，有一次他们硬是从我小腿前侧和鼻梁上，分别搓下来一块十公分和一块五公分左右的皮。我找狱警反映时，狱警推脱不管。

4、对我群殴、虐待和令人发指的侮辱，竟然是他们的娱乐活动

因为做监护可以不去车间干活，在监狱里压抑的暴力犯，难得发泄的机会，在对我的摧残上，他们把心中隐藏的压抑很久的丑陋、恶毒与下流都表现出来。姜鸿彬就曾经对我说过：“你就是我们的开心果……”有一次，郑亚军看着监护们按着我，强行给我灌食，他在一旁对那些监护们说：“你们的生活还挺丰富的，上午可以灌食，下午可以‘开心一刻’”。他所说的“开心一刻”，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下午开饭时，这些监护们都会揪着我的头发叫着我的名字谩骂“×××，×你妈”。

后来他们这种“娱乐项目”发展成在我头上罩上一个纸箱子，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他们围成一圈，就像集体打排球一样，对我推来搡去、拳打脚踢，进行群殴。如此以禽兽不如的手段肆意折磨我，给我无边的黑暗与苦难，竟然成了他们这些人枯燥的牢狱生活的一种乐趣。

5、致命歹毒的冻刑

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又加上监狱四面都是盐滩，是浓缩了的海水，为了强制我转化，大冬天他们把监舍窗户打开、让寒冷刺骨的穿堂风直接吹进来，把马桶放到门缝穿堂风的风口上。夜里，监护穿着棉衣棉裤躲在门后，逼我只穿秋衣秋裤站到风口里，小便还必须拿出来露着，一冻就是半个小时。那种被冻的刺痛滋味难以形容，完后钻到被窝里哆嗦半天都缓不过来，麻木疼痛的身体刚要缓过来还没有睡着，他们又开始叫你，又一次的冰冻接着开始了……这种酷刑一直持续了整个冬天。他们是六个人监护，三班倒，一班两个人，轮番折磨我。

三、十六年来江泽民的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身心造成的伤害

1、迫害给我带来的损失是多方面的。仅举两例：

①经济上的损失有几百万之多。迫害前我在北京工作，任某外企技术部经理，记得我那时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的四倍。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或当时和我同一个级别的同事，现在他们的工资大都达到了年薪几十万。我在被迫害十六年来，被关押就达十一年之久，单单工资损失算起来就是几百万。

②个人专业技能上，使我至少落后了十几年。迫害前我在外企工作中使用的都是最先進的设备，掌握的是最新的技术。在被关押迫害这十多年后，二零一三年我从监狱回到家中，在身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很快投入技术性工作，两年过去了，我两年中几乎全身心的学习行业技术，但现在最多也就掌握到中等，要想达到比较先進，恐怕还得需要一段时间，这样算来，迫害使我在专业技能上至少落后了十几年。

2、妻子因为信仰法轮大法，也受到严重迫害

我妻子也信仰法轮大法。在二零零一年和二零一二年分别被非法劳教三年和一年，在“奥运”期间被非法关押在“转化班”一个多月，多年来被多次抄家、绑架到派出所。妻子所在的学校以她炼功为借口，多年来不给她评职称并扣发工资。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尤其是被非法判刑期间，妻子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单单为了看望我，每一次都会被监狱百般刁难、有时在寒冬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几天，有时去几次才让接见。

3、迫害导致我的姥姥去世

我的姥姥生活在北京，妈妈生活在河北老家，妈妈很孝顺，姥姥一直指望妈妈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可是妈妈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妈妈去世前把我们兄妹几个叫到床前，叮嘱我们替妈妈尽孝，给姥姥养老送终。姥姥一直对我们兄妹爱护有加。我一九九四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份左右，姥姥走入大法修炼。自此，姥姥的身体比以前硬朗，脾气也更加豁达，一直到二零零一年，姥姥没有吃过一片药，七十多岁时，还能帮我带小孩。

随着对法轮功迫害升级，在我们被迫回到河北后，姥姥跟我们一起回到河北带孩子，一直坚持学法炼功，身体很好。但后来我们先后被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姥姥不得不回到北京的家，迫害使她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再后来我们一家被绑架，她听说后，精神受到更大打击，恐怖的环境，给老人造成的压力比年轻人更严重，姥姥渐渐变得麻木、痴呆。

姥姥对我的期望最高，希望晚年在我家度过，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却不允许我提供一个安稳的家给她。二零零七年，我在冀东监狱被非法关押时，姥姥带着遗憾离世。得到这个消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

姥姥去世前近二年时间一直是在石家庄我哥哥家住，同为法轮功信仰者的哥哥，一直在悉心照顾着姥姥，直到她去世。姥姥去世后埋在了河北老家，当时在四乡五里引起不小轰动：“这就是学大法的，这么孝顺！”

4、迫害成为间接导致我的父亲家庭离散的主要原因

我的父亲一生勤劳、处事谨慎，是五六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我母亲早逝，在父亲管教有方的情况下，我们兄妹四人三个读了重点大学，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说起来也是典范，后来我们兄妹在父亲及亲朋的帮助下，终于都顺利毕业，先后成家。父亲在母亲死后三年又组建了自己的家，正当我们每个人事业正起步，正要尽自己一份力量回报于父亲时，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

十六年中，父亲有十四年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我的姐姐在二零零零年我们县国保人员为了让她放弃修炼，把她关在铁笼子里，二零零七年又非法劳教；我的哥哥为了躲避破门而入的警察绑架，被逼从楼上跳下小腿骨折，以致昏迷不醒，在他不清醒的情况下，依然被非法关押十一个月之久；我的妹妹在怀孕期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而我的小家，二零零一年我们夫妻被非法劳教期间，二零零五年我非法判刑期间，二零零八年我妻子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我父亲不得不抚养的我的女儿。而每一次的事件都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大冲击，父亲任劳任怨的奔走于儿女之间，我在非法关押期间，父亲每次千里迢迢的探视，狱警往往以各种理由刁难，父亲总是把苦吞咽下去，精神上的承受可想而知。而继母身体一直不好，父亲为儿女奔波，生活有时顾及不到她。在经济上，退休后一个月一千多元，在加上看望孩子们的路费及消耗，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致使在经济上他们也经常发生矛盾，这些都是导致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

5．迫害给我女儿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

在十几年的迫害中，我的女儿饱经磨难，在泪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及少年，二周岁时、九岁、十一岁、十二岁目睹母亲一次次被绑架以及警察的恐吓与利诱，在九岁时，警察为了给我的妻子罗列证据，居然问我的女儿电脑密码。在十二岁时，警察在绑架我的妻子时，也同时把她带走一天，之后由于家里没有人监管她，警察就在我的家里过夜，这对一个处于青春成长期的女孩来说，她要承受周围人怎样的白眼与不解。以下是孩子的自述：

“二零零八年七月，在‘奥运’的名义下，母亲被绑架了。母亲第一次被绑架是在二零零一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而这次记忆尤其深刻，几个画面让我揪心不已。母亲站在床上，两个穿警服的男人把她往下拖，凉席几乎掉下半张来。然后竟有一个警察把我怀孕八个月的表姐搡倒在地，原因是她挡在卧室门口，而母亲在里面想换掉裙子。警察让她直接套上裤子，别那么麻烦。然后大开家门，三四个警察如流氓一般把母亲四脚朝天的抬出家门。

我对着满屋警察，包括反剪着我双手的警察哭喊道：‘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爸爸，现在还要绑架我妈妈，你们让我怎么活啊，你们没有孩子和家人吗？……’可我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母亲被拖到四楼、带下三楼、二楼……扔到单元门口。整栋楼的邻居都惊动了，母亲的好他们是有目共睹的，从不与人争执，邻里关系融洽。在楼下，母亲坐在地上呼喊，我只能站在一旁哭的撕心裂肺，另一个表姐拉着我不让我近前，无能为力的我看着母亲被塞進车里，车门重重关上，写着‘公正’二字的警车呼啸而去……

最孤独的一年，是母亲二零一二年被抓之后。时间大概是早上五六点钟吧。闯入后，他们再一次抄了已被抄过两次的家，这次犹如抢劫，应该说每次都是，只不过这次更明目张胆罢了，抢走了电脑、打印机、手机、书籍光盘、数码相机、网卡、还有我喜欢的四大名著的光盘等，真是洗劫！他们那点良知哪里去了！我似乎对这种程度的精神打击已经麻木了。”

幼小的女儿承受了本不该她那个年龄承受的压力，在担惊受怕中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从冤狱中回到家中时，看到女儿脸上很少有笑容，没有父亲的呵护，她不得不外表表现得刚强。

我的妻子是大学老师，我是电气工程师，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的女儿应该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里，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可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把这些美好全都扼杀了。